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苦乐年华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五年前，我以《青春岁月苦乐年华》为题，写了篇回忆录，来纪念我在内蒙建设兵团的青春岁月。之后的几年，我所在的一师三团战友和我工作的乐凯胶片公司的部分兵团战友，陆续看到这篇回忆录。期间有不少战友建议我发到知青网上。

一晃五年过去了，热心于知青活动和知青网站的“兵团摄影人”，是我的乐凯同事也是兵团战友，他旧话重提并把此文发到了内蒙兵团网上。从战友们的热情回帖中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共鸣和感动，我也被感动了----于是在八一建军节到来和纪念赴内蒙兵团45周年之际，把这个回忆录发到知青网上，让更多老知青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兵团知青们那段难忘岁月。

40年前的1969年8月26日，一列火车，满载着古城保定的一批热血青年，奔向地处内蒙古西部的巴彦淖尔盟。那里有一片乌兰布和沙漠。

从1970年4月调到团政治处，我在三团十连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连队的几个月却在我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几个月里我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

18岁的我从没有用过肩膀挑过担子，在连队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挑沙子的活。干了一天肩膀就又红又肿，手摸上去疼的直咬牙。第二天最痛苦，是咬着牙坚持的。但我终于把肩膀练出来了。

那时，年轻的我们都使出最大的劲儿干活。记得往砖窑里运土坯也是很累的活。抬土坯时我的搭档陆惠明装了又装，总想再多放一块。直到站起来时两条腿直打哆嗦，开始几步都是颤颤微微的走，感觉腰都直不起来。但大家都不甘落后，咬着牙坚持到一天又一天的收工。

第一次拿着枪巡逻真的很新奇，觉得自己象个兵了。那时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兵？虽说兵团只是“土八路”，但也象部队一样出早操，学打背包。也算解了点当兵的谗。

但没过多久就知道站岗放哨并不轻松。在内蒙寒风呼啸的冬天，半夜睡的正香时被叫起来，可真不好受。天冷时，轮到半夜站岗，常穿着衣服睡觉。记得第一个冬天有人冻了脸，有的脚冻伤了甚至流出浓水，袜子和脚都粘在了一起脱不下来。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好象是与浙江的孙玲玲值下半夜的班。我们走到一排南边的沙包时，见到一个裹着大衣的黑影。我们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刻紧张起来，大喊一声：谁！站住！那时正在讲苏修讲战备，所以警惕性很高。这时那个人影转身踢哩趿拉向一排的房子跑去，很快进了一个房间。我们楞了，很快就回过味来：那是一排的战友半夜起来方便。哪里是什麽苏修！我俩不由的笑了起来！

金秋九月的内蒙是我们感觉最好的时光。瓜果丰收，大家脸上都是喜洋洋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瓜名，记得分瓜时，各班都是拿着一个个脸盆往班里端，那瓜吃到嘴里可真甜啊！内蒙的西瓜也特甜，那些天吃的肚子溜圆，大家轮番往厕所跑。还记得分完瓜的第二天，连里传说有的班半夜到食堂去偷瓜。听了这个消息就觉的好笑。

那可真是令人紧张的时刻，期间也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事。一次紧急集合时大家从睡梦中惊醒，那时一个土炕上睡七八个人很挤，都在忙着穿衣服，只听班里一个战友喊：我的裤子，谁穿了我的裤子？可没有人理她。大家紧张的打起背包往外冲，那个战友找不到自己的裤子自然无法跑出去，只有认倒霉挨批了。

紧急集合结束后大家开始说“裤子”的事。在一阵阵笑声过后，我们做了约定：以后每个人的裤子都放到自己枕边的同一侧，这样就不会抓乱，造成总有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裤子了。

还有一次紧急集合有个战友睡的太死，竟然没有听见而没参加。回来后排里一点名才发现我们班少了人，排长立刻让班里解决此事。那时讲究“有问题不过夜”、“向毛主席请罪”等。于是我们班连夜开了批判会，上纲上线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等等。

