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的盛夏大忙季节，所在的大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担任大队支书的农民师父潘五九，中午即将收工前，把我从田畈里叫了上来。告诉我：下午省中医院有一批同志来我们大队，让我在大礼堂门口的黑板报出一期欢迎专刊。因当年伟大导师已发出过，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的最高指示，我便以为他们是下乡来送医送药的。而潘师父却告诉我：这次省中医院的同志是来帮助我们夏收夏种的，带队的还是一位老红军。由于时间紧迫，具体情况又不明，出黑板报肯定来不及，我当即让大队会计老金裁切了一些对开的彩色纸，写了几张欢迎标语，抓紧贴在大队礼堂，与他们临时住宿的村小学四周，以营造一些简单的欢迎气氛。贴完标语，我便去队里参加农忙了。
事后听大队干部讲起：这天下午，省中医院的10余名同志，戴着草帽，背着草蓆、蚊帐、脸盆、水壶等生活用品，从104国道下车，经村北岸过桥，来到位于南岸的大队间，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了村小学，因正值暑期，小学的几间教室，便成了他们落脚的临时住所，而併起来的课桌，则成了他们的床铺。大队另外安排了一名妇女为，他们烧水做饭，饭菜费用由他们自掏腰包（这也是当年各级干部下乡和学生助农劳动的通行做法）。......
要出一期黑板报，不能搞“无米之炊”，总得有些素材。为此，这天晚饭后，我洗净身上泥巴，穿上一件干净的汗衫，硬着头皮，走进了村小学教室，梁上吊着一些圆顶的蚊帐，室内迥荡着浓重的蚊香气味。找到一名看上去有点领导模样的同志，说明自己的来意。对方倒也爽快，没有多问，便简要向我介绍了情况：此次下来，是按照省委省革委会要求，支援农村夏收夏种的，并非下乡巡迴医疗。来人中虽有学医的，但大多是医院行政业务人员。带队的，则是他们省中医院院长、老红军谭玉福。...... 也许他看我不太土气，误以为我是年青的大队干部，又将我介绍给了他们（就在同一教室休息）的谭院长 。
打量眼前这位老红军，大约50多岁，身材不高，但人长得很精神。上穿着一件圆领的短袖汗衫，脚上着一双海绵拖鞋，手摇纸扇，一点也没有大干部的架子。我叫了他一声谭院长后，他就热情与我握了手。我说，大队里条件实在很差，天气炎热，蚊虫又多，沒有风扇与驱蚊设备，也没有收音机，连份象样的报纸、杂志也拿不出，只能请您们多担待了！他操着一口四川腔说：那里的话。现在的条件，可比我们当年过雪山走草地的日子好多了。我参加红军前，也是贫苦农民，南方水田上的农活基本都会。这次带队来这里参加双夏劳动，对我们常住在省城的同志是一次体验与锻炼。可以使大家了解农村与农民，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 说的话，非常朴实、很“接地气”。
因为次早他们要下田劳动，需要早点休息，又有了上面黑板报的基本素材，我便向他告辞。记得临走时，谭院长对我说：有机会到杭州，到省中医院来玩。但我至今无法得知，这位老红军当年是否知悉，我并非大队干部，而只是一名临时负有编写黑板报的插队知青。
次日，我匆匆写好一篇千余字的草稿，用彩色粉笔抄在了约3米长、1.2米宽的水泥黑板，搞了报头，插进了报花。题目好象是《发扬红军精神，誓夺双夏全胜》。具体的文字，早已遗忘。记得这篇黑报报稿子，还送到公社广播站，在田头广播中播出过。于是，此事在全公社都传开了。
在大队挣了半天“快活工分”，我下午便下田去了。因为正值双夏大忙时节，炎夏酷暑下，谭院长一行又在其他生产队帮助割稻打稻等，人很辛劳。而早出晚归，一天汗流夹背的田间劳累下来的我，也再没有去上门打扰他们。......
。老前辈一路走好，愿老前辈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