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担沙东水街
时序已是一九七九年春，我任高三班主任、学校政文组长，加上上年冬往惠州评高考语文卷，可谓名声大振！
但 待遇呢？还是依然故我。老婆无任何安排，调动工作问题尚不明朗，不知要捱到猴年马月。到东水中学任教才两年的张曦明，早已走了；林志强等“先遣部队”已离开和平……我，到底怎么办？
老婆孩子在这里吃闲饭，每月还要寄钱给父母，我才五十二元五角的工资，怎么支持得了！以前，我死要脸皮，无论如何要摆“老九”之清高。这次，妻说去东水供销社担沙换点钱，我跃然而起：“一起去！”
阳春三月，气候宜人，我穿上运动服装，来了东水街担沙。由河滩上，一直担到半山腰邮电支局门口的广场。路虽大，却坎坷不平；处处是坡，无力则寸步难行。当时，虽然双膝开过刀，但三十五岁的中年，活力还是有的。而且，心里憋着一口气：“这就是和平知识分子的待遇！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在大街上苦力的干活！”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身上流淌着赤脚少年的血，在拼出韶关读书时“马坝猿人”的挣扎，在放散华师读圣贤书时的傲气，在迸射潼湖炼狱的光华，在续着西江岁月的足迹……
“张老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张老师，你挑起担子快如飞，不简单啊！”
“大学毕业的高中老师，还要这样辛苦，唉——”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我却是雄赳赳，气忿忿，管他娘！
黄振平、吴发林、宋国潮等老师。望着我东水担沙的“革命行动”，笑而不露，“一切尽在不言中”。而黄功福主任他们呢，则装聋作哑。
如今的年青老师啊，我妒忌你们：为什么你们今天如此自由，如此潇洒？而我们当初，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要争个与妻儿团圆的权利，竟如此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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