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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八股文？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道传薪    时间: 2017-5-16 09:08
标题: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八股文？
本帖最后由 大道传薪 于 2017-5-16 09:11 编辑




    从历史上看，八股文真可谓命运多舛。贬损它的人简直是把它当作洪水猛兽，称其为十恶不赦的害人精。甚至把明朝的灭亡归结到它的身上。据说明末就有人作诗称：“断送江山八股文。”它果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显然是无稽之谈。隋朝倒是没有采用八股取士，不是一样很快就灭亡了吗？而有清一代一直是八股取士，却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又作何解释呢？因此说，简单地肯定它或者否定它都是不可取的。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不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它、研究它，从而作出公允的评价来，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让古老的文化结晶在当今的社会中绽放出异彩。究竟怎样去认识八股文呢？似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一）就八股文文体本身而言，无功过之分。说到底，它不过是明清两代的一种科举考试的工具，或者说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来束缚读书人思想的一种工具。就像启功先生所说的那样“由积弊而引起的谑谥，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见《说八股》）。我们常说，任何一种工具都是双刃剑。不妨用一个浅显的比喻。比方说，一个酒瓶子，可以用来装茅台酒，也可以用来装假酒，喝假酒中毒的人硬让装酒的瓶子负责，人们肯定会认为荒唐可笑。而真正应该负责任的应该是制造假酒的人。在制造酒瓶子时，可以制造出一斤装，也可以制造出半斤装，不过是根据需要而定制。细琢磨起来，八股文这种文体不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吗？八股写的好坏与八股文文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八股文写得优也好，劣也好，关键在于写作者，对于那些空洞无物、有伤风化的八股文章，如果要打的话，板子也只能打在作者的屁股上。启功先生说：“我曾遇到过用这二字（八股）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用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了”（见《说八股》）。
　　当代学者、北大教授何怀远写了一篇文章《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文中的观点既新颖，又让人信服。在他看来，八股文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而已。他在文中将八股文与西方国家现代采用的“托福”考试作一比较，来进一步说明八股文作为“敲门砖”的性质。所谓的“托福”，其实就是一种外文的英语考试，常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作为接收外国留学生时衡量其英语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换句话说，也可以看作是外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的一块“敲门砖”。为了便于用电脑客观、准确、快速地判卷，其听力、语法、词汇、阅读部分用的都是选择题，每道题可以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所以考生即使不懂英语，大致也可以“蒙”对1/4。（当然这样的分数远不够格），类似这样的方法，几十年基本不变，也没听到有人对此产生抱怨，更没有言词激烈的批评。
　　这样一比较，他觉得对八股取士的一味指责有失公允。并仗义执言地说：“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此外，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考试来学习英语。……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也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在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惟独咎八股？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见《科举百年》）
　　如此说来，当今的中国读者，绝不应该把了解和认识八股文视为畏途。八股文毕竟在中国这个地面上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八股文章毕竟凝聚着古代读书人很多心血，通过阅读八股文、研读八股文，可以窥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时代读书人学习画面，对于我们学习国学知识，更好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良养份都是大有益处的。
　　（二）就八股文的内容而言，也是良莠不齐、优劣共存的。过去人们一说八股文，肯定都把它当作传统的文化垃圾，看到它的存在。一般的人都是掩鼻而过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八股文都是以四书、五经为题，由于“代圣贤立言”因此宣扬的都是儒家思想的孔孟之道。既然是孔孟之道，必然都是一些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政治说教，拿到今天来看，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它、研究它，其结论就不会是一边倒了。就会清醒地看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孔孟之道，不仅只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创造的共同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单就四书、五经而言，它代表儒家经典的精华，不仅阐述了儒学的道统和精神，而且也如何做人处事，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认真地阅读它、领会它。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在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
