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儿童的私塾教育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私塾教育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的。远在二千多年以前，《礼记·学记》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很明显，这里的“家有塾”无疑是指封建社会中普及城乡的各类私塾。所说的“私塾”，大略的说，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在自己家里设馆授徒。有的读书人虽然学业上有一定的造诣，但无意继续走科考之路，便在自己的家里设馆授徒。如果真的教得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求助于先生的门下；二是把教师请到家里单独传授。一些地处城乡的有钱人家，觉得自己的孩子还称得上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宁可花上一点钱，请教师在自己的家里传授知识。

黄子瑞在《冯友兰家世断忆》载：“友兰先生祖父冯玉文公，愤土霸之欺也，特聘县之名师在家教其三子读书。可见，著名学者冯友兰能有那么高的学术成就，也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三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庄，为了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求学环境，合请一名教师，腾出一间房子，或者利用公共设施，如庙宇、会馆等地方，教本家族或本村的孩子。据《都城纪胜》记载，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陆游也有诗记其实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当时的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让儿童入学，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私塾”，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从教学程度上看，它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等等，而是高中低程度混在一起的。由于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每个私塾的教学质量自然也是不尽相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是怀才不遇的落第秀才，教得好的，也可能说客盈门，家大人想方设法地把孩子往里送。教得不好的，也只能维持着教教识字课本或者“三百千”之类，这样的私塾长此以往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郑板桥有一首咏师塾之作，写得非常亲切感人。诗云：“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童蒙。”看来如果是称职的塾师，还是挺受人尊重的，他本人也是乐在其中的。

一般地说，一个儿童，从启蒙开始，到最后功成名就，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的过程。特别出类拔萃者或者智力低下者姑且不计，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在私塾这一段时间里，识字教育约一至两年；读书教育约二至五年；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至于说最后能否考取秀才、举人，进士，因为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期限自然就更不尽一致了。《七言杂字》中说：“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看来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经过十几年坚忍不拔的努力，到了十六七岁的年龄，就可以考取秀才了。

元代有一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作者是程端礼，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这部书是专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或者是预备教育阶段；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十五岁至二十四、二十五岁为提高教育阶段。这些不同年龄段的教学内容，充分贯彻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大多为理学家的经典和儒家经典。而这些内容的学习，最终是为二十岁以后的阶段打基础的。学生除了温习所学过的知识外，主要用二至三年的时间专心致志于文章的学习，为科举考试作准备，他所拟定的这一时期的日程规定是：“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九读看策九日，作一日”（见《程氏家塾读书分年纪程》卷二）。可见，日程安排完全是科举考试内容的练习。如果按照这个学习程序去做，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去应对科举考试了。

程氏的这个《读书分年日程》，在元代曾被统治者颁行于各个郡县学官作为样板。而且可以说是元、明、清三朝各级学校归典型的“教学计划”，影响及于在此之后的历朝历代。虽然他最初只是在家塾中实行，对蒙养教育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其蒙养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为科举服务上。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空前繁荣期，一些优秀的小说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成为与历史本身不尽相同的艺术的“历史”，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就形象地表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场景。《红楼梦》第八十四回中，贾政检查宝玉在学塾的学习情况，也只是重在查看宝玉日常的八股文习作“窗课”，并将塾师的批改与原文加以对照，并非常认真的给宝玉讲解，而对其他与科考无关的知识则都不过问。在他看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才是惟此为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