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思歌腾的故事

别了，2015
一晃，这一年就过去了，让我再次地感悟到世界上唯一留不住的、不能挽回的、不能倒流的就是时间。所以有人才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在飞逝，生命也在流失。我们不断地感叹光阴似箭，在稍纵即逝的时间面前，我们无可奈何。
在2015刚刚来临的时候，我曾说，2015对我来说是微信之年，因为从那时起我开始迷上了微信。通过它增加了生活的乐趣，也结交了许多微友。这其中除了我的亲友团以外，还包括了我的许多同事、同学和知青朋友。现在微信通讯录里已近百人，有时我都弄不清谁对谁了，甚至不得不冒昧地询问对方说：“不好意思，你是谁？”。微信除了让我了解了普通媒体上不能获知的某些时事新闻、人生哲理等内容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它能随时了解到朋友们的近况和动态，通过他们发出的信息、照片、视频等就知道他做什么了，并随时可以发表评论和对话，这无疑会密切彼此的关系，也比以往的一年一个电话或短信联系的方式好多了。所以，2015是微信之年，2016依然如此。
2015，在退休三年后，自己仍然在发挥余热，在外出打工。如果情况允许，就争取再干几年。
2015，春天和夏天，先后去了桂林、蓟县、北戴河等地旅游，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适当地忙里偷闲放松一下，很有必要。今后，应该会更多些，让退休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015，与过去的老同事、老同学及知青朋友们聚会过几次。老朋友怎能忘记过去的好时光？纯真的友谊应该维护和继续。
2015，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今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十分全面的体检，除了血脂有点轻度增高外，其他指标基本正常。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以确保今后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2015行将过去，2016还没到来,我却希望尽快地迎来2017。不为别的，只为这一年我将年满65岁，这时我会拿到免费的老年公交卡。每当我乘公交时听到那亲切的“您好”，我对那些能免费乘车的老者羡慕至极。当我能够享受社会公益服务时，我一定拿着这个乘车卡，坐着公交车，踏遍它所能抵达的天津市的每个角落。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趁着自己还能动，要好好地欣赏一下家乡的风光美景。
展望2016，希望能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让生活继续，让日子开心，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幸福安康。
展望2016，愿社会安定，愿民富国强，让雾霾少一点，让孩子们呼吸新鲜的空气，愿天空晴朗，阳光能够多多地普照大地。

思歌腾的故事

老炮儿
新年的前两天，女儿打电话来说；她们小两口想请我们看场电影。一晃有20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因此也很想看看现在的影院如何？所以她们的心意我们也很乐于接受。
离家不远有一个集购物和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型商场，里面有一个影院也叫影视城，可以容纳数百人。影院从屏幕、音效、坐位、环境、舒适度等较之过去都高级了许多，在这里看电影的确很享受。
影片是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主演的贺岁片¬¬——“老炮儿”，起初不太明白为何取这样一个名字。后来才知道老炮儿是北京方言，是地痞或混混儿的意思，而天津人也会称之谓“老玩儿闹”。
冯小刚饰演的六哥或六爷便是颇有老炮儿风范的、在当地说话有点儿分量的一个街面儿上的人物，而且这个老炮儿与他人最大不同之处便是在外面做事讲理、讲原则(他喻之为规矩)。他年轻时打过、闹过、也进去过（被判刑），出来时已人过中年、风光早已不在，也没有了过去的打打杀杀。他闲散在家，做点小生意，自食其力、自得其乐，不招惹别人，也没人敢惹。不是么，连当地的警察、城管也让他几分。影片一开始，公务人员在清理马路无照经营中殴打小贩的一幕，就被他化解的很精彩，让人看了即有些拍手称快又颇多感慨。唉，这就是当今的社会。
“老炮儿”的基本情节是；六爷的那个与他关系不睦、离家出走的儿子招惹了一群有钱有势的飙车族（其实也属于地痞、流氓之类，早先天津人称之为“小玩闹”或按北京规矩干脆称他们为“小炮儿”吧）并被他们拘禁起来。为了救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六爷与这些“小炮儿”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故事。其实，电影老炮儿讲述的就是一个老玩闹和新生代的小玩闹们之间的战争，似乎也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一场较量。
主人公六爷，（还是管他叫老炮儿吧）讲理、讲信誉、讲义气、有正义感。为遵守诺言不惜命，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可以说他代表了“正义”的一方。电影的结尾，老炮儿不顾严重心脏病的发作、舞动着着手中的大刀、在冰面上艰难地奔跑着冲向对面那群宿敌——小炮儿们，他那么从容坚定，那么勇猛无畏，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气概”，着实让我有点震撼！
看完了电影，心中有些不平静，是被影片中的“老炮儿”精神所感动？还是为凭着本片的出色表演而获了某个大奖的冯小刚的精湛演绎所感动？还是单单为这部电影所感动？我一时还很难缕清个头绪。现在影视界突出的是一个娱乐，贺岁片也是以娱乐为主，可以戏说、可以调侃、可以不必严谨、可以玩世不恭，开心嘛、娱乐嘛，为的是增添节日的喜庆。那么电影“老炮儿”宣传、弘扬的是什么呢？

