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娘下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那年秋天三娘领着三个孩子到街边儿山上农业社的地里去捡粮食，庄稼早已收获，地里秸秆都没有了，三娘领着孩子整整的跑了两座山，跑了一下午，捡了一大口袋小谷穗儿小豆荚小高粱穗子半拉棒子的什么都有，一家人很是高兴，回家时路过街边一个村子，天刚擦黑儿，三娘和孩子正扛着口袋走，从一个门楼里走出一个人问扛的什么，三娘就老实的回答是捡点粮食，那人凶狠的让三娘放下口袋，说是不让捡粮食，要没收口袋，三娘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空手回了家。当时说是“低指标瓜菜代”，可是瓜菜都没有，拿什么代？有点儿本事的弄些糠搁碾子轧，回来掺上点棒子面野菜什么的搁锅上蒸，吃得多了拉不出屎，那小孩子憋得哇哇哭，大人就用筷子给小孩子往外剜。当时大体都是那样。低指标刚过，食堂解散，人们奔走相告，又重新各家发了粮食本，各家各户又可以自己做饭吃了。据说刚解散食堂那会儿，有人捞着炸的大果子（类似于油条）拼命的吃，结果被撑死了，好像还不止一例。当时小孩子一出生，粮食定量是每月8斤，以后每到生日就涨2斤，一直涨到每人每月25斤粮食定量为止，这点粮食那够吃呀。所以等到菜社来了点儿菜，大伙都蜂拥而去排队买菜，那菜破破烂烂，还每人只限几斤。那时候大街上到处都有排队的，买一点儿什么紧缺物资都得排队，排队成了街头一景，人们都自觉的排队，没有人加楔儿插队的。
日子刚刚松快点，又搞开了“四清”运动。不知道街道那几头人怎么想的，把三娘定为“富农分子”，成了管制对象。三娘觉得很冤，觉得自己在娘家也没有当过家，也没有剥削过穷人。可是当时那架式、那人，都恨不得把别人踩在脚下好表现自己是革命的，没有人听三娘申辩，三娘越是申辩就越是斗的狠。三娘后来也看出无望，也不申辩了，知道申辩也是徒劳，就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吧，就天天起早贪黑的去扫住所周围的大街。三娘住的地方是一个三岔口，街道多，三娘就无冬立夏的打扫卫生，冬天三点多钟就起来扫街，扫完街回来做熟了饭别人家才刚起床。

在“四清”运动后期搞了一个“四清”成果展，其中就有三娘娘家那的事。本来三娘的名字叫“鑫华”，后来登记户口被写成了“新华”。可是当时搞“四清”的人为了显得成就显赫，将当年三娘参加土改工作说成是阶级敌人钻进农会，搞糖衣炮弹美人计，三娘的名字给写成了“新花儿”，在大展板上将三娘画成打扮得妖里妖气擦脂抹粉扭着水蛇腰的样子，极尽丑化之能事。说地主富农利用美人计将农会干部拉下水。在三娘娘家那搞“四清”的人来了这么一出，根本不找三娘核实，也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生编硬造的，根本就不敢找三娘调查核实。一天三娘的大孩子学校组织去参观，见说到三娘的娘家，又见到“新花儿”字样，三娘的孩子也不傻，知道是在说他母亲，就看不下去了，立刻回到家中告诉了三娘这事。三娘忙到展览的地方，看罢脸色铁青、跟斗踉跄地回到家中，也不言语，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告诉孩子你们以后自己照顾自己吧，就要出门。三娘的孩子看出话茬不对，就死命地拽着三娘不让三娘出门，又把菜刀藏了起来。晚上三爷回家看出气氛不对，问谁谁也没说原因，这一夜，三娘一宿没睡，三娘的孩子也不敢睡实着了，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夜，搁谁也忍受不了这奇耻大辱。三娘看着两个孩子终于硬是忍了，那年代上哪说理去？有一次，县里开批斗大会，所有的四类分子全部胸前挂一个白纸牌子，而且来回的道上都得戴着不许摘下，人格尊严受到无情地践踏，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真是……。
  打扫卫生也就罢了，三娘的孩子也跟着吃挂落，一些同龄的孩子一打起架来就骂三娘的孩子：四类分子四类分子。三娘的孩子也挺倔，就和那些孩子对打，有时打得头破血流，衣服也被撕破了，人家找上门来，三娘还得给人家赔不是，还得听任人家一口一个四类分子四类分子的叫。有一次还打到了公安局，（那时候叫“群众专政”在公安局办公）依仗那个值班的人看是个孩子才放过。有一个姓门的小子也不知怎么就和三娘的孩子过不去，只要见到三娘的孩子就大叫：四类四类，并拿三娘孩子的名字取笑侮辱。这小子的班级教室在学校大门口，他天天老早就到学校，天天见到三娘的孩子就谩骂挑衅，三娘的大孩子没少因为这些打架。三娘千叮万嘱千万别出去打架呀，可别出去惹祸呀。三娘的孩子真的听从了大人的嘱咐，以后真的不打架了，听到也装作没听见。一来二去，长期的压抑，造成了三娘的孩子脾气古怪心情抑郁行为怪诞，这是后话。
  和三娘一起被管制的，除了几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到公安局偷枪的被判刑释放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年轻人，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一个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光棍子，一个天主教女教徒，一个据说是卖淫的女人。那个右派分子有知识有文化，常给三娘的孩子讲一些天文地理、民间笑话。那个当过国民党兵的外号叫“丁大舌头”，说话不利索，说起话来逗得大伙哈哈直笑，真乃苦中作乐也。
  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娘的孩子首当其冲下乡去了一个偏远的山沟，过了几年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的铅矿招工，政审条件不算严，三娘的孩子去了铅矿。三娘一家的生活还如往常，不同的是街道那些人对三娘她们这些人管的不那么紧了，可能他们也有点儿觉得没什么劲了。忽一日三娘听到给她们这些人摘帽子了，发给了三娘一张纠正的文件，说是以前属于错管，从现在起不管制了，是和大家一样的市民了。三娘闻讯喜极而泣，拿着那张纸，逢人就给人家看，逢人就告诉：以前是错管以前是错管。别人可没三娘那么兴奋，只是嘴里应着：好好。十多年、二十来年呀。被管制被批斗，被迫扫了十多年、二十来年的大街，孩子也受牵连吃挂落，上学当兵都成为不可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也是非分之想，如今一句错管就完事大吉了。如果被错管错处理的人有个单位还有补发工资的事，在街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能是受了，没有什么恢复名誉一说，解除了管制就是天大的恩赐了，这人还敢奢望别的吗？就那个右派分子老师闹着了，不光恢复了工作，还补发了工资，又娶了个大姑娘做媳妇，美得很。
  三娘这个人心特别软，那是“四清”运动初期，三娘的大孩子给她念一本忆苦的书，叫“青山血泪”，讲的是穷人在万恶的旧社会怎么受压迫受剥削的故事，三娘听得泪流满面。而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三娘一听谁向她哭穷，她就将自己的钱十元五元的给人家，钱送了人，自己的日子就紧巴了，可是过后她一听别人哭穷，她还是照掏钱不误，三娘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这个三爷没少和三娘生气。三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去世了，剩下三娘和小儿子过，费了牛劲给小儿子张罗上媳妇，婆媳又合不来，儿媳妇整天的闹气。一天儿媳妇趁三娘到亲戚家串门的功夫，将三娘住的炕给刨了，三娘无奈在娘家兄弟家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