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眼中的父亲——张春桥女儿访谈录 缘 起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 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 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 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 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 年5 月25 日于伦敦 |
| 问：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 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 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
|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1 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 |
| 问：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4 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 我们住在盖司康时，5 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6 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问：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是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
|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问：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
|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它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 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
晋阳秋 发表于 2015-9-17 19:53
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 ...
| 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 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
| 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
| 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 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 4 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
| 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 雨• 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 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 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 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
|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它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 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 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18 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
| 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 年8 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 月18 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 月25 日还是26 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 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 1 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 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 |
| 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 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 月31 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
| 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 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它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 月31 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 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
|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
烛光 发表于 2015-9-19 11:01
乡城兄弟曾在荷花的楼里表示，非常喜欢芦苇的风格，给了我心灵深处及大的震撼！因为我就认为，我就是在大地 ...
| （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 1966 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 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 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 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 弄和康平路100 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
| 问：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24 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 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
| 问：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 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问：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 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
沈家围子 发表于 2015-9-20 16:05
阅读了。并祝先乡同学一路顺利看到胡杨，别忘随时发照片我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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