思歌腾的故事

真想见到你

                        

那天，咱们小学的同班同学还有咱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总共十几个人在位于棉四附近的苏闵酒家聚会，这是毕业后45年来的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也是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啊!

本来听说你也是要来的，但你因故未到。听佩泽说，你姐夫新近被诊断为肺癌，你正忙着找人给他看病，忙于应酬，不能分身，所以觉得有些遗憾。

说句实话，你是我这次最想见到的人，算起来我们也有40年没见了吧？记得那次见面是在1971年的春节以后，在重华大街、小涛他们家门前，我们不期而遇。当时很匆忙，我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的打个招呼，好像你还说了一句；有空出来玩啊…..。但我们始终也没有再联系。那次邂逅，让我不能忘记，直至今天，那情那景仍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回牧区不久，我就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那次相遇，“不禁让我掀起心底的浪花……”这句话，也埋在了我心中多少年。

我们是小学同班，从一年级开始，我当班长，你是副班长。我当中队长，你是中队委。我当了大队委员，你又接替了我中队长的位置。六年级时，我当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主席，你又当上了大队委。我们可以说是一对好搭档，是陈老师的左膀右臂。这次聚会时，大家还提到了我们，那时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俩。

儿时的记忆是美好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搞好少先队、班集体的工作。暑假，为了防止那些淘气的同学去河里游泳，我们遵照老师的嘱托一起去小河边巡查，也不管天气是多么的炎热。我甚至还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在过去的工人俱乐部和现在的天津医院附近，那时那里还是市里的周边地区，周围都是开洼野地，杂草丛生，还有小河沟、臭水坑……

1965年我们一起升入了同一所较好的中学，但不知怎的，我们再见面彼此就基本上不说话了。3年的中学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即使对面相遇，也形同路人。那时也不知为什么，现在想来，可能就是青春期吧。初中阶段，男女生的界限特明显。当然，中学时的同班同学，男女生在一定场合还是说话的。

稀里糊涂的三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有的造反，有的革命，有的逍遥，而我大部分是随着潮流在玩玩闹闹中度过。虽然那时还小，但满脑子的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已经深入骨髓，所以特想干一番事业，特想成一番大事。当1969年初学校开始动员下乡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牧区，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如是，同年4月25日，我随着咱们学校的63名同学离开家乡，远赴4500里之遥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带队的同学就是后来牺牲在草原、成为了知青榜样并因此闻名全国的张勇。那时离家，没有想到几年后还能回来，以为那就是与家乡、亲人的永别。但当时，乃至最初的几年，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没后悔过。我认为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要对自己的理想负责，要经得起风雨考验，要经得起艰难困苦的磨练。

