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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今天怎样纪念周恩来 [打印本页]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4 23:06
标题: 我们今天怎样纪念周恩来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4 23:09 编辑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纪念周恩来的讲话，对此我表示完全同意，希望与我争论的人们也能对是否同意总书记对周恩来的评价表态。我个人认为应该对总书记对周恩来评价的讲话进行重要补充，这并非说总书记的讲话不全面，因为在习近平的位置不可能对一些评价周恩来出现的争论问题也在对全世界公开的讲话中去一一澄清，这项工作可以有我们这些与习总同龄，同时代，同阅历的老知青来完成，这也是纪念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尽管我正在书写的周恩来总理组建和领导“第五野战军”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章因为这里出现的对周恩来评价的争论而搁浅，但是我认为这次搁浅正是我们能够全方面的梳理和澄清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的一次大好机会，万不能错过。我们不怕面对真实的历史，例如周恩来说过很多拥护江青拥护林彪，拥护文革的话，我们都说过同样的话，当年没说过那样话的人在全国没有一个。当然有人会说十万大山密林深处黎族山寨里有位老妇人没说过，对此我认错和道歉！
下面对周总理的评价将片面的展开，何为片面？因为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太多了，世人多年来对他的颂扬也太多了。我在这里专门针对很多拥护总理的人们不敢面对的文革时期周总理的角色进行梳理和辨析，这就是片面的由来，希望这个片面的补充能够将周恩来的评价成为全面而不留下黑洞，仅此而已！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4 23:58
由于这方面的话题敏感，所以需要梳理和适当的引用一些历史资料，需要些时间。但是梳理这方面问题极为重要，否则人家从海外搬来一颗“氢弹”摆在总理灵前，谁还敢前去纪念总理？可能有人还会根据那些人的转帖去联想，“原来总理是那样。。。。。。”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07:40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07:58 编辑
我们不用面对难题绕圈子，就直接进入主题！共同在我致理事会的帖子里开诚布公但不给出处的转来美国反华反共网站上的帖子如下：
参与/回复主题
RE: 再致周秉和理事长和理事会，网管会：
共和国同龄人 发表于 2018-11-12 06:49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相比这个讲话，哪个算力挺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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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07:5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08:00 编辑
鉴于共同（共和国同龄人）说我过去复制她的帖子有篡改之嫌，必须用截图才能证明那是她发过的帖子。因为她的共同网名被封，她的帖子全部被删除（或屏蔽），所以“死无对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把她转来的帖子进行了截图如下，她的这个帖子没注明出处和讲话人的姓名和背景：
鼠标点击下图可放大图片观看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09:06
尽管共同转帖没有注明那个讲话的发言人是谁？什么时候讲的这番话？但是我们根据共同的意思知道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讲话人是周恩来。我在美国反华反共网上查到这个帖子，原帖显示这个讲话是在文革初期：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11.28
这篇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很长，发表讲话的领导人的顺序是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除了江青之外，所有发言的领导人都赞扬了江青主持搞的八个样板戏。
我们就说这个讲话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吧，那是否可以说周恩来等所有当时发言的领导人都是永远坚定的挺江派？先说陈伯达，他后来加入林彪阵营与江青发生内讧而被打倒。再说谢镗忠少将，1967年就因中央文革中的刘志坚中将因得罪江青被打倒而与刘一同被赶出中央文革。而吴德后来更是参加了抓捕江青四人帮的行动。最后就是周恩来没说了，总理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去世的，当时总理内心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呢？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09:19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09:31 编辑
鼠标点击上图可放大图片观看
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陈扬勇
节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09:5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10:22 编辑
共同转的那个帖子的背景是“1966.11.28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领导人排名顺序如标题）”.
