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写点涉及到“支青”的稿件，投到内地报刊，有些登了出来，一看，“支青”多半被改作了“知青”。编辑们当然是好心，想着是你的笔误，得纠正过来。这些编辑或许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新疆兵团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大批热血男女，他们被称为“支边青年”，简称“支青”。而“知青”则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识青年这个名词似乎早已有之，但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还应归功于毛泽东主席。
他曾经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上世纪５０年代起，国家就鼓励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家就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邢燕子、董加耕们，则要做“回乡知识青年”，参加老家的生产劳动。真正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是在“文革”时期，差不多把城市里的初高中毕业生连窝端了，什么“老三届”“新五届”“后五届”等等。被称为“知识青年”的这个集合后来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邓贤都是，他们把“知青”故事讲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相形之下，“支青”的知名度就要小得多。对于兵团，“支青”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代解放军转业官兵创建了兵团，上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大量从内地前来加入屯垦戍边队伍的支边青年和兵团其他成员一起共同发展了兵团。完全可以说，没有支边青年，就没有兵团事业今天的辉煌。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支边就是支援边疆，支边青年就是支援边疆的青年。兵团接纳的支青是最多的，仅上海支青就有十万人之众。他们不仅是“知青”，而且是“支青”，上山下乡，他们的“山”是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他们的“乡”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他们把青春、汗水、热血挥洒在这里，把生命融入了祖国西北边疆这片荒凉而又富饶的土地。
支青提高了兵团的文化水准。在兵团组成人员中，支青群体平均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文革”前，内地的初等、中等教育水平比较高，尤其是像上海、武汉、温州这样的内地大中城市。这些大中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来到兵团各师、各农牧团场，立即成为了抢手的人才。学校那些连拼音字母都认不全的从干部职工略通文字的家属中勉强选出来的所谓教师，立即被支青们所代替。在连队里，文教、会计、卫生员，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员，这些有文化科学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差不多都被支青们所占据。即使是商店售货员，许多连队也由女上海“阿拉”来充当。她们有文化呀，腹有诗书气自华，站在柜台里，内在的美往外溢，那生意能不好吗？支青增添了兵团的文化魅力。
支青给兵团带来了新的活力。来自内地大中城市的支边青年，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多才多艺，丰富了连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科技创新方面，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许多农机具是他们革新的，许多新品种是他们培育的，香料作物薰衣草是他们引种成功的。文艺舞台上，吹拉弹唱，他们是当然的主角。篮球场上，乒乓桌前，他们是绝对的主力，“三大步”上得是那样标准，脚步移动得是那样矫健，一看就不是野路子，是少年宫、是规范的中小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兵团，人员综合素质比地方上高出一大截，除了转业部队打下的良好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兵团接纳了为数众多的支边青年。
支青为兵团可持续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今，这些曾为兵团屯垦戍边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支青基本上都已退休，多半都回到了内地，但仍有不少人选择终老天山。如今的兵团第二代、第三代几乎全是支青们教育出来、熏陶出来的。他们身上，既有老军垦的忠肝义胆，又有老支青的文化底蕴，他们早已成长为屯垦戍边的中坚力量。
继往开来，可持续发展主要靠的是新一代兵团人。可以说，他们是喝着老军垦、老支青的优质乳汁成长起来的，身上流淌着前辈的优良血液。军垦儿女，基因优秀，再造辉煌，前程似锦。
支边青年，绝不仅仅只是知识青年。知青是支青的文化内涵，支青是知青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