好像是到牧区后不久，我突然从一位女同学的手里接到一封来信，从她笑眯眯的眼神中，我猜出她知道是谁来的信，而且知道了信中的内容。因为那封信，在经历了那么多天，甚至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才传到我的手中，信封已经磨损的不完整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打开一看，竟是你的来信。在我下乡后，在我们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你竟然在关注着我。后来我想，可能在一起来的同学中，有你们班的同学吧，而且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错。你说，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可能是评价我这个人不太合群吧。我还记得你跟我讲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就是希望我要和大家多接近、多沟通，要搞好关系。的确，那时我很内向，很不合群，除了性格因素外，也有点清高，很看不起那些被牧区的艰苦所吓倒的、最初非常的左、非常的革命而后来变得非常消沉的人们。这些人到牧区后，男的很快就学会了抽烟、喝酒，讲荤段子，女的也多少怕苦怕累。那时自己在困境面前仍然固守离开家乡时的信念；立志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改造自己，并坚信应该扎根草原一辈子。

从那时开始，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但牧区的通讯条件相当地落后，一封书信往来一般也要一个月左右，更难免信件丢失。那时邮递员一个星期才来公社一趟，从旗里将报纸书信等带来，再将我们的信件带回旗里，旗里一个星期有一趟发往满洲里的长途汽车，这些邮件再被带往满洲里发往全国各地。这样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家里的来信，除了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外，到了公社，还要看有没有队里的人到公社去，在公社拿到你信的人是不是知道你在哪，能不能找到人顺路给你捎过去等等。你说，这封信到了我的手里，难不难？

如此，我们的鸿雁传书持续了一段时间。记得我们信中写的都是革命和理想，后来又知道你去了河北农村插队落户。但时间久了，我们相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所以心里总是空荡荡的，甚至感到有些无聊——我们都在闲扯什么？因此以后渐渐地就不再给你写信，这样我们中断了联系。1971年，我第一次回家，我们在街上不期而遇，因为身边有几个老同学在场，我们没机会说些什么，但内心的激动和不平静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你说，有空出来玩，但到哪里玩，我们没有约定。过年后，我返回牧区，又开始了羊倌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再次收到你的来信；就是那个不禁掀起的“心底的浪花”。这个浪花，让我们又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自然还是革命理想，相互勉励。每当看到你信的末尾附有“紧握你的手”的时候，难免有一种激动，也难免回复一句；紧握你的手!今天想起来我们的那一段交往，不知是一种纯真的浪漫还是一种苦涩的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区艰苦、单调的默默生活让大家的情绪逐渐地低落下来，最初的狂热也逐渐冷却。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一种这样的生活吗？

渐渐地有人开始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离开草原，或调往他处，或返回家乡。后来有了选调、招工，有些人被选调到旗里、海拉尔、扎兰屯等地上学或当兵。陆续不断地有人走，每走一个人，都给每个知青带来巨大的震动；人心思散，人心思去，人们开始浮躁起来。我也一样，觉得自己初来时所追求的东西遥遥无期，同来的人们，也在一个一个地调走或准备离开，这也让我越发地觉得没了意思。我看不到希望，我觉得渺茫。而此刻，我们还在通过书信漫无边际、海阔天空般地空谈理想和志向有何意义?从那时起，自己常常被一种失落的情绪笼罩着，也不知道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结果。悲观失望让我选择了放弃，我们再次中断了联系。但说句心里话，在那种逆境中，每当寂寞无聊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你——我儿时的好同学，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那是我人生的最美好阶段。

1973年秋天，我被选调回城上大学，当时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又成为了时代的宠儿。境遇的改变，又唤起我激情的心，我梦想着要在大学的摇篮里充实、改变自己，满怀理想地再干一番事业。这期间，我也曾想起过你，也曾相会于梦境，但我不知，你在何方？