现在想想那时的做法比较偏激，缺少人情味，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我当时是14班班长，现在回想起来很不舒服。如果当初因为年轻幼稚，有过分的地方，还请战友能谅解。

70年春节前，连队的领导好象很着急，因为要落实包饺子的白面、肉等副食品。记得那个春节吃了很多过去没吃过的东西，比如：马肉、骆驼肉等，那肉丝可真粗，简直咬不烂，也不知是什麽味儿。但可以感觉到连里领导为让大家过好到内蒙的第一个春节也是煞费苦心了。

春节在大礼堂会餐时有人喝酒喝醉了，有人想家想哭了。想起家人我的嗓子眼里也时有哽咽，感觉说不出的滋味。幸亏大家在一起就伴过节，好多了。

在连队吃饭印象也很深。每次饭前各班排在自己盖的饭堂前排好队后，先要唱歌。还记得唱的歌词中有“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屯垦——戍边、屯垦、戍边”。

到十连后一下子接触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济南、内蒙、山西等各地的战友，很是兴奋。印象特别深的是南方战友，感觉他们大多比我们北方人活泼、开朗、爱说爱笑。那唧唧喳喳语速很快的地方话,我虽听不懂，却感觉很新鲜，也挺喜欢听。至今浙江战友喊班长“何虎珍”时的那声调还留在我的耳畔中。

连里的很多人给我留下印象。记得我们四排副杨连合说话是唐山味，他板着脸训话时，说着说着常常自己撑不住先笑了，这样一来大家好象都不怕他了。还有朴实能干的李军，她是副排长但更象个关怀体贴的大姐姐。

指导员张清庆的爱人探亲来连队，嘱咐指导员要注意女同志的保健，开会不要让她们坐在地上，这样会着凉容易得妇科病。

我所在的十四班一些战友，还能叫上名字的有：我眼中的江南美女陆惠明和钱莉莉；象“老学究”一样的北京知青邱小玲；常一起谈心“一帮一、一对红”的高干子弟刘雷；文静而爱干净的太原知青徐茹兰；还有吴丽莎、孙玲玲、韩建坤及虽然苗条却很能干的浙江战友闻武军等等……

在十连第一次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来兵团“劳动改造”的天津民航“老头们”。他们当时的年龄比我们大的多，大都是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真难为他们这麽大岁数还要经受艰苦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陈礼漠和朱亮中。

陈礼漠文质彬彬、气质高雅，传说他是飞机发动机专家。记得他在连队喂猪，猪每一顿的饲料他都要用称来称量，定时定量，养猪象搞技术一样的一丝不苟；而在连队小卖部的朱亮中是个又瘦又高的南方老头，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忧郁，还从没有看到过这些一肚子学问的民航老头们的笑容。现在想来他们处境不好，前途又一片渺茫，怎麽会有好心情呢？

就在我写这篇兵团回忆录期间，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十连战友名单。其中有陈礼漠和朱亮中的名字，但名字的下方划上了黑线——他们已经不在世了。

1970年春天我和六连的北京知青王健荣调到团部政治处宣传股照相。本来给战士照相是次要工作，但由于三年后才允许回家探亲，各连队战友都强烈要求我们照相。在各连队的强烈要求下，给战士照相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宿舍兼暗室也就成了照相馆。

那时摄影等各方面的专业书籍都绝迹了。宣传股有一位姓徐的转业军人在部队搞放映，对照相略知一些，他成为我们的师傅。但他能教给我们的照相知识用不了半小时就都说完了，有些说的还不很准确。比如：在暗室冲洗胶卷应该用绿灯，在暗室用暴光箱做照片时才用红灯。我们按他所讲全都用的红灯，结果胶卷跑光了，才知道要用绿灯。于是在灯泡上涂上绿漆。但不管怎样，还是很感谢他这个师傅领我们入了照相的门。