周恩来纪念馆的上面那篇文章是"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通过上面两份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6年11月大会上“盛赞”江青的总理就在66年12月的大会上被江青点名要批斗他身边的左膀右臂。江青的逻辑是只要造反派搞出来的资料就是可信的，只要造反派要批斗谁就要把此人交给造反派去批斗，在捕风捉影甚至栽赃陷害和侮辱体罚之下很多人死去。我们可以看到总理如何顶着江青的压力保护被冲击和迫害的老同志。在那种处境下，周恩来内心中能是挺江青的吗？可能有人会争辩，他们会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公开讲话中都是拥护江青的，对此我们必须替总理面对历史“认罪”，他老人家当年错误的支持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同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当时的成年者）也都应面对历史认罪，这样才公平，因为大家都拥护过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很少数的人因为近距离的观察过江青因此说过反对她或对她不敬的话，例如我哥哥当年对人说他认为江青有精神病，其代价就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牢房，最后被开除大学学籍到了劳改工厂当了炼铁的炉前工，那年他22岁，当时我们家为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后来我的父母都被送出北京到外地去审查，我也因中学生之间的帮派械斗造成的流血事件阴差阳错的被关进看守所 ，那年我15岁。 在当年那种混乱时期，有人说在文革中如果周恩来学了彭德怀，那这批开国元勋大都不在了。
类似于“伍豪事件”的诬陷还有一例就是周恩来之弟所谓参加了“王光英反党集团”的冤案。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1:06
追思我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和
2018年04月17日09:1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来了。伯伯的工作骤然变得异常繁重和复杂。电视剧《海棠依旧》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倒、批斗、审查时，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状告我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总理批示。伯伯将上报材料中的处理建议上的“拘留”两字划掉，改为“拘捕”，我父亲就这样被北京卫戍区抓走了。
父亲这次被抓走，关押时间长达七年多。后来，邓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要释放一大批老干部出来，经毛主席同意批准，我父亲与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释放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政治气氛有所松动。1972年开始，很多被关押的老干部家属被允许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探监，被关押的人能与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互诉思念之情。
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被允许去见我父亲。负责审查我父亲的工作人员都说我父亲没问题，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说：“审查周同宇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
我父亲被释放后，因为七年多没有与外界接触，对形势变化都不了解。那时，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通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经过深刻思考，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长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没有问题。凭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识破了“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诡计，但是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式，将“拘留”的建议改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铐铐走的），让“四人帮”抓不到辫子，反而对我父亲起到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时期不能说出来，而且需要配合。他对哥哥的处理办法表示理解、钦佩和感激。
有一件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他都没有被批准参加。他没有“资格”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别。
那是因为1975年被释放出来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带着“尾巴”出来的。所谓“尾巴”，就是人被放出来前，审查人员宣布：“以前对你审查是正确的，放你们出来是对你们的关怀，但并不等于你们就没问题了，放出去后还是要继续反省你们的问题，不要以为放了就没事了，你们是带着尾巴（问题）出去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随意参加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周恩来总理的治丧活动属于重大政治活动，就算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因为有“政治问题”，也不准参加。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当父亲得知伯伯的一切治丧活动只允许我们晚辈参加，他却因为有“政治问题”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机会时，他的绝望、悲哀、凄惨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只能默默地忍着，接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
没能为哥哥送终的难过、委屈、无奈与遗憾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可喜的是，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1:39
周恩来1968年亲笔批示逮捕亲弟弟周恩寿
周秉德
2011年06月15日09:2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王金岭敲开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批示拘捕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是难点之一；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作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王金岭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7年多没见，爸爸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作者: 遂宁知青 时间: 2018-11-15 11:43
当年你们家的不公正的遭遇全国各地皆有，且数量甚多，惨不忍睹，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背景，恰恰证明在总理追悼会后北京首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掀起悼念总理的高潮时所写的一首:扬眉剑出鞘，这首诗不仅立即传遍大江南北，而且至今的中老年人都能背颂，也懂的这首诗的真正涵意。周总理永存人民的心灵深处。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2:2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12:28 编辑