                                         （接下页）

思歌腾的故事

   （接上页）

    一晃近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但搞得多半还是极左的那一套。毕业分配还是四个面向，我还要离开城市，还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更不幸的是，毕业前夕自己再次受到重创；首先是在组织问题上遭受挫折；当时年级党总支和班党支部决定在毕业前夕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入党志愿书都准备填写了，但那时有一道程序叫做“群众评议”，要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本来一般认为这不过是个形式，但没有想到在群众评议时，一些人不知是什么动机，提出了我的一些缺点，认为我不成熟，还需要经受考验，而这些提意见的人，又多半被认为是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人，所以他们的看法很有份量。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群众评议没有通过。当班党支部组织委员和我谈话，轻描淡写地转告了大家的意见，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并说；入党，对于你是迟早的事情时，我几乎晕了过去！当你一只脚已经迈进党的门槛的时候，忽然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拒之门外，让你怎能接受？我感到了奇耻大辱，对我的打击可谓空前，他们如此就草荐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在别人眼里这些可能无足轻重，而我所经受的折磨和打击则是巨大的，这几乎使我一蹶不振、大病一场——没有什么比受到中伤和暗算更痛苦的事情了。另一个挫折，是毕业分配自己没有被留在城市的大医院，而是再次被分配到农村，一个位于穷乡僻壤的小型医院，自己想在医学领域大展宏图的美梦也瞬息破灭。后来听同学讲，留下的多半都是有门路的——那时我才知道了还有拉关系、走后门、还有不正之风这些事情。才知道了，为了个人目的，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倾轧，你争我夺，不择手段，我领略了人世间冷酷的一面。从那时开始，心中就萌生了一种想法；退出“政治舞台”、退出这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远离人世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想毕业后到新单位好好工作、专研业务，在这个救死扶伤神圣的职业生涯里去寻找新的快乐——“做一个受患者欢迎的、能为人们多做些好事的内科医生”，成为了我当时最高的追求和理想。

1977年3月毕业分配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呆在家里，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倍感失落、备受煎熬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家休闲，准备奔赴工作单位的前夕，有一天非常突然地接到了你的来信，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么多年你仍然默默地注视着我，我一直在你的视线之中，而我对你却一无所知。从你的信中，我知道了你后来也被选调去了河北省某师范学校，现在已经毕业被分配在河北省某县的一所中学工作。你的信里还夹杂着两张不大的作业纸——那是我小学时写的一篇作文，更没想到你一直保存着，由此，我真正领悟了你对我的一片真情！你说，“那时你是个多么令人敬佩的小领导，你的这篇作文我一直留在身边，今天还给你吧。你不是说过，也有我的一件东西你一直保存着吗？那就还给我吧。”说句真话，那时我还真的保存过在牧区时你寄给我的一张小型日历卡，那是1970年的一个年历，它一直放在我的钱夹里。但也正是毕业前夕所遭受的挫折，使我心灰意冷，让我决定忘记过去——刚刚将它随着自己的许多记忆一起丢掉。所以，读着你的来信，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了你的良苦用心，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情感，是不便明说的。我理解了你的心意，我该怎么办？我将你的来信给妈妈看了，希望她能帮我拿个意见。我母亲对你也是熟悉的，因为小时候你也经常到我家来，妈妈对你印象深刻。但，妈妈不赞同继续和你联系。她说，你们都已25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加深交往，势必要考虑组建家庭。假如你们有一个人留在了天津，只有一个人在外地，将来还可以在市里成家。但你们两个都在外地农村而且相隔千里，这以后两地分居的日子该怎么过？那个年代，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的悲情故事比比皆是。确切地说，母亲一直希望我有一天再回城市，她不希望我落户在农村，她希望我们能陪伴在她的身边，她再也不愿看到她的儿女远离家乡。虽然我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在那个年代，两地分居不得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尽管老人开朗，但她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上山下乡这些年，我们走了哥俩，如今二哥仍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我还要离开家乡，不知未来将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再加上毕业前夕自己蒙受的痛苦，使我一直不能自拔，因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你。