从照相到胶片冲洗、水洗，晾干，到用相纸暴光后再显影、漂洗、定影、再用水漂洗，最后用上光机烘干、裁切、分袋，一张照片的完成要经历不少工序。由于不懂，开始时几乎每个坏节都出过问题。我们用的是上海海鸥牌120相机，首先相机使用就不行，常常暴光不准或者对焦不准，照片不是黑忽忽的就是模糊不清，自己看着都不行，可那时却听不到战友们的抱怨。有时照片拍得不好，我们很不好意思时，战友们却安慰说：没关系，只要有个人影，让我爸妈知道我还好好活着就行！

后来我们听说别的团照相的都到包头、呼和浩特甚至是北京大北照相馆去学习几个月。我们也要求去学习，但领导告诉我们：团首长说了，要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让我们付出不少代价。有一次我们冲出一批胶卷后看到暴光比较准确，拍的挺好，很高兴，可晾干了就傻眼了：只见药膜和片基都脱开了，成了两张皮，这怎麽印照片啊！这可是辛辛苦苦拍的，战友们也拿出了时间和感情，怎麽跟连队战友交代啊？！赶紧放回水里泡泡再捞起来晾，还是不行，我急的直想哭。这件事是我照相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

就这样我们在实践中经历了失败，又在失败中琢磨提高。胶卷和相纸显影、定影后都需要水洗，我们弄了一个大缸两个大水桶，把井水挑到缸里后，放些明矾让杂质沉淀，防止沙子划伤胶卷，冬天还要做热水补充温度。有一次我们俩在漂洗定影后的照片，洗着洗着手背和胳膊都起了红疙瘩很痒，到卫生所要了药吃后，倒头便睡，听到外边有人敲门，困的只睁了一下眼就再也无力睁开了。

我们还特别注意向有照相知识的人学习。有一天，一位驻呼和浩特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到三团采访，我立刻抓住机会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们不少摄影知识，还留给下了显影定影的配方。从此我们不再买袋装成品的显影、定影粉，而是买了小天枰和各种化学药品，按配方自己配显影、定影液，这样能节省不少钱。至今我还记得很多化学品的名字：有米吐尔、亚硫酸纳、对苯二芬等。

那时照一张120照片4角钱（印两张照片），加洗一张5分钱。由于我们拍照的数量大，处处节省，第二年，我们就用照相赚的钱，又买了一台相机，后来陆续添置了一台放大机、一个上光机、一个花边裁刀、一个暴光箱等等。

到团里照相再辛苦也比连队干活轻快，这让我总感到一种愧疚不安，于是要求自己抓紧一切时间工作。那时我们没有节假日，没有工作的点，白天干一天，晚上吃完饭又钻到暗室，常常干到10点以后。就是这样也跟不上各连队的要求，战友们都急着要我们到自己的连队照相，好给家人寄去照片。我们算过，就是再抓紧，转完全团十几个连队也需要半年多。加上那时团机关常开展政治学习、组织劳动，三团开各种会议的拍照任务也要我们去，各连队战友着急，其实我们自己也很着急。

有一次到一个连队拍完照后，已是下午夕阳西下了，本来第二天上午该连有马车到团里办事，可以把我们捎回去。可想想大家都急着要照片，就想如果当天能赶回团里，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工作了，这样可节省时间，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徒步返回团部。

我们开始沿着三团的水渠背儿向团部方向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那天没有月亮，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越走越急，周围静悄悄的，起风时，水渠两边的树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响，让我们感到渗的慌，有点害怕。

感觉走的时间不短了，怎麽一点不见团部的灯光？我们两个女孩没有走过夜路，不由得紧张了：不会碰到坏人吧？不会有苏修特务吧？他们可是有武器，我们怎麽对付呢？我开始胡思乱想。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我们被黑暗包围着，感到自己就象是一望无边海水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被吞噬。在我身边的王健荣突然说：怎麽还不到啊？她的声音发颤，好象要哭了。我也有点想哭。我想说难道是方向错了？却没说出口。

