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九月下旬，乌双水利工程结束后，我同其他民工又返回各自家乡。贾安奇大哥看我顺顺当当回来了，特别高兴，不知从哪儿弄了点儿白面包饺子，为我接风洗尘。那个年月，农村缺少细粮，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包的饺子。
到家后没几天，秋收开始。
在农作物中，糜子成熟最早，所以秋收开始先收割糜子。
一天下午，生产队“打头的”带领着几十号人走到已经成熟的糜子地边，跟大伙儿说：“今儿个是动刀儿的头一天，大伙儿不要急，慢点儿割，先练练手儿，照常规，每人六条垄，自己割自己捆。”说完，大伙儿就依次各点了六条垄，准备动刀。我当然也不能例外。
纵观眼前，浅黄色的糜杆儿被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宽宽的大垄上长得密密扎扎。看着这些，社员们都特别高兴。可我却犯愁了。因为我在辽宁乡下虽然干过这种活儿，可那不是一个人六条垄，而是一个人两条垄，三个人一趟子，生产队的老社员开趟子，并且负责打捆，我们知青只是把割下的放到开趟子社员的陇上而已。而这里是一个人六条垄，还得自己捆，和辽宁那儿比，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而且这儿的垄要比辽宁那儿的垄宽得多，长得远。再说，我还没有学会打捆，更不会打“腰子”，用来打捆用的叫腰子。这可咋办？一下子难住了我。相邻的老社员看我站在那儿发愣，就问：
“咋的，没干过这活儿？”
“不会打捆，也不会打腰子。”我回答说。
“那好办，我教你！”
他说完，就走到我的垄前，挑选长得高的糜子抓两把连根儿拔起，用脚“啪！啪！”踢两下，把根儿上的土踢净了，左手拿着糜子杆儿，右手抓着糜子穗儿拧一圈儿，然后把糜子杆儿批开往垄沟上一放，这就是打腰子。接着他又帮我割了几把，我也伸手割，不到一分钟就够一捆了，他一边说一边动手教我如何打捆：“两手抓住根部，用力勒紧，右膝顶住，右手拿的腰子根儿，绕左手拿的腰子根儿一圈儿后，把左手拿的掰过去压到右手拿的下边。”说完这捆也打完了。
我看着老社员的一招一式，熟练利落，真是打心眼儿里佩服。我想，不能再耽误人家活儿了，就说：“谢谢您了！您快去割自己垅吧，我自己慢慢来。”人家忙去了。我学着人家的干法，拔高个儿的打腰子，随着垅，一刀接一刀割，大约够一捆了，我就照老社员的方法把它捆上。
割了一会儿，感觉腰特别酸疼，我直起腰想歇一会儿，可是抬头一看，呵！我已经落后很远了。心里着急呀，顾不上歇了，弯下腰继续干，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抓着糜杆儿，一刀一刀，一把一把，割着，割着，这刀一下子割到左手指上了，抬手一看，五个手指割破了三个，鲜血顿时从中指、无名指、小指上顺着刀口流了出来，我忍着疼，急忙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儿，撕下三条儿把伤口包上。这时朝前再看，落得更远了，我弯下腰，忍住疼，坚持往前赶。
太阳落山了，大家相继都割到头了，惟有我离地头还有很远。这时“打头的”朝我打喊了一声：“天太晚了，我们不帮你了，你慢慢割吧！”说完，人们都手掐镰刀，悠然悠然地回家了。
我看看四周，长满庄稼的田野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真觉得有点儿凄凉，也有点儿害怕，没办法，那也得干啊。天渐渐昏暗了，蚊子、小咬儿即刻兴奋起来，一群有一群，围着我的头和脸不停地叮咬着。
天黑下来了，我终于割到了头。当我捆完最后一捆时，一看左手包着伤口的布条儿已经不见了，三个受伤的手指刀口处仍然渗着鲜血。我拖着疲倦的身子，脱下上衣一边扑打着蚊虫，一边朝家走去。
第二天上午，生产队长到地里检查，发现我打的捆不像个样子，用手一拎就要散架子。于是，下午出工前，当着众人的面，朝我喊道：
“你昨天割糜子打的捆咋都是半扣啊，一拎就散，那怎么往车上装啊！”
“我昨天才学习打捆，没咋学会。”我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这可不行！得扣你工分。”
“行，行！我一定加快学会。”
过了两天后，我问了一下记工员才知道，队长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扣我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