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湾子纪事（2） - 中国知青网-中国知青网络家园

一九六八年秋，经历了三年文革的局面刚刚趋于平定，各省市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掌权的造反派组织先后宣布“倒旗”，放弃了原来的群众组织名号，以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形式，依然牢牢地把控着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斗黑帮”。经历了将近三年唇枪舌剑口诛笔伐的厮杀和斗争风雨的磨砺，最后竟连谁是黑帮都没能弄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涂上了浓重的派性色彩。有时一家人因为观点不同，也会引发争吵和反目，“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显得弥足珍贵。

学校虽然形式上实现了“复课闹革命”，但是新的教学秩序一时还难以完善。当时的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全部停办，文革中滞留在校的六届初高中毕业生，即所谓“老三届”的出路，成为一个难办的社会问题。无所事事的学生们和社会上的帮派势力纠合一气，寻衅闹事、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地方还动上了枪支，造成伤亡，令各级公安机关颇感棘手。

伟大领袖适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为教育战线开展“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广袤的农村有着无限的包容力，艰苦奋斗的环境也许是锻炼这一代青年学子成长的最好课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形成潮流。

话是这么说，但是真正甘心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毕竟没有几个，特别是像我们这样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出来的学生。铁路系统“大而全”的企业文化，衍生了我们浓厚的铁路情结。虽然应试升学传统模式成为泡影，梦寐以求的理想依然是能够“子承父业”，进入铁路系统，在火车和铁轨上寻找自己人生发展的新轨迹。

这一批毕业生当时还有“三个面向”的说法，即所谓面向工矿、面向升学（初中升高中），面向农村。说的是要照顾各方面条件，领导学校的工宣队和掌握学校实际权力的造反派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其实我心里清楚，谁走谁留，学校是早就画好圈的。像我们这些家庭背景不是红五类，文化革命不是造反派，又没有特殊需要照顾条件的人，实际的面向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向农村。心理准备早就有的，当然这样的人是多数。

有希望争取的同学们谨小慎微，呵护着内心那一丝的可能，幻想着幸运之神能够降临到头上，恩赐他们一个好一点的出路，至少躲过眼前的上山下乡热潮。

而我已经了悟底蕴，早已不做他想，索性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没有诉求，当然也就没有了畏惧。本来要求挺严格的学习讨论，我爱去不去，面对倾向于造反派观点的老师，想说什么就说点什么，动辄还给整个难堪。

工宣队师傅和班上造反派反倒能将就我，也许他们早就把我划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拨了。由于在运动中的表现，当权的造反派们对我印象不好，他们认为我不会轻易就范，而且比较狡猾，脑筋快，坏主意多，富有煽动性。所以尽量不招惹我，免得节外生枝，干扰了毕业分配大局。

分配名单采用逆向公布方式，先确定那些人走，哪些人留，打发该走的人走了以后，留下的人再确定哪些人升学，哪些人进工厂。从后来的发展趋势看，所谓升学只是一个下乡的缓期执行，能分配到厂矿里才算是一步到位。

为了配合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高潮，学校加大了动员的力度。学校革委会派出一位担任副主任的教师，带领几个造反派学生，到我们学校分配的下乡目的地，信阳地区固始县周游了一圈，回来后做了几场所谓“山清水秀，树翠花明，飞瀑流泉，莺歌燕舞”的忽悠，不顾台下带有笑谑的诘问，匆匆完成了任务，逃下讲台，他们中间原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打算下乡落户的。

按照学校安排，六六、六七两届毕业生算是应届，先行一步，六八届可以再上一年学，也可以自愿选择下乡。有的学生家长看到孩子上学也是无望，干脆叫他们随了哥哥姐姐们提前下乡去，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班的下乡名额被确定下来，准备第一批走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我的朋友张成、刘亮、卫新、大江等人，多数是文革中表现“不好”，或者家庭背景有些问题，失却侥幸心理的人。

班上掌权的造反派还装模作样地开了个“欢送会”，每人赠送一部“红宝书”，什么响应号召呀，走相结合的道路呀之类虚词罗列了一大堆，其实“学习致敬”的背后，掩饰不了内心那一丝幸灾乐祸的得意。

与我同年级二妹也被确定下乡。被称为“老三届”的六届高初中学生中，兄妹、姐弟、兄弟、姐妹同时下乡的很多，造反派们根本不考虑当时“二留一”的政策。按照年龄和表现，二妹或许可以争取升学，因为班上竞争太厉害，她不愿意参搅到那些人里攀比条件。