我开始有点后悔了，不该这麽逞强决定当日返回。在茫茫黑夜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已有了筋疲力尽的感觉。这时，突然，我们看到一点点星光，不，不是星光是灯光！我们立刻感到振奋了！加快脚步冲着灯光走啊走啊，恨不得立刻到那灯光处，摆脱这让人难以忍受的黑暗！可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那灯光看着不远，走起来却感觉是那麽的远。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走到了。当我们路过还亮着灯的宣传股孙股长宿舍时，不由的敲开了门，孙股长一脸惊谔地说：你们俩怎麽搞成这样？——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有点想哭。我也不知自己是什麽样子,肯定被风沙吹的、被几个小时的恐惧及劳累折磨的灰头灰脸的。

回想那次夜行，我感叹那时的兵团战士多麽自觉肯干啊！在团机关我们的工作没有人跟着盯着，也没有人要求你做多少，都是自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有时甚至到了有点苛刻自己的状态。而当时我们每月的津贴：第一年是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那时谁都不会去想待遇问题！人人都以“私”字为耻，以无私奉献为荣。

现在的思想观念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仍自我赞赏那时的我们：那种自觉要求自己的精神，那种总想多干、快干、干好的劲头，是多麽难能可贵啊！

传说我们三团李明友团长是北京军区大比武的尖子。李团长的手缺了两个手指，据说是在孟良固战役中受的伤。还传说他很严厉，在部队检查内务卫生时，常带着白手套摸窗台，如有尘土就会严厉批评。

我调到团部后，见到团首长的机会多了些，我眼中的李团长威武严肃，浑身散发着军人的气质。虽然团长这个大比武尖子当时是受批判的，可在我心中却对团长充满了敬佩和敬畏。

虽然比起连队战友见到团长机会多些，但也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可有一天，团长意外的到我们照相馆来了，他要照一张单人照。令我和王健荣都很紧张，我们所谓的照相馆事实上就是有一张桌子，进门除这张桌子就是睡觉的土炕。房间既做办公室又是宿舍，另有一间是暗室。

当时条件很简陋，再说我们照相一般都是在室外拍，还没在室内拍过人像。团长似乎看出我们的紧张，和蔼地说：“小鬼，大胆拍吧，照坏了也没关系”。这句话让我们放松了些，我们俩手忙脚乱，使出最大的努力。小王拿上一块白纸板用反光来补充光线，我则拿着海鸥牌120相机，屏住呼吸，努力让自己拿稳，对好焦距。谢天谢地这张照片还算拿得出手，暴光和清晰度还可以，我们俩总算松了一口气。

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凡事也很认真。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起：团长照像还没交钱。怎麽办？我们决定去找团长要。也忘了为什麽当时我们没有一起去要钱，总之，我一个人拿着收据本就去了团长办公室。

快到门口时，听到团长叫我：“小鬼，你回来。”我转身又回到他的办公桌前，只见团长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眼镜盒，对我说：“小鬼，这个风镜送给你吧。”

“拿着吧，这里的风沙大。”看着带着眼镜的团长象父辈一样慈祥诚恳，我不好意思地收下了。从这次近距离的与团长接触后，直到1975年离开兵团，我再也没见到过李团长。但每当看到团长送给我的风镜，都会想起与团长近距离接触的那一幕。心中总是感到无比温馨快乐。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心中不仅没有淡忘，反而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一个记忆。四十年前，面对我这样年青单纯的兵团战士，那麽直率地向他要钱，李明友团长能理解我的冒失行为，能善意对待我，他是多麽善良正直和无私，是多麽令人敬佩啊！

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象李团长那样。后来我在团里当过会计，也是凡事认真照章办事，不懂得人情世故，却尝到过苦果。

现在时代变了观念变了，想起四十年前我找团长要一元钱的行为，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件事永远是我人生中一个真善美的最好记忆！