大约到新单位上班一个月以后，我给你回复了一封信，我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可以想象，假若你一直在等待我的回音，那是否也在备受煎熬？信中，我淡淡地向你讲述了新单位的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和内心的失落，回避了我们之间的事情，也没有要求你回信，我想你领悟了我委婉的拒绝。从此，你杳无音信。我想，我一定伤了你的心。这些年来我一直对当初的做法感到内疚，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如果我们能够继续，那将是一个别样的人生！其实，你是我第一个喜欢、让我心动的女孩。但在困难面前，我没有勇气、我不敢挑战。我被暂时的困境所吓倒，我目光短浅，我看不到未来。因此我选择了退缩、选择了逃避，这样也注定了自己大半生的平庸和无能。

一晃，过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已年近花甲。大约10年前，偶然和咱班的一位同学相遇，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过去同学的消息，其中也包括了你。知道你也回到了本市，在某区环卫局工作。从心底里，我为你能够回到家乡而高兴，因为，毕竟要落叶归根！试想，我们这些当年满怀壮志的游子们，最后不都是返回了家乡吗？有多少人选择了留下？留在了异地他乡？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已经近在咫尺，已经知道了你的确切方向，但我没有勇气来看你，只是幻想；或许某天在某个地方能够再次遇上你。

这次50年的再聚首，来的人不多，但半个世纪能够重相聚，也实属不易。50年前，我们是孩童，是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而今则已是日薄西山。女同学们都已退休，多数人也都有了隔辈人并且是“对面相逢不相识了”。在大家慨叹人生苦短的时候，我却一直在想着你，你现在如何呢?假如你也到场，我们会认出彼此吗？

我期待你的出现，但你始终没来。佩泽给你打过几个电话，你也没接，大家都认为你在忙着你姐夫的事情。而我却有一分多想，是否因为有我的到来？我真的很想见到你，但若是真的见了面，我却不知要和你说什么。因此我书写了本文，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也可说本文就是为你而写。50年是什么概念？是半个世纪，是一辈子的时光。以后的日子，将被称为晚年的生活。自然，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不会再有来生，我们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期望这一天的到来，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我只想和你握个手，这个40年前就想紧握的手，当然可不敢说，这是“第二次握手”。 想起有一首老歌叫“万水千山总是情”，其中有几句歌词，好像说；聚散纵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的确一切都是天注定，但我想，苍天还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结局。

                        （注：本文写于2010年3月中旬。）

写在后面：

本文写于6年前。2010年3月7日，分别了45年的部分小学同班同学和班主任陈老师在几位热心同学的操持下欢聚于本市河西区的一家饭店，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也是50年后再聚首。事过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深深的激动和童年的回忆之中，因此即时写了“回到童年”以及“我的小学老师”两篇文章发表在知青网上。后来又续写了我与我的小伙伴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一个情感朦胧的故事——“真想见到你”。因为提起这段往事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又考虑到个人隐私，所以一直没有发表。时过境迁，一晃又过去了这些年，虽然我和她目前都生活在天津，相距不远，但始终不曾见面。当我每次看倪萍主持的那个寻亲节目——“等着我”的时候，常被它所展现的悲情故事所感动，甚至会泪流满面。我有时也想，在有生之年我们是否应该见上一面？人到黄昏，对于时间就有了紧迫感，生命无常，谁知道某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某一天的早晨你还能否醒来？所以想做的事情就要尽快去做，趁着自己耳朵还能听、眼睛还能见、头脑还清晰、肢体还无残，抓紧时间，为了不再遗憾，因此便有了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无多保留地展现在这里的勇气。其实这也是一种倾诉，唯有倾诉才能使自己内心的压抑得以释放、得以轻松。过去的事情早已成为了过去，无所谓后悔或不后悔，因为那时，毕竟，我很年轻。