通过周秉和，周秉德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看出了什么？我们当然没有从共同鬼鬼祟祟的转载的那篇无名无姓无时间无地点的“氢弹文字”中那样看出周恩来忠心拥护江青的内心活动来，也可能共同这些江青派会说周秉和，周秉德这些当年的晚辈人说了不算，必需由周恩来亲口说出他反对江青才算数。众所周知，周总理一直在公开场合顾全大局，不与江青公开对抗，习近平在今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时对总理在文革中的表现所做出的评价是：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历史的演进是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我们不能苛求总理在文革中应该象彭德怀在庐山上与毛泽东拍桌瞪眼对着干那样去做，也不能要求总理象彭真在文革前夕那样公开说：
彭德怀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彭真竟敢讲那话？
2012年02月23日11:0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做的？正如习总说的周总理“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文革”中周恩来如何自我保护：公开顺从毛泽东
杨基正 吴精通
2012年08月17日10:41 来源：党史文苑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巧妙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
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 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1960年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一开始李富春提出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一看“整顿”两个字可能刺激毛泽东。就把它划了，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说明错误程度很严重，而调整就平和得多，这样毛泽东才能接受。再比如解放老干部时，中央发的社论中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周恩来觉得这样写虽然没错，但会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只讲老干部，那江青一伙怎么想？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新干部。于是亲手改成“经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改谁都不好讲什么，社论得以通过。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得以顺利落实。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3:05
上文中有句话是：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
上文中还有句话：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
从上面这些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可能心悦诚服和发自内心的去追随江青搞文革，尼克松有句评论可能算是旁观者清，他说：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4:1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14:29 编辑
刚看到你的回复，当年我哥哥因为近距离观察江青后发现她信口开河精神异常才在私下与人说江青有精神病，后来被揭发。他入狱后遭到批斗和毒打，直到现在他的面部还时有抽筋疼痛。当年在南京地区有8人犯有攻击文革棋手江青的大罪，曾被要求判重刑！后来报到许世友那里，许将军大笔一挥给我哥减刑了，老将军的理由是“这个娃娃父母都是老共，他怎么会反党？”言外之意是反江青不等于反党。后来我哥还是被下面的人判为“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后就是开除大学学籍取消大学生工资待遇，回原籍作为无业游民，他曾要求去内蒙古建设兵团被拒绝，怕他叛国，后来就被送到过去的劳改工厂。这位现反文革后平反，自1977年开始从事有色金属稀土行业的专业和进出口工作直到他们在长安街的总公司关闭合并到五矿。此君是个另类，1977年平反后受到重用的老大学生很快提拔正处级，结果一直干到退休还是正处，而且调离进出口公司，原因是在他领导下公司赚到大笔外汇，上级，同级，下级都张开大口，上级要买高级轿车，同级要大建楼馆，下级要求建住房。但这位老兄一概拒绝，还在公司抓了几个贪污犯送上法庭，得罪了领导，"脱离了群众”，最后被平调去管后勤。他是同级中唯一不要公家配给私人拥车的干部，他也是在电报大楼全北京最后一个为BB机缴费的公家干部，因为他严令公司所有人不许拥有公家手机。因为他的不近人情，在有色金属大楼里那些年轻干部见了他都绕着走，有位中央老领导的子女还开导他不要太古板。最后的最后，公司亏损，他原来手下的几个进出口业务员分别席卷几百万美元逃到美国，原分公司大楼出租，公司全体职员免费在三环内分到三居室一套。最最后分公司改制，原总公司也被中央撤销，我哥的上级，同级，下级后来大都被双规或查处。
我哥对各方亲戚说三亲之内不要找他做生意，他对我说如果他让我在国外当百万富翁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不能那样做，让我自己去奋斗。后来我的一位熟人（我为其打过工）是上海美籍商人，他听说我哥的业务后去北京找我哥做稀土进出口生意，提出贱买（从中国进口稀土）和贵卖（向中国出口设备），条件是在瑞士给我哥开账户，但我哥立马拒绝。这位仁兄后来对我愤愤不平的说他在中国生意场上从没见过我哥这样手握进出口大权却拒绝在瑞士银行开户的人。
我的对手说我是特朗普派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其实他们也知道我在干什么！好象只有他们才痛恨腐败? 他们骂我的母亲，她老人家临终前一年给总书记写信要求中央纠正党风，消灭腐败。她还以我哥为原型写了半本未完成的小说。他们这代人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不愿看到共产党国家进入周期律而垮掉。但是看到问题只是第一步，看到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更重要，最后是怎样解决问题就是无比重要了。在我哥的例子，为什么如果他跟随大溜不严于律己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让我在海外成为不劳而获的百万富翁？就是因为他具有轻易侵吞国家资产的一切条件，那就是体制的痼疾！一是国产就是党产，二是党产归党权随意不受监督的使用。例如一把手一句话就给公司全体职工每人在三环内买一套三居，皆大欢喜，全体贪腐！
再搞文革可以打贪官收住房，但是新官上来没几年又变贪官，因为那个体制是靠自觉自律而不是靠人民监督而运转的。周恩来就是严于律己的典范，但他只能把周秉和从军队送回农村，连毛泽东在文革中都开后门送人上大学，邓榕就是走了毛泽东后门上大学的。因此我们纪念周恩来的严于律己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更难了，难倒了所有理论学者，此问题在本文最后一定要写出一笔！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4:48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14:58 编辑
周秉和文章中有一段让人震惊：
“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什么情况？我哥因“反江青案”在1977年就彻底平反了，周秉和父亲勿须有的问题要等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 而且他1975年就出狱了，但是一直等到1979年彻底平反后才能与邓颖超见面“喜极而泣”？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虽不是内行，但受过速读的训练，能在速读中发现重点问题。1979年？彻底平反？那时才让见邓颖超？ 还没说周秉和的几个姐弟兄妹在文革7年间不让探视狱中的父亲，周秉和父亲连参加总理追悼会都不让？听起来有难言的恐怖！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5:07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15:18 编辑