　　江国霖说：“制义虽代圣贤立言，实各言其心之得也。自有明以来，以制义取士至今，盖五百年萃五百年之英才，悉其聪明才力研精覃思于八比之中，各出其学以相胜。”（见梁章矩《制义丛话•序》在这里，江国霖对八股文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八股文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四书、五经的通释，好多都是古代读书人的心血之作，虽然是“立言”，同时也不乏匠心独运，发挥创造。文中多涉及经国大事、上谏其君，下劝其臣，读书治学，修身、齐家、治国等等，真可谓应有尽有、包罗万象。如明代赵南星的《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就是明末奸臣祸国乱政而写的。
　　四书、五经在中国，就相当圣经在西方，具有它的传统性和影响力。它代表了我国固有文化的主要部分，由于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因此它一直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必读书籍，通过四书、五经的浸染，使人们进而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悠久和优美，并发现个人存在的价值，以及对社会、对国家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人们在阅读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再能有机会读一读八股文，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因为所说的八股文，毕竟是古代的读书人经过咀嚼玩味之后而形诸笔端的。文中夹杂着他们许多深邃的思考、精妙的构思和华美的词藻。当然历代流传下来的八股文，有的也明显的带有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在阅读中由表入里，去伪存真，好的东西汲取，不好的东西摈弃。只有这样才是一种科学主义态度。
　　（三）对八股文的指责总给人一种“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槌”的感觉。甚至可以说，对有的人来说，似乎有一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反映。如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那场批判八股文的思潮中，一直站在批判的前列，但从内心深处来说，并未忘情于八股文的妙处。进入老境时，他觉得自己的孙子八股文写得好，是一个可塑之才，为了能让孙子顺利通过乡试这一关，竟然不顾及脸面，而去托付徐乾学到时候有所关照。他在其《与徐乾学》书中说：“小孙黄蜀，余姚县童生，稍有文笔。王颛庵公祖岁总科考，求阁下预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颛老相待甚厚。舐犊之情，实为可愧”（见龚笃清《八股文欣赏》）。
　　也有一些人几十年的场屋经历，到最后却“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把一生的怨气都撒在八股文身上。多少年来一直对八股文耿耿于怀、心存介蒂。浦松龄的《聊斋志异》描绘和刻画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可谓穷形尽相，有时甚至挖苦得淋漓酣畅。但是浦松年本人对用八股文选拔人才基本上是认同的，或者说是亲和的。他十九岁被录取为秀才后，每次都应考举人，但始终没有如愿，直至古稀之年才援例成为一名“贡生”。在一部《聊斋志异》里，他更多地把焦点集中在科场不公上，把责任归结为考官的无能和贪赃枉法上。始终没有把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制度和八股文这种文体上。
　　《红楼梦》也是一样，对八股文、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远不如《儒林外史》。贾宝玉从根本上反对八股取士的方式，但对作为一种文体的八股文并不认为全无可取之处，甚至还偶尔对其产生兴趣。如第七十三回中写道：“贾政当日起身时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偶见其中或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戚，稍能动性者，偶一读之，不过供一时之兴趣。”
　　不管怎么说，八股文并不是一无是处的。用学者何怀远的话说，八股文“虽然并不具有总能把最好的人推到最高位置的确定性，但他还是把大量的庸才挡在了门外。”（见《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社会学阐释》）应该说，这已经是退一步的说法了。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说什么好，就一窝蜂都说好；一说不好，就人人上阵，开始口诛笔伐了。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四）严格区分八股取士与八股文的界限，不能混为一谈。有的人一说到科举制，很自然地联想到八股文，甚至将科举制度等同于八股文。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科举制度是起源于隋朝的文官选拔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而八股文呢？不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所采用的一种文体，其存在的时间仅仅五百多年，明显短于科举制度，因此不应该将两者混淆起来。
　　当代学者们在讨论如今的“高考状元”和昔日的“科举状元”究竟谁最厉害时，著名学者刘海峰表示，称“第一名”为“状元”，实际上只是一种语文的泛指，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他同时强调，科考史上的状元是三年才出现一位，现在的高考状元则是一年就出几十位，所以从考试难度上说，今天的所谓“高考状元”和科举时代的状元是没法相比的。
　　其实，就八股文而言，启功先生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他认为，明代成化年间定型的八股文只是文体的一种，就像外国的十四行诗一样，既是文体，我们就不会强求人家的诗为什么偏得固定为十四行。对八股文，也应该作如是观。同样，考试要以朱熹注《四书》、《五经》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它确实是限制了考生的思想空间，许多人对其诟病，基本上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考试，规定其考试用书，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至少是能保证考试公平的一种手段。况且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不是仅仅考经义、也考时务策论，乾隆之后还有试贴诗等内容。事实证明，所说的八股取士确实也成就了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些著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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