思歌腾的故事

                     忘不了的4.25

   47年前的今天——4月25日，是大家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都成为了内蒙草原上的知识青年。昨天我们黄花公社能够联络上的老知青30余人相聚于水上公园北路的蒙古利亚饭店，这是近年来本公社知青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上午11点左右，人们三三两两地逐渐到齐，除了经常相聚的老朋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所谓新面孔其实就是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同学老知青。老牛，先我们一年到牧区的天津52中老知青，一个苍老、枯瘦的小老头。当他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真是一点也不认识了。一别草地将近44年，想当年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粗壮的体魄。记忆中老牛同志性格开朗、风流倜傥。在知青调离牧区时，他和他的爱人选择了留下，后来被分配到西旗商业局，再后来退休回津。小董，这种称呼不是因为他年龄小而是他身材较矮小，我们也是离开草原后的第一次见面。从他脸上依稀能够看到年轻时的影子，稳稳重重、不苟言笑，性格内向仍如当年。1969年夏天，我们在东庙一起干过活儿，有一张合影，那个胖乎乎的小个子就是他。后来他去了大庆，现在退休回津主要是为了照顾隔辈人。陈大姐，满洲里知青。当她和她的夫君出现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想起了她）。当年她身材高挑模样俊俏，我们的一个高中同学喜欢上了她，经过一场热恋俩人终成眷属，后来两人同去满洲里安家乐业，再后来一同调回天津。这也是离开草原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她已经记不起我了，但我对她却印象深刻。交谈中她还提起了我们在东庙盖烟囱的事情。那一年我们在一个叫王道明的汉人社员的带领下在东庙干泥瓦活儿，修复东庙的厢房，还要靠着山墙垒一座大烟囱，为我们在这里越冬做准备。那一天这高高的烟囱将要竣工，当大家刚刚从脚手架上下来时，突然哗啦啦地那两丈来高的烟囱坍塌了，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当时大家都有点傻眼了，要知道假如晚一会儿下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老程是第一次参加知青聚会，他一直在抱怨说，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有知青聚会，也没有人告诉他。1973年他被选调回津上了天津卫校，毕业后被分到某大医院工作，后来高升到领导级。如今退休了，人生回到了原点，回归知青群体也很自然。老杨，也是多年来的第一此见面，我们既是同学也曾是多年的邻居。当年一同下乡到黄花公社，两家也就成为了多年的朋友，老人们之间的交往十分深厚。只是我忙于玉库交给我的工作；为聚会拍摄录像和照片，所以没能和他多叙谈，相信以后还有机会。老马，多年的老朋友了，在牧区时我们很是聊得来，每当放羊相遇时，总要坐在一起聊聊天。那时我们还都是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所以谈的多还是理想，面对牧区处境的窘迫，我们不知未来将是如何，所以也常在一起苦诉衷肠。记不清是1971还是1972年，老马被征兵成为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复原后辗转调入唐山市。这些年他也多次回津参加知青聚会，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也接受了微信等现代的信息工具。老马更是在微信上高密度地发表文章，内容多是开卷有益的东西，真是满腹经纶不减当年。值得另外一写的是，参与聚会的还有两位来自克尔伦牧场的知青朋友，与他们曾在西旗联谊会上多次见过，可惜没有记住二位的大名。别的公社知青来此聚会，这在历史上很少有过。曾有天下知青是一家的说法，大家在一起并不拘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十二点正，主题定义为；“追忆黄花情，相约黄昏后”的聚会正式开始。首先组织者发言，欢迎大家的到来。接着，老李大哥讲话，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开幕词（全文将另发表），颇为郑重其事，主要是倡导知青情谊，弘扬知青精神。

   这次聚会的地点之所以选择蒙古利亚饭店，主要看重的是它所蕴含的草原情结；饭馆的外貌类似一个高大的蒙古包，门前还有雕塑、两匹行将跃起的昂首咆哮着的骏马。宴会伊始，身着蒙古袍的歌手拉着马头琴，一曲高昂深沉的蒙古长调，把大家带回了千里草原，漂亮的蒙族姑娘为每个人献上蔚蓝的哈达，肥美的烤全羊，美味飘香又似乎品尝到了当年的手把肉，高烈度的蒙古酒——草原青、蒙古王，好像有了一种当年和蒙族牧民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感觉。在美酒佳肴之间，人们共同回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共叙分别多年各自的人生之路，无形中让这种知青友谊更加纯粹和深厚。