父母也支持她干脆下乡算了，至少我们兄妹还有个照应。也有个别的同学还在观望，期待着命运中的一线转机。

九月二十日，是全市欢送知识青年出征的日子。省会组织了隆重的誓师大会，铁路加开了专列，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省市领导亲自送到站台。从未离家的孩子们初次放飞，而前面的路途又是那样的叵测而不可预料，不少的人举家送行，舐犊情深的家长们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火车开动，车厢上下哭声一片。

我坐在车厢窗户边，努力不去看外面那“凄凄惨惨戚戚”的离别场景，作为一个刚刚步入成年的男子汉，我心里虽然也不愿意下乡，但是命运已经把我推到这一步，我就只能勇敢地面对。

雏鹰展翅，战士初征，我脑子里想的更多是“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激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迈，此刻我想要做的，是缠住随行的造反派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争取能分到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自从登上南下的火车，我们就有了一个统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有过，不过当时的动员对象多半是社会青年，也没有这么宏大的声势。说实话，给我们这批人冠以知识二字，其实有点过于抬爱了，我们中间许多人初中还没有上完，备位充数，谈不上什么知识。

车到信阳，浩荡的人流涌进地革委招待所，把这座本来宽敞的大院子挤了个水泄不通，食堂的师傅不断抬出大桶盛装的饭菜，就餐的桌子排满了整个院落。失去管束的知青们，连吃带糟蹋，白花花的米饭和菜肴散落在桌上，地下，看上去着实叫人心痛。

第二天一早，地区各县来接人的车队就到了，知青们按照预定的方向分流，我们到潢川固始方向去的大概有几十辆卡车，多数悬挂着红色标语和彩绸。在夹道市民们欢送锣鼓声中，车队红旗招展，征人歌声嘹亮，浩浩荡荡驶离信阳市区。

信阳地区的南五县，属于大别山区，这里分布着很多革命老区，先辈们英勇奋斗的业绩至今盛传不衰。敞篷的解放牌卡车行驶在高低起伏的公路上，车上人随着车身的颠簸前仰后合，个别晕车的人已经开始呕吐，站着的人只得牢牢抓住汽车边框，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迎面的风把车上的旗帜吹得腊腊作响。湛蓝的天空下，视野开阔，远处山峰参差错落，像锯齿一样在淡淡的云霭中或隐或现。镶嵌在村落间的池塘和公路两侧的水田像一面面清澈的镜子，在阳光下折射出绚烂光彩。

汽车爬上高坡，举目回望，后续队列像一条车的长龙，红旗衔接，不见首尾，场面十分壮观。信阳、罗山、光山、潢川，每到一个县城的岔路口，便会有一部分车辆分流出去。我们的目的地固始最边远，是车队的最后一站，临近县城，跟过来的车辆已经不太多。

进入固始县城关，两边就有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的欢迎人群，汽车直接驶进县革委招待所大院，我们在当地干部亲切热情的招呼下，跳下汽车，进入预先分配好的房间里休息。

开饭了，招待所大院里排满了圆餐桌，知青们自由结合，十人一桌，坐下就餐。因为在固始集结的知青比信阳少了许多，所以秩序也好一些。

第一顿午餐非常丰盛，有固始本地产的鸡、鸭、鱼、肉和豆筋、青菜等菜蔬，放在搪瓷的菜盆里，满满地堆了一桌子，固始人的热情好客和隆重的接待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初始印象。

一路上领队把我们瞒得很严，几个人嘀嘀咕咕，像谋划什么事情。下午我才知道，我们学校的大约一百多名知青分在南边两个公社，共有三个去向：陈淋公社办一个新建队，约七十人，祖师公社有两个插队知青点，每处十多人。

新建队是在生产大队建制下独立的知青单位，知青们像在学校一样，按部就班地参加劳动和学习，过集体生活。有学校派出的两位教师和当地贫下中农代表随行，具有集体农场的性质。插队则是散落到生产队，和当地社员完全融合一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货真价实的地道农民。

出于对农村生活环境的潜在恐惧，我们都想去新建队，不愿意插队，后来我们才知道，谁去哪里，他们在学校都捏合好了，只是把我们糊弄到位再说。

下午宣布方案，造反派副主任照例虚张声势地强调一番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的恫吓后，开始公布名单，我们果然被分到最不济的插队，还说是为了照顾兄妹关系，把我和二妹安排在同一个生产队。环目一看，屋子里的男生都是被安排去插队的，分到一起的，还有几位性格张扬的女同学。我顿时有一种气不打一处来，产生一种受了人愚弄的愤慨。在我的鼓动下，几个男同学要去找领队的闹，不接受插队的安排，也不愿意和指定的女生们分配在一起。

公布名单以后，领队的造反派老师害怕衔新仇旧恨的保守派学生们乘机找他算账，反过来“修理”他们，所以早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面对着已经失去羁绊约束的群体，在那种情势下，如果被人打了也是白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