四十年后的2009年8月1日，我到北京观看内蒙兵团歌会，一见到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孙文毕，便急着向他打听李明友团长的情况。他告诉我李团长已八十多岁了，在北京的一个部队干修所安度晚年。

调到团部后，由于工作的特点，接触面比较广。特别是有幸接触到各连队很多优秀的兵团战友。她们的表现和事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团8连的浙江战友朱小莉就是其中的一个。

朱小莉才13岁就与姐姐一起从浙江湖州到了内蒙兵团，最初在三团八连。她人小志气大，特能吃苦，从不因自己年龄小而降低要求，而且无论干什麽还都要干在前面。连队盖房子要自己打土坯，这是比较累的活，为了不落在大家后边，小莉中午常不休息，土坯模子有单斗的和双斗的，没干过活的城里知青光端着模子就够受的，小莉还专用最沉的双斗模子，干几个来回就手发抖、腿发软、汗珠子不断往下流。连里照顾她年小体弱安排她轻点的活，她不干，大家劝她用单坯她也不听。就这样，在两个月的脱坯中，小莉一直干在前面，最多的一天，她跑300多趟，打了600多块坯。

小莉除了在八连干过各种农活、打过土坯，还在工副业连养过猪、酿过酒，她干什麽都特别投入，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有一次我到工副业连去照相，眼看她忙了一整天，以为她晚上会歇歇吧，没想到半夜她把我拽醒要我陪她去看看酒曲的温度，她一边忙活一边对我讲酿酒的知识，望着被炉火映红了脸的小莉，我真佩服她那小小身躯里怎麽有这麽多用不完的劲，象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由于小莉表现突出，她被评为团、师、兵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事迹上了《兵团战友报》和《浙江日报》，也在兵团很多连队传开了。

我也忘了最初是怎麽和小莉认识和熟悉起来的。她到团部办事不住招待所，常到我的宿舍过夜，我们在一条炕上常聊天聊到好晚好晚。

听她说话我常吃惊她的聪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年龄比我们小，想的却常是我们想不到的。而有时她又象孩子，早早出名让她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哭一鼻子，然后脸上挂着眼泪睡着了。

与她接触久了，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她的父母都被打成走资派，使她在上小学时就受到人们的白眼和唾骂。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黑五类子女被拒之初中的校门外，这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创伤。

在建设兵团这个大家庭里，小莉沉甸甸的心变的轻松了。她主动用艰苦、繁重的劳动磨练自己，同时强烈的求知欲，又使她并不满足一日复一日的劳作。所以，一有点休息时间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五年间，她反复学习通读《毛选》四卷，一天不拉的读连部订的《参考消息》，并偷偷补习初中文化。也许是文革中我也受过冲击、有过痛苦，因而很理解、很佩服这个不一般的小妹妹。我给她照过不少照片，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养猪的，反正一有机会碰上，就喜欢给她拍照。她呢，也与很多年轻的兵团战友一样爱照相。

1974年，小莉经过笔试面试，考入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院，同时参军去了洛阳学习，从此我们也断了联系。我想她的学习一定很紧张，以她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她的学习也一定错不了。

也许是与小莉有缘分。1988年我带着女儿去北戴河玩时，住在部队招待所。很巧同屋是一位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她说：太认识朱小莉了。从这位老师这儿我得知朱小莉在学院成绩很优秀，毕业后，先留校当教员，后考上研究生，在广州读研。我还得知，小莉因脑瘤动过一次手术。这是在内蒙兵团分别后，我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几年后，又听北京的兵团战友说，小莉在读军事学博士，但具体在哪儿读，谁也说不清。

