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五）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1970年春节后不久，开始有大批知青陆续来到方强农场（十五团），分到我们一营的也不少。先后到来的有苏州知青、徐州知青、常州知青、南京知青、连云港知青。晚些还有苏州地区浒关、盛泽等地的知青，好象还有少数泰州的知青。无锡知青除了我们最早来的几十人外，后面再也没有来过。全营人数最多时大概有七百多人。一连、二连各有二百多人，三连、四连各有一百多人。

我们一营的知青之中，苏州、常州知青人数最多，年龄稍小，大都是69届甚至70年代的中学生。南京、无锡知青人数少，年龄居中。徐州知青年龄稍大一些，有不少是老三届里面的66、67届高、初中生。尤其是徐州三中的高中生，素质较好。因此，徐州知青里的一部分知青很快就成为连队的知青干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班长等职，后来有的还担任了副营级干部。

记得较早的副连干部中有一连的彭玉成、枊敏；三连的虞和惕；四连的潘桂英，都是徐州知青。四连的葛美玲是南京知青。二连是姓祁的知青，不清楚是什么地方的知青。后来还有苏州知青单承寅任一连副连长，吴云妹任二连副连长，后来还调来一个姓费的副连长，南京知青李捍东任三连副连长等等。后来担任副营职级干部的有徐州知青虞和惕、余丽霞、武维侠。

方强一营主要种植棉花。四个连队一开始都是种植大田棉花。后来改为一，二，三连种大田棉花，四连专门搞蔬菜、畜牧等后勤。1974年，因上级要求兵团粮食自给，营里安排四连开始种水稻。但水稻种植的面积并不大，估计也就有一、二百亩地的样子。

我一开始分配在一连，起先在大田干活，后来调到蔬菜班种菜。1971年3月调到四连一排，先后在大田和蔬菜班干活。在四连我曾先后同柴锡春、郑振秋、王庆荣等人住在一个大宿舍，同样结下了深厚友谊。四连一排的排长叫张祥和，徐州知青，中等个子。我们先因工作关系而相识，后因以诚相待而相知，也成为好朋友。他早在1973年就调回了徐州。后来也没有联系。不过我回忆起农场的事就会想起他，因为我记得他那时有点象兄长那样关心我。除了无锡来的一众同学朋友之外，一连、四连还有好多战友留在我的记忆中，如方胜源、余锦文，潘凤泉，孙洪锦，张应声、江荣新、王龙昌，盛国经，张传琛，张家成等等。

1974年9月30日，我从四连一排调到营部担任营部书记员。算起来我在连队已经干了五年活。为什么会调我去做营部书记员？一直没有人告诉我具体情况。

当四连的副连长潘桂英通知我到营部当书记员时，我感到非常突然。不过当时也没有去多想，高高兴兴地去营部上任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跟营领导没有什么碰触，他们应该对我不了解。之所以选定我，想来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上面这几条是当一个营部书记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具备这些条件的知青有不少，所以我能被选上，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连队领导的举荐。因为营领导对下面的人员并不熟悉，估计是让各连队推荐人选，介绍情况，最终选定一人。

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也没有人对我说起，但想来应该是如是。所以我还要感谢当时的四连指导员戴振国和知青副连长潘桂英。

当时营部除了营长（孙文云）、王副教导员（王玉珍），李副营长（李神甫）之外，工作人员有5人：书记员（朱兆中）、通讯员（程晓明）、植保员（孙福祥）、卫生员（姓毛，后调走）、售货员（营部小卖部丁芬，后为王文琴）。营部书记员和通讯员是专为营领导服务的。通讯员专跑外面。书记员专搞会议记录及文字工作。在我之前已经有二任书记员：头任书记员是强伟敏（徐州知青，已经调回徐州），二任书记员是魏良发（泰州知青，去南京化工学院上学）。我是第三任书记员。

书记员的工作同以往在大田、菜园干活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还不能脱离干农活，但毕竟有了其他许多事情，干农活变成了相对次要的事情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我决定破除原来自己定下的不写日记的规定，开始记日记，不过只写工作流水帐，是为防止忘记营领导交待的事情。也多亏了当年的日记，让我能够在40多年之后仍然回忆起一些当年的情形。前5年没有记日记，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或者记不准了，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营部书记员我干了3年6个月之久。是历任书记员中干得最长的。1977年恢复高考，大约是在年底，我参加了这次高考。很幸运地被南京师范学院录取。1978年4月7日我与一分场领导和各位战友道别，离开方强农场。

我从1969年3月离开无锡来到淮海农场，当年又从淮海农场调到方强农场，到1978年4月离开方强农场，在农场十个年头，整整九年。从17岁的青葱少年到26岁的老成青年。方强农场，我为它留下了青春和汗水，它给了我知青的经历和难忘的记忆。有诗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