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本禹这个回忆很重要，透露很多我们无法得知的信息。目前他刊登在人民网上没有被删除，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这仅仅是“上”，还有“中”，“下”，我也是在细细地看认真地琢磨记忆...... |
|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
|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
|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
|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
|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
|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
|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
| |
| |
|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
|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
天蓝 发表于 2015-8-2 22:33
这都是文革时期最上层领导的事情啊。
第一：俺从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也耳听为虚，眼见 ...
|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
| |
| 管 |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5-8-2 23:25
[/td][/tr]
|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
| |
| |
|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
| |
| 管 |
|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
|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
|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
| |
| |
| 管理 回复 支持 反对 举报 | |
| 共同 共同 当前离线 积分827938 
论坛元老  积分827938 | 64# 发表于 3 天前 | 只看该作者
|
|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5-8-24 13:49 编辑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
|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
|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
|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
| |
| 管理 回复 支持 反对 举报 | |
    | |
    | |
    | |
    |
|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 描述 | 阅读权限  |
| 浏览过的版块 |
 |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
|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 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
|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 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
| 本帖最后由 共同 于 2015-8-27 10:26 编辑 （续）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
|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
|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
|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
|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 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
|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
|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
|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 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 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
|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 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 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 |
| 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 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 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
|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 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 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
|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 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 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
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哪一家？蒋家？宋家？毛家？邓家？江家？都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绍兴俞家。历经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全盘打通，家族成员横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美国、中国大陆，这样的家族惟有绍兴俞家。 俞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说起来还和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孙女，嫁给浙人俞明震，俞明震何许人也？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浙江绍兴人，著有《孤庵诗存》四卷。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俞家共有三兄弟，分别是俞明震(恪士)、俞明观、俞明颐(寿臣、寿丞)。甲午战争时，俞明震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也曾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任督办，也即校长。 俞明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到了现在的日本北九州的东北大学医学院（原来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位学生名叫周树人。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当然了，这只是这个家族有关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俞明震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曾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人称“俞庄”。 俞明震的岳父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与沙俄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经过曾纪泽的力争，《里瓦几亚条约》被废止。名闻一时，有爱国之声，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家。 俞明震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老大俞启孝出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老三即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亲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俞家的大姐俞珊，其实排行老大，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受到社会尊重，在她当年的追星族中，竟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人徐志摩。很多朋友在她父亲跟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俞珊后来嫁给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赵太侔，又名赵畸，山东益都人，是193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 小妹俞瑾，是妇产科专家，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据俞瑾回忆，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上门而来。但在俞明震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１９３０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
| 共条评分 |
| （继续戚本禹回忆江青）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 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
|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
| |
| 管理 回复 支持 反对 举报 | |
| | |
| | |
| | |
| |
|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 描述 | 阅读权限 |
| 浏览过的版块 |
| 欢迎光临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http://chinazhiqing.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