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红心》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黑土红心》（原名《北大荒纪实》）曾在数个网站发表并获好评。2008年，该书法文版问世，2012年，中文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今特与《中国知青网》的各位网友分享。

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革命”从1966年年中开始激烈升级。此前，还仅仅是在报纸刊物上的一篇篇骇人听闻、上纲上线的“战斗檄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运动的所有中国人都再次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闷压抑气息。

那年我正好读初三，学校内部升高中的考试已全都考完了，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升本校高中，上不了本校高中的各别同学还有参加全市统考的机会，所以学习并不紧张。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在上大班课，教室门“砰”地一声被撞开，是个学生。当时我还在想谁这么胆大包天，不敲门、不报告就闯进来了。谁知道，我们从此进教室门都和他一样，再也不用喊“报告”了。只见他把手里的一叠纸往上一扬，撒得满教室都是，转身就跑了。那一叠纸后来我们天天去撒，叫传单，对，还应加上“革命”两字。已记不得那张纸上写的具体内容，大约是：革命的同学们不能再在教室里上课了，要上街闹革命去！“革命”这个滚烫的词从此天天挂在人们嘴边、响在广播里、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每一篇文章中，一直伴随着全中国人民十余年！

大家都被惊呆了，看着纸上的东西不知所措。老师草草地结束了课，同学们也议论纷纷地走出教室。谁也没想到，那竟是我们学生时代的结束。等我再次以学生身份走进教室，已是十几年之后了。而中学班里相当一部分同学，则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接下来：“破四旧”、“立四新”，横扫“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老人家的“炮打司令部”；8∙18接见红卫兵，批刘邓、彭罗陆杨，“二月逆流”，大串联，造反夺权，“杨、余、傅事件”，“四三”、“四四”派∙∙∙∙∙∙

到1968年初，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好像忙活得差不多了。学校里住的大部分是来京“串联”或等老人家接见的外地革命小将。正牌学生在校的屈指可数，有在家当逍遥派的、有去长征串联的、有来学校打一晃，就不知所踪了的∙∙∙∙∙∙

从来没有过这么自在的学生生活，不上课、不写作业、没有考试，还把觉得对自己不好的老师都收拾得够呛。谁也不知道，该轮到折腾老师的人被折腾了。

一、本人有病的、是长子或长女的、生活困难的，属特别照顾，可分到北京的工厂（我们学校留京的同学后来被分到：外文印刷厂、541厂、797厂、商标印刷厂等）；

在正式分配之前，有少数同学应征入伍了。当兵，在当时可是极为荣耀的事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加了体检。为了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出身是最重要的，要查三代！哪代有点含糊都不行！全年级160名学生，只有不到十名同学当兵了，我们班有两个。

还记得黑龙江兵团3师21团的政治部主任来校做过动员。介绍了兵团前身是抗美援朝的老铁道兵集体转业后组建的农场，现在根据形势又重新划归解放军序列。全国组建了若干个生产建设兵团，平时搞生产，战时是后备役，属准军事部队。21团有10万之众，号称天下第一团，跨宝清、饶河两县，特别是饶河属边境地区，与苏修帝国主义仅一条乌苏里江之隔，是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云云∙∙∙∙∙∙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的问题是，我那位在文艺界工作的老爷子，是个有“问题”的知识分子！这“问题”是，抗日刚开始时，家父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在川西给即将出征的将士们慰问演出。不知怎么划的线，给“那边”慰问的不仅不算抗日，还属反革命行为。由于工作需要，家父办公室的资料中存有“那边”的一些照片和资料。这下可好了，历史加现行！

造反派愤怒啊！以“双料反革命”的罪名将家父扭送公安部。可惜人家不收，说像这样的“双料”太多了。于是造反派更加愤怒啊，多反动的家伙，反动到公安部都不收啦！抄家、挨斗、被打；“打倒、火烧、油炸”的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门口。如果公安部收了我父亲，那我就是“黑五类子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后又加上，走资派等，变成“黑六类”；再以后七类、八类的一路加上去），也叫“狗崽子”！但由于公安部没拘捕我父亲，我的成份就提高了半等，不“崽子”了，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也有可能“教育不好”或“不可以教育好”！这就是中文的高深莫测之处，说“大胜敌人”是我们赢了；说“大败敌人”还是我们赢了！

凭这个成份，按照那位政治部主任的说法，去反修前线是不够格的。不仅边境地区不能去，且还有个混入军事部门的嫌疑！虽然是种地，但建设兵团属解放军建制，那块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种的。为了维护我军的尊严，及部队编制的保密性（番号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我们对外都说自己是“装甲兵（庄稼兵）某部”。以至后来到国外洋插队，在餐馆刷盘子洗碗的弟兄，写信回国都说在“进出口公司”找着一份儿差事儿，负责进口业务多点，这都是从那时就养成的良好保密习惯。

学校管人事的老师有水平，说我们中学的学生当时都是按保密专业标准招的，去兵团不仅够格，还富裕！就这样，我“混”入了革命队伍。后来又混入了几次，但都不像这次提心吊胆。

我们学校的初三、高三两届毕业生共约两百多人，有60人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被分配的最大一个群体。不知他们的家里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个“双料”或“单料”的爹，有一丁点儿“料”都很麻烦，那时谁也不说家里的事儿。打死也不说！

1968年6月27日，是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要奔赴数千里之遥的北大荒。没有车票，就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印着“乘车证”三个字，证的上方有红印油戳子加盖的时间。那张小小的乘车证，至今我还珍藏着。

当时所带的行李，一个被褥卷，一个六七十公分的小箱子，就是全部的家当。怕东北冷，父母为我特制了一床八斤重的全新棉被（这床棉被用掉了全家一年的棉花票）。我在王府井的利生体育商店为自己买了一套好像是进口的天蓝色的罗纹运动衣裤，花了12元人民币，那是我最大的一笔开支。其余全是旧衣物。那个小箱子比我岁数都大，是父母1950年从重庆到北京就任时的行李箱，我当时才几个月大，就睡在上面。还有一顶旧蚊帐、一条旧军毯，据说还都是美国货，抗日时的军用物资。不是父母不心疼我，而是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点儿生活费。不能因为我走，让家里人饿肚子吧。

站台上，同学们互相道着珍重，往本子上写鼓励的话，留通讯地址，合影照相，嘻嘻哈哈地。催促人们上车的哨声响了，送行的同学三五成群地挤在一个个车窗口，千叮咛万嘱咐地继续说着。突然“呜”的一声长鸣∙∙∙∙∙∙

我很早就进了车箱，看着窗外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脑子一片茫然。我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走，要14年之后才能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