大约是在1996年的夏天，中国军事科学院当时正在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其中要用大量的照片。为支持民族工业，军科院主动与我所在的乐凯公司联系，想用国产乐凯胶卷拍摄。这对乐凯品牌的宣传当然是一件好事，公司领导很重视，要求办好此事。我当时在乐凯公司做对外宣传工作，也因此有了去军科院的机会。一次在军科院办完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的领导贺捷生部长（贺龙元帅的女儿）出面，和编委的其他同志请我们共进午餐。无意中我说起有个兵团战友叫朱小莉，不知在哪里读军事学博士。我旁边的的一位领导立刻说：“朱小莉，她就在我们军科院读博啊！我马上给你联系！”

几个电话只一会儿的功夫，三十多年未见的朱小莉就站在我的面前，真的是又惊又喜！当时贺捷生部长还说，你们是老战友多聊聊，照张相吧。就这样我们合了一张影。

在我看来小莉依然娇小美丽，只是多了几分成熟。穿着军装的小莉送给我她写的一本书，名字叫《美俄新军事革命》。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当时在国内外反响挺大，美国国防大学权威人士还引用了书中的话，香港也有报刊介绍过这本书，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社还再版了。眼前这个曾经的兵团小妹妹，却和军事学联系起来而且小有成绩，真让人惊叹！我还得知小莉在部队曾获得过“全军巾帼建功标兵”等很多荣誉称号。想到小莉有内蒙建设兵团勇于磨练自己的经历，有那种积极向上拼搏奋斗的精神，她做什麽会不出色呢！

小莉的生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7年，也正是她准备博士学位的接近最后冲刺时，她又做了第二次脑瘤手术。这个消息是北京兵团战友许毓英（我们三团5连连长）告诉我的。她说：这次手术可能碰了神经，当时小莉的头肿的很大，昏迷了很长时间，说不了话，四肢特别是腿不能动了。我们去看她时，她还在昏迷，我们去的兵团战友们都哭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当我借出差去小莉家看望她时，她已过了危险期。但已不是我当年在军科院看到的样子了。可能是用了激素，她整个人从头到脚胖了一圈，嘴变形说话不十分清晰，走路费劲吃力，家中放着轮椅。可以看出第二次手术让她经受很大的痛苦。但小莉的精神依然挺好，她并不愿多谈自己的病，反而对我们乐凯公司的产品和发展发表了一些意见。让我感觉她的视野很宽，思路很清楚，思维反映也很敏捷。这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后来我又到解放军301医院看过她，她对生活从没有一点悲伤和抱怨，一直坚持半天学习、半天到部队医院做康复锻炼。有一天，许毓英告诉我：小莉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取得博士学位！听到这个好消息，真替小莉高兴！

我知道小莉第二次手术后，说话写字走路都有些障碍。但我也坚信经过兵团锻炼的小莉决不会轻言放弃！虽然可以想见她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完成博士学位！我为有这样的兵团战友感到自豪。

也就在军科院见到小莉后的第二年，即1997年，为了在部队宣传国产乐凯胶卷，我们公司与《解放军报》联合举办了全军的摄影活动，并在军报做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圆满结束后的一天，解放军报社社长总编等主要领导在报社邀请我们乐凯公司的领导共进午餐。我作为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也陪同参加了。席间双方领导聊的很随意很热烈，军报的几个将军级领导也向我问这问那。散席后，总编室一位副主任把我叫住对我说：刚才谈话中知道你在内蒙建设兵团锻炼了好几年。我的大学同学正在筹备一本纪念知青上山下乡的书，你能不能帮忙投投稿，写写你们内蒙兵团的生活？

虽然事儿来的有点突然，但我没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从北京回保定车上，我就开始回想兵团的那些人和事，此时朱小莉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很快我就决定：写写我所知道的朱小莉吧，她是我们兵团战士的优秀代表啊！

于是，我在一本叫做《回望中国知青》的书中写了《从兵团知青到军事学博士》的文章，还选了我在兵团时给小莉拍的两张照片。第三张是我和小莉在军事科学院的合影。为了写这篇文章,许毓英还从北京给我寄来她留存的小莉的事迹材料让我参考。这本书在199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出版了。