周秉和父亲当年犯有什么滔天大罪了？据说是红卫兵对王光英抄家时发现了聚餐请帖上有周秉和父亲的名字。王光英是谁？王光美的哥哥。这就与刘少奇挂上钩了!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一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以思想解放著称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外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会议的底线。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个分组提出了很多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但因为刘少奇案件太大，牵扯面太多，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极少有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
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
在11月25日开(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在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与会者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都没有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仍然任重道远。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15:22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
据王光美回忆：“那时，我没有家可回。出狱那天，我被有关方面直接送到了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孩子们马上赶来厂桥见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两个凡是’那几个人掌管的地盘，可住不得啊，应该住到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分管的地方，这样才安全。经过耀邦同志的过问，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组部招待所去了。那时，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又送我到医院去治病。”(高建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组部派人接王光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在刘源和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万仲翔搀扶下，王光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时隔多年以后，王光美第一次公开亮相。1月28日春节，《人民日报》报道了王光美出席春节联欢会的情况。
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6月5日，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这是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之后，首次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更加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22:42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22:56 编辑
可以看出，当“197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周秉和父亲的冤案就可以了结了，这距离粉碎四人帮已有近3年的时间了，就是因为刘少奇的案子是毛泽东定性的，在人们的头脑里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容松动，直到40年后的今天在一些人头脑里仍然是如此！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2016-09-20 17:45:47
来源：搜狐 国家人文历史
“1979年2月5日，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孙大光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因为有华国锋的态度在前，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现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这封信经胡耀邦决定，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孙大光来信，但并未表示有态度的意见。(《纵横》2006年第3期，张曙《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中央纪委研究处理刘少奇冤案。2月22日，中央纪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据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纪委研究。这两个人的问题(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
邓小平的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在一个内部谈话说：“党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现在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应该做，可是现在不能做。刘少奇这个问题，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个稿子来，也可以，但不好。现在全党是否意识到刘少奇这个问题过头了。我觉得是过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脑子里没有谱吗?有谱，可是，现在解决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的步子迈得相当的快啊!我们自己的领导跟不上。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包括主观的可能性。”
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做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邓小平和陈云要求中组部复查刘少奇问题的批示，这一次终于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落实。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王任重和王鹤寿二同志能够参与中纪委的工作，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出一把力，是与胡耀邦分不开的。胡耀邦曾为他两人的冤案复查，与中央专案组有过激烈冲突。
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曾负责复查“六十一人案”和从1978年11月即开始调查起草刘少奇案报告的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
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做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
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
后人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讲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领导人明确反对给刘少奇平反，他们认为平反了刘少奇，那毛泽东怎么摆?“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党的基本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怎么看?”
