（十一）
日子实在难的过不去的时候亲戚朋友的帮助就是过河的船，少不了，少了你就过不去，那时候的一援手一提携可能就终生改变了你的命运。
我母亲到天津来了以后我们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大大小小四口老住在表哥家不行，因为他的房子很小，临时在天津找房子没有那么方便，这时候我们就到了天津西郊韩家墅。韩家墅有我个姨姥娘就是我母亲的一个表姨。他们家是解放初逃难到天津来的，狗哥给他们捎了信，姨老娘知道我们来了就把我们接过来，帮我们买了一个小房子这样我们就在天津安了家。
当时韩家墅归北仓公社管，实际也是农村，但是吃商品粮，好像算菜农。这时候我们家就有粮食供应了，大人每人每月28斤，基本生活可以保证了。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就恰恰历史长河的这一段，市民的身份特别特别重要。有了这个变化，粮食有了保证可以保证你不至于饿死。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哪？至于后来的工作啊升学啊还在其次，当时谁知道那么多!
我们家的房子很小，是间北屋，但是毕竟有了容身之所。对于我母亲来说这个小屋的意义尤其巨大，没有公公婆婆在身边，她可以自己说了算可以自己当家，总之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能够自由、能够自己支配生活无论对于穷人富人都是一种极大的向往，所以尽管带着我们三兄弟，日子很艰难我母亲还是非常高兴，经常都是笑脸。
人家喊我母亲大姐，她喊人家还是婶子大娘，她还不习惯天津这个姐姐称呼。姨佬娘家离我们不远，她姓穆，这里我说的穆是我姨老爷的姓，我们老家的女人结婚以后随夫家的姓，比如我母亲人家喊她“老焦”是说她夫家姓焦，一结婚娘家人就都喊她“老焦”，时间长了娘家姓氏就被人淡忘了。
所以我姨佬娘本人姓什么我并不知道。姨佬娘对我们很好，给我们拿来粮食、碗、刷锅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我们老家的人对于亲情看的很重，乐于帮助亲戚。后来我知道我母亲很小的时候住姥姥家和姨老娘在一起，他们家到了天津再也没有见过，但是我们来了对我们一直很热情没有嫌过麻烦，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贫穷吧。
我们房后是芦大爷家，房前隔着马路是姜大爷家，因为对着门，对姜大爷家最熟悉。他家有个女儿很漂亮，两个大辫子又黑又亮，走起路来一摆一摆，也许是我见的世面太少的关系，我觉得女人有两根大辫子就是漂亮，至于头上烫起的各种波浪我不懂得欣赏，总觉得有我们老家狮子狗的模样。姜大爷有很多好看的鼻烟壶，他用手指沾点鼻烟，放在鼻子上揉一揉仰起脸：“阿嚏….”非常响！姜大爷喜欢鼻烟壶，我看他经常身上带好几个。阿嚏完了以后把这个壶装起来又把另一个拿出来，过一会沾这个壶的鼻烟---如果这些玩艺还在的话那一定很值钱了，因为他当时就说过：这是乾隆爷时的，这是什么什么爷的….。我想起了我爷爷，他只有一支短烟袋，烟嘴是玉的，铜的烟锅非常亮。
韩家墅的西头是一个很大的水坑，水坑再过去是一个汽车司机的训练场，后来变成天津第二汽车制造厂了，前些年有名的“雁牌”货车就是这里生产的。再往西是奶牛场，我们小的时候割草到这里卖，看他们的黑白花奶牛，我第一次知道人们喝的牛奶来自这么巨大的乳房。奶牛场只收芦草，三分钱一斤，以后的暑假我背着芦草经常往这里跑，有时候一天跑两趟。
再往西就是一个简易飞机场，这里的机场当时没有跑道，飞机就在草地上起降。飞机起飞的时候驾驶员用手转螺旋桨，飞机响了，螺旋桨越转越快，这时候驾驶员才钻进飞机肚子里，在草地上晃悠晃悠的越跑越快然后就起来了。还有滑翔机是用汽车拉着跑，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飞的很高了连着飞机的绳子就掉下来。我在这个机场看过跳伞，那是像蜻蜓一样的双翅膀安二飞机，说是杨村来的，在头上转几圈机舱门打开了，有一个家伙伸出头来看一看，然后一个一个跳出来，到了一定高度才把伞张开，看了也就看了，我没有感到稀奇，什么也没有我头一次看见火车时那么大的震撼。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六十年代的事，给年轻人说人家未必相信，因为现在韩家墅早被高楼大厦给圈起来了，我说的景象你现在坐在韩家墅想象也想像不出来。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稳定下来以后我又走进了学校。
韩家墅小学当时分两块，西边的是初小，东边的是高小，我进的三年级，我记得我有转学手续，就是少先队也有转队手续，其实我在这里才开始正式带红领巾。
韩家墅和我们家乡不一样的是村里有好几个大喇叭，到一定的时间就开始播音，开始曲是“步步高”，然后就放评戏。我记得放的最多的是“茶瓶计”：
“小姐，哎嗨嗨….”
有时候也放“秦香莲”：“这有银钱三百两，拿回家中度荒年…..”
“相爷的银两我—不—要…”
每次喇叭一响我开始出门，听着评戏到校，家里没有表但是不会耽误时间。
刚上学的时候我很受气，因为我一口山东腔成了大家的笑柄，我越不敢说他们越让我说。一次上课旁边有人用东西扎我，不知道是铅笔还是针，刚开始我老躲他老扎，后来就打起来了。老师问怎么回事？我大声用山东话说：
“老师，他攮我！”哗，全班都笑了，连老师也笑了，放学以后很多孩子追我学我的山东话，我只好飞快的跑回家，所以印象中天津这个城市很欺生。还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我不认识脚踏琴，不认识到来米发扫--人家都认识敢大声唱我不敢，老师让我唱我怎么也不唱，老师很生气大家很高兴。
第二年来了新的班主任，她叫张志敏，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老师。现在想当时她也就十七，八岁，圆脸，齐耳的短发很精神。她工作积极性很高，对大家也好，好几次到我们家家访。她教语文，读书背书又是我的强项，好几次我写的作文小诗她都给我抄在我们学校的黑板报上，受到了鼓励，我当然更加积极向上，那一年我还当上了班干部戴上了两道杠。
我在天津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多活动我终生难忘。北仓离我们学校八里地，那里是登高英雄杨连第的家乡，我们少先队活动去过他家，还到市里去过革命老人陶承的家。我的同学马云洪、李国兰、王秀英、傅帮祥一直历历在目。1971年，回访团去天津时我用休息时间去了一趟韩家墅，很多老人没有了，张志敏老师也不知道调到了什么地方。最奇怪的是王秀英也下乡到了五原，那天我住在傅帮祥家说话说到很晚…..。
1962年我们随父亲的部队到了内蒙古的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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