1999年，在北京的一次兵团战友聚会时我又见到小莉，她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已好多了。除说话还有点不流畅，自己走路已没有问题了。小莉用她坚强乐观的性格和顽强精神又一次战胜了横在她生活中的难题！

自从北京那次聚会后，由于工作忙加上照顾家中老人，我与小莉的联系慢慢中断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许毓英说：2008年小莉曾在中央电视台七套军事栏目接受过采访，同年跟随她也是军人的丈夫到中国驻阿联酋使馆工作了。

最近我又翻起小莉的照片和她的信。她在信中写到：内蒙艰苦生活的五年是我成长中最重要的五年，我后来的进步与成功，都得益于兵团知青生活的艰苦磨练。那时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帮助我创造生命的奇迹！

小莉的话是一个共同总结。兵团的那段艰苦生活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宝贵财富。去兵团让我们失去很多很多，但也得到别人没有的精神财富。这些无形的收获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回城后的工作和生活。

2009年夏天，在纪念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四十周年之际，我虽遗憾未能参加7月19日的十连聚会，但8月1日在北京见到了十连部分在京战友。同时，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观看了兵团战友音乐歌会。我因此而特别感谢十连战友杨玉杰，是他的帮助让我的上述愿望得以实现。

就在那天的歌会上，见到了三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当年我的老领导孙文毕及夫人以及团部袁懋栓等很多战友，只是那天太匆忙了。

8月26日是保定知青去兵团四十年的日子，那一天，从北京赶来的孙淑请、张敏，在保定的王和平、杨贺芳和我，还有76年调到十连当副连长的罗宜成，我们保定战友一行六人，专程赶往满城，去看望孙宝玉连长和兵团战友孙宝路、孙宝林和周淑芬。

四十年后，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愿望、还有一件想做的事——那就是去看望十连一个战友在保定的父母。这个战友就是已经离开我们39年的温俊林。

说起来虽然都是保定战友，但因为不是一个学校的，所以对温俊林并不熟悉。在一个连队也从未与他接触过，所以对他了解甚少。但还依稀记得他的摸样：中等个，瘦削的身材，脸色略显苍白。感觉他不太爱讲话。

记得到十连后，温俊林被分配赶马车。这对一个城里长大的年青人，可不是个简单容易的事。就在到兵团的第二年，1970年夏天，那时我已调到团部了，一天，突然听说十连的温俊林在赶马车时，马受惊而他受了重伤，正在抢救。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也有说是因为探望他的人多，消毒不好使他伤口感染。总之，他很快就出乎意料的去世了。

温俊林是十连第一个离开我们的战友，也是三团第一个献出年青生命的战友，所以当时在全团震动很大。温俊林是为全连拉粮食、鸡蛋等补给而牺牲的。他走的又是这样的早——到兵团不到一年的1970年7月4日。

四十年后的2009年9月9日上午，当战友王和平将从温俊林妹妹那里拿到的温俊林照片放到我面前时，年近六十岁的我内心又一次不能平静：照片上穿着兵团服的温俊林是那样年轻！他右手持枪笔直站立着，神态安祥而文静。

听说当年他是死乞百赖要求到兵团的。可以想见温俊林与我们很多人一样满腔热情，要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屯垦戍边锻炼自己！

在兵团，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屯垦戍边的强烈责任感，我们都竭尽全力的付出了。但温俊林付出的更多！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最为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乌兰布和沙漠，他的面容永远定格在照片上的那个时点。他没能享受到今天的生活。

到兵团后，温俊林服从安排——去赶马车，为连队运送生活用品等各种必需品。现在想来，在缺乏交通工具的那个年代，赶马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但对一个从未近距离接触过马匹的城市知青，那又是多麽陌生、多麽艰辛、多麽危险又孤独的工作啊。