直到今天，社会上一股势力还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群众运动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是对的，而且还在那里从历史上逐年逐月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来加以说明，例如将大跃进中刘少奇的言论找来说明大跃进的盲动都是刘的错误，这些人不顾建国以来的所有顶层设计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在没有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全体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所出现的共性问题，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人人有份。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文革是背着党中央一线领导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自下而上的由党中央二线不承担党和国家主要日常工作的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是毛泽东的专利，从此国家正常的日常工作和稳定的社会生活就被狂飙突起式的社会革命完全打乱，造成了全国亿万人民个人命运的极大改变（被户口制禁锢在边远农村的农民所受影响较小）。文革最早的发起者实际上江青，她秘密在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搞的评海瑞罢官实际上并非是毛泽东专门用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引用了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间在1967年2月3日。“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说得很清楚了。
毛泽东说：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后来毛泽东接见另一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客人时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0页，编印者不具，1967）”
官方的史料与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记载的史料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毛泽东是否事先知道江青组织人马背着党中央秘密起草评海瑞罢官的“炮弹”，但是我认为文革的发动最初还是属于擦枪走火，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有了文化小革命，并且成立了“小中央文革”的五人小组，专门处理文艺界出现的只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路线的问题，江青在文革前就抓了样板戏，这属于局部的文艺改革的工作。但是评海瑞罢官的目的不同了，涉及是否吴晗代表中央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有人说江青搞的评海罢一文本身也是为了在7000人大会上憋的一口气而找一个出气的机会。那口气就是当年彭真提出的大跃进也有毛泽东的责任而使得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承担责任并主动提出延长会期，代表们留在北京过春节，让大会成为出气会。不幸的是因此在中央一线和二线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嫌隙，进而因评海罢是否应该发表出现了中央一线和二线的斗争，毛泽东愤怒之下为了打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央一线不听话的局面，不顾一切的发动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按江青的话说就是出了7000人大会上憋的一口气。文革出气的结果就是凡与刘少奇沾边的都没有好下场，与王光美沾边也一样，与王光英沾边也不行，因此周秉和的父亲直到1979年才能和邓颖超团聚喜极而泣，悲催啊！刘少奇平反是“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而促成的！
作者: 遂宁知青 时间: 2018-11-15 23:03
本帖最后由 遂宁知青 于 2018-11-15 23:21 编辑
应该是1979年团聚，文中错写成了“1070年”团聚，望核对。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23:14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23:27 编辑
我查看了官媒和坊间许多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的文章和资料，凡提到文革的都含混不清，似乎人们不愿卷入当前历史的争论。但是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上的讲话言简意骇，如果逐字逐句地推敲，就可以明确地回应那些自称为支持习总但是却在全党全国全网纪念总理120周年之际连篇累牍充满深厚感情的歌颂江青呼唤文革，他们一篇纪念总理的文章都不写，全都是从社会上搬运挺江的帖子，还搞来什么社会上给江青鲜花的数据，他们提到过给总理鲜花的数据吗？
习总说：
周总理在文革中“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挺江派们如果还在那里搬运侮辱周总理支持江青支持文革的“氢弹”就是无视和对抗习近平纪念总理的讲话。就算习总说的话属于不宜直说只可意会，但读过书的特别是自称上过北大的人应该能理解什么是常人难以想象，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苦撑危局！
什么是危局？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23:16
已发现和改正，也不是1970年，而是1979年！
谢谢仔细阅读！
作者: 遂宁知青 时间: 2018-11-15 23:25
哎呀，我也写错了，真糊涂了，眼睛也不行了，对，立即纠错。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5 23:46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5 23:55 编辑
现在看东西写帖子时间长了眼前景象都是重影的，颜色也分不太清。时不我待，还有文革上山下乡50周年的探讨文章没有完成，但是当前在这里进行的对各类热门和纠结的理论问题的思辨和澄清具有极大意义！过去没有机会仔细梳理，7年前在这里与我争论的人大都被封了IP，有7人之多，他们的帖子全被删除，失去了参照对比的理论和各种表现，，例如骂街，就不容易说明争论的全貌。现在很好，大家尽情演绎自己所有的家底存货，这样才公平！可惜共同的那些理论除了极少片段被我复制外都因她被封而看不到了，不过她自己承认而且得到下属得证实，共和国同龄人就是共同得马甲，她现在的表现更说明她就是共同。从她在共同被封后第一次“接过共同手中枪”所发出的枪弹和枪法我就知道是来自共同，只是以为这个共和国同龄人是共同的“二传”。后来她一生气一上火就和盘托出，后来又想否认，还煞有介事的批评常看说她就是共同是错误的，弄得常看也啼笑皆非不得不献茶来解嘲。唉。。。。。。！
