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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电子书 [打印本页]

作者: 昆明知青    时间: 2019-7-30 19:05
标题: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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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昆明知青    时间: 2019-7-30 19:13
《中国文化史导论》前言
钱穆
“文明”、“文化”两词,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

再举一例言。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而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一位资身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 “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才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一位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惧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线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俱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企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有物质而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定的。然富有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有赖字样。人身非滋养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 “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唯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于是安足者陷于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可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散。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然中国改进,其事亦不易。使中国人回头认识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

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抑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极当深究之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进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不但要着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

第二:则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人类群居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整体,始有向前之生机。如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之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牵牵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发,动全身,以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我们必从其复杂的各方面了解其背后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发展性。文化俨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趣与价值,其实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中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本书十篇,根据上述意见而下笔,这是民国三十年间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中刊载。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叙述。此数年来,本想写一较为翔实的文化史,但一则无此心情,二则无此际遇,而此稿揣行李中东奔西跑,又复敝帚自珍,常空失散了,明知无当覆钵,而且恐怕必犯许多人的笑骂,但还想在此种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讨论之典,因此也终于大胆的付印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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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昆明知青    时间: 2019-7-30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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