温俊林在家是老大，他过早离世对他父母打击很大。少了快乐多了失子的痛苦和悲伤，很多年以后才听说，两个老人在1995年就先后离世了。

本来打算借四十周年之际去看望温俊林父母，以此怀念战友，寄托我们的哀思。但已不可能了。我为在同一城市却没能早一点给他们送去些许安慰感到遗憾。

8月1日，到京与部分十连战友聚会，当我提及温俊林时，十连战友活动的热心组织者杨玉杰告诉我：他们正在考虑这件事。连里早有战友在怀念温俊林，并想做些事情，这种战友的情谊让我感动。

8月26日，我们与孙连长的聚会时，也谈起了温俊林：孙宝玉连长讲起温俊林奋力拦惊马的情况；孙淑清回忆当年是她在连里接待陪同温俊林的父母；杨贺芳曾在温俊林的追悼会上代表战友发言，至今还留有发言时的照片；张敏则传达了临来时沈瑶的嘱托，想在内蒙十连所在地为温俊林立碑而征求大家的意见。王和平因与温俊林的妹妹同在一个厂，他一次次的按战友的意见与她联系，了解温俊林的有关情况然后转告我们。

回想年轻时的我们，是那样的不吝惜奉献自己的一切。那时说的最多的是“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人崇尚英雄，随时准备献身。那个艰苦的时代需要这些精神和理念。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既追忆了四十年前的那些兵团岁月，也回味了回城之后的经历……

在追忆中我问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在内蒙兵团度过，那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岁月吗？我能确定的是：我们受到了磨练，那段艰苦的人生经历留给了我们一笔精神财富。那时单纯热情的我们----热爱祖国不怕艰难困苦勇于奉献自己一切，这些精神是那么可贵可赞！

也曾想起回城之际，回首一望虽然拼命干了几年却依然荒芜的地方，同时自己已经二十四五岁，而文化知识依然是文革开始时的初中生，心里空荡荡的又充满了惆怅。

作为个人，我只是从自己兵团六年的经历去感受那段青春岁月。至于从宏观上怎样评说包括上山下乡、建设兵团，这些涉及几千万知青的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段独特历史，还是留给后人留待历史去做出评判吧。

不管怎样我庆幸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从内蒙兵团开始我与摄影结了缘。回城后有幸在生产胶卷的乐凯胶片公司干了31年。期间的丰富经历也足以写一本书。

记得五年前在写完《青春岁月苦乐年华》这篇回忆录后，我和爱人去了我们当地的民政局，查询因公牺牲的战友温俊林是否是烈士。我们翻阅了工作人员提供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烈士档案，没有查到温俊林的名字。一个年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只有短暂的停留,就永远无声无息了。但他在我们三团战友心中是英雄是烈士！我们会永远记得他！

我怀着崇敬讲述的三团团长李明友，那只是他优秀品质的一个侧面。因为与三团战友们后来的交流中才知道老团长更多感人事迹。1969年我们去内蒙兵团时文化革命尚未结束，笼罩着凡事上纲上线的极左思潮。在此期间李明友团长冒着风险逆风而动，他在研究处罚兵团战士的讨论会上常说：还都是娃娃，就不要处分了吧。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护了不少年轻的兵团战士免遭劫难。他的正义感他对知青的爱护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们保定一个战友至今还保留着团长的一封信。她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的父母被打成叛徒，她也受到牵连------当地造反派要把她弄回保定陪斗，是李团长拒绝了造反派的要求，并责成一个团参谋关心和做好这个战友的思想工作。真让人由衷敬佩！

2013年8月，善良正直、德高望重的李明友团长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在回忆录里讲述的朱小莉，13岁与姐姐一起从湖州来到一师三团八连（是我们团唯一的有枪的战备连）。她人小志气大，赢得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佩服和赞叹，多次被评为兵团各级的先进。

而就在上个月我又看到发表在国防部网的介绍她事迹的文章。采访她的军报记者主要讲述了她在部队的不凡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让我对她经历的磨难和她坚韧不拔奋斗拼搏的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