现在共同搬来侮辱周总理的“氢弹”，我在这里是做拆弹的工作，“氢弹”拆开后才发现里面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形而上学一类的断章取义割断历史局限性的东西，例如当年我们都拥护过江青，能说我们现在都象共同那样是挺江派？西方也有很值得学习的人文思想和哲学理论，但是文革派找来的都是张春桥思想流毒到海外生成的嫁接产品。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6 07:2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16 07:29 编辑
就算我转来习近平，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德讲述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与江青四人帮做坚决斗争的谈话，社会上挺江派还是会说上述人都不是文革中在周恩来身边的当事人，有很多资料证明周恩来是最挺江青的，那怎么办？必须有与周恩来平辈的人出来说话才可信？ 与周恩来平辈的人邓小平出来讲过下面的话：
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当然，挺江派最恨邓小平，他们对老邓的话从来不屑一顾，那么只有找周恩来家里和他同辈的人出来讲话才最可信？ 周秉和的父亲是一个，周秉和代父解说：
“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但是挺江派还是会再搬来更厉害的“中子弹”，他们会说周秉和父亲被隔离审查7年所以并不了解周恩来与江青的真正关系，海外反华反共的网络媒体还说周，江关系好着呢！江青还追求过周恩来云云。因此如果有最了解周恩来的近亲出来说话，例如邓颖超，对此挺江派该认账了吧？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6 08:06
《我的七爸周恩来》作者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鎏。 新华社图
8月23日上午9时许，位于上海展览中心的上海书展人头攒动，一位身着米白色休闲西装的老人，在讲台台阶旁的轮椅上安静坐着。
老人白白瘦瘦，看着却特别精神。当主持人向台下观众作完介绍，观众才发现，在一旁静坐良久的老人正是这场签售会的主角。他是周恩来的侄子、86岁的周尔鎏先生。
周尔鎏带来的是他的新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
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周尔鎏的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他口中的七爸正是周恩来，七妈则是邓颖超。
新书首次披露独家史料
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只留他一人在上海读书，后来被周恩来戏称为“孤岛孤儿”。1946年，周恩来通过时任《文汇报》经理张振邦先生几经辗转找到了周尔鎏，“以后我就由七爸七妈直接抚养”。
周恩来夫妇对周尔鎏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也对他之后的工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据周尔鎏介绍，周恩来是中国理学开山鼻祖之一周敦颐的第33世孙，作为周氏始祖的后人，更作为家庭成员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早年就因周敦颐而深感自豪并以之为人生楷模。
“七爸作为周敦颐家族的后人，一生信奉其先祖所倡导的‘以诚为本’。”周尔鎏在书中写道，“他任职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总理26年之久，始终做到廉洁自持，一尘不染，这是当时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或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
周尔鎏年轻时曾经入伍当兵，后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任中联部副局长、对外文委（文化部）司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由于历史巧遇和工作安排，常常是继总理政治出访某些国家后，我便随后陪同文化代表团出访该国。在国内，我也常陪外宾去总理视察过的地方和单位参观。为此，七爸曾戏称我对他是‘亦步亦趋，步我后尘’。”
周尔鎏说，有关周恩来的许多资料迄今未曾面世，自己深感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将这些宝贵史料披露出来。“书中内容或许有助于增进国内外对周恩来总理的全面了解，有助于周恩来研究工作的推进。”
《我的七爸周恩来》的材料收集和撰写耗费周尔鎏数十年时间。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自己在取实考证，查阅资料，史料、诗文解读方面都遵循一个原则：实事求是，“这本书是我一生亲力亲为亲闻的真实记录。”
在周氏后人中，读者较早看到的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回忆录，周尔鎏认为，自己和周秉德因“经历和年龄差别，当年的事她并不知晓”。
这部20余万字的新书分为《周氏家世》《爱宝与七爸七妈》《建国风云》《文革岁月》《永远的怀念》《史实的订补与澄清》《秉承遗训》七个部分。新书首次公布了诸多独家史料，包括周恩来曾先留学英国后留学法国，“伍豪事件”前后周恩来躲藏在周尔鎏的出生地上海，周恩来生前最后的枕边书、内心的家族愿望，以及从建国到“文革”，周恩来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思想看法等。
七爸的枕边书
“周元棠是七爸的高祖，他对七爸的影响是迄今为止罕为人知的。”周尔鎏在书中写道。
周元棠生于1791年，卒于1851年，“生前著述甚多，但因战乱，身后仅有一卷《海巢书屋诗稿》留存。这卷诗稿所录诗作均是周元棠22岁之前所写。”
周尔鎏在书中披露，正是这卷收录135首诗作的诗稿，被周恩来珍藏在床头枕下阅读多年，伴随他历经“文革”的十年浩劫，直到他离开人世。
周尔鎏认为，周恩来幼年生长在淮安，此后相继在辽宁、天津求学，后来更是辗转南北，但他对祖居地——绍兴的乡恋深情始终未变，对当地的风物景致、文化习俗甚为了解，这除了周恩来的博闻强识并曾专程到过绍兴外，和他研读高祖周元棠的诗作获取独特的感受不无关系。
“元棠公生前虽遭遇家道衰落，但他一生甘守清贫，始终秉持高洁操守。”周尔鎏认为，周元棠《自述》诗作中“当作奇男子”的铮铮铁骨之言，迄今仍然令周氏后人有读其佳句如见其人的感受。
周恩来在1917年9月从天津南开东渡日本，在出发前曾写下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尔鎏感慨，青年时代周恩来为拯救中华而愿献出一切的豪迈气概，与元棠公“当作奇男子”的铮铮铁骨是何等的相似。
再如《海巢书屋诗稿》中的《留侯》，“提到自古以来真正的可以称作豪杰的历史人物并不多见，往往不是过于刚直就是过于压抑自己，真正能够文武全才刚柔并济的英雄人物‘总以识高见才力’。”
周尔鎏发现，周元棠在无意中还成了一位预言家，“七爸非凡而又曲折艰辛的一生，于百余年后全面验证了元棠公的预示，也同时验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的周恩来，最终成为世人公认的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刚柔并济的伟大政治家，与家族传承不无关系。因此，七爸一生珍藏这一诗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经常反复研读这些诗篇，从中得到激励或抚慰，也是可以想见的。”周尔鎏写道。
出身大家庭的周恩来曾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名为《房》的长篇小说。周恩来告诉周尔鎏，这一小说的内容就是根据大家庭的许多“房”的不同历史演变，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加以描述。然而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文革”初期跟不上
周尔鎏认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也感觉“跟不上”。
他在书中写道，1965年，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可以说这是危险的提示，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另一方面，周尔鎏认为，当时的周恩来“只是感到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可能愈加厉害，并未料到这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动乱即将来临”。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公开点名批判。
“七爸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同意彭真的意见：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尔鎏写道。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搞修正主义，遭到许多师生和员工的批驳。
周尔鎏回忆，由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七爸指示：北大搞运动一定要慎重，注意内外有别。大字报贴出以后，七爸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该校，批评聂元梓等人违反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并重申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中央指示。
几日后，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将该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当晚，陈毅询问七爸：‘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道：‘我本人也只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电话，告我该大字报内容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特别的谈话
1974年，邓颖超曾和周尔鎏有一次特别的谈话。
“1974年春天，七爸不仅是重病缠身，同时他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七妈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周尔鎏感到，这次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七爸七妈对他的最后嘱咐。
这一次谈话，周尔鎏在书中形容为“特别的谈话”。
他在书中回忆，“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最坏的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
多年后，邓颖超向周尔鎏讲述了周恩来去世的真正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进行保守治疗。”周尔鎏在书中写道。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16 10:45
我们在这里纪念周恩来总理，有一伙从不写一字一句纪念周恩来的人们建了一座天下奇楼说我纪念周恩来是虚，影射毛泽东是实，还说我千方百计要否定党的领导，我已在那楼里回复了他们给我的定罪。奇文共欣赏，请看：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9 23:04
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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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组 2018.11.29
坚决拥护网管会的通知，本人将在这里完成纪念总理诞辰的系列文章。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29 23:59
纪念总理在文革中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以此可以粉碎社会上一些人对总理的污蔑。邓颖超，周秉和对此都有相关的谈话，对此梳理极为重要！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8-11-30 07:48
现在，填写个人资料的默认值都是女士头像。
所以，我有个疑惑，您是男的吗？
作者: 常看 时间: 2018-11-30 08:00
没回答。那么，请问您是女的吗？
电子书在线制作试验（分页链接 1）试验田1 827 无声 2014-6-7 13:12
致沙鸣 -《中外历史大事件多媒体对照图表链接》记忆与珍藏0 737 1970-1-1 08:00
这条之前，怎么都是1970-1-1 08:00？
作者: 无声 时间: 2018-11-30 09:31
本帖最后由 无声 于 2018-11-30 18:56 编辑
毛泽东主席说他一生就办了两件事，打天下建国与发动文革。我认为周恩来总理一生也办了两件事，打天下建国与减少文革的损失。事实上，正是在文革中总理耗尽了心力和体力，导致过早的离开我们。习近平在纪念总理120周年诞辰上的讲话淋漓尽致的描述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努力和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本楼将继续对文革中总理为挽救国家所做出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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