   回到家中，长时间地沉浸在兴奋和回味之中。人们相约明年4.25再相聚，这一天，为何忘不了呢？

  应该说，这次聚会是多年来最热烈的一次，参加的人数最多，涉及面更宽。起先是一两个队的、来自一个学校的部分同学，通常不过十几个人。而这次，34个人（其中2个克尔伦牧场知青、两个知青家属），涵盖了黄花公社四个队、天津42中和早我们一年的其他中学的老知青，还有一位满洲里知青，这些都可谓空前。另外还有几位因突发有事不能前来，特别是一位从保定赶来的知青朋友秦姐姐，提前一天到津，但早晨前来赴约出门时不慎扭伤了脚，大家聚会时她还在天津医院看病呢!我们应该向她表示关心和慰问。

    这次聚会表明知青群体和凝聚力并没有随着走向老年而衰减而是在增强和壮大。对此还应该感谢几位热心的操持者，正是这几位（暂且免去他们的姓名吧），早在数日前就在构思举办这次聚会的各项事宜，并通过黄花公社知青微信群征询意见和确定这次的主题；“追忆黄花情，相约黄昏后”，他们对促进知青的团结和友谊功不可没。

   忘不了的4.25，让我想起了这些。为什么忘不了？也许世人自有评说，但我确信其他公社的西旗知青们此时此刻也没有忘记今天是4月25日。

思歌腾的故事

                    

                   老陈轶事

晚上刚刚回到家中，手机响了，一看是老陈。老陈说，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明天休息。她说，明天咱找个地方说说话，有点事情想麻烦你。我说，啥事？她说，见面再说吧。

转天早晨9点钟左右来到相约地点，这是一家著名的咖啡店，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这种地方。这老陈还真有点意思，旁边的服务员解释说这里安静优雅，特别适合朋友间说说话。

我和老陈是42中学同学，47年前我们曾一起在内蒙呼盟新巴尔虎右旗插队，草原知青的情结让我们近几年也时有联系。其实老陈是一位女士，之所以称其老陈是因为她比我年长几个月。现在都老了，觉得直唤其名不够尊重，叫陈姐又有点不习惯，所以还是叫老陈吧。

很快我们谈完了正事。像每次知青聚会一样，一旦见面便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总会海阔天空般地聊一聊如烟的往事。老陈说，有时总想，我们年轻时代是多么的富于幻想，对共产党、毛主席是那样的热爱和崇拜，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咱们学校第一批下乡是去建设兵团，那一年她和几个同学为高年级的红卫兵战友送行，上火车后却突发奇想地没有下车而决定跟她们前往黑龙江去当一名兵团战士，全然没有想她们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想家人找不到她们怎么办？怎奈半路上被带队的军代表发现了，到山海关时被带下火车由一位解放军陪同送回了天津。你说，那是怎样的一种轻狂？她还提起在牧区时一些趣事；那一年她们几个女生在大队仓库干活，这是我们队唯一的定居点，男知青来大队办事都在她们这吃饭。那时的粮食和羊肉也是定量的，很快就入不敷出。一天实在没办法了，她就找人用蒙文写了一张字条，然后几个人挨着个地到附近的蒙古包求助，一进门便把纸条递过去，用几句半生不熟的蒙语说道：马哈（肉的）加哼（小小的）阿瓦依了（给点儿）？而淳朴的蒙古人也总能满足她们的要求。她说，那可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要饭”、第一次当“乞丐”呀！你说，当年的姐姐们多有意思。还有一年，她和一位女生同时在一家蒙古包放羊，晚上睡觉时一位陌生的蒙族男子来到这家借宿而且就睡在她们身旁，吓得她俩一宿没睡。第二天天一亮她们就去找生产队长巴图反映，吵着闹着说，这怎么能行？弄得队长哭笑不得。其实当年的草原地广人稀，当地牧民外出远门也是走到哪吃到哪，如需住宿也是如此，男女同居一室（包）也很平常。这是牧区的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只不过我们刚到不适应，特别是女同学就更觉得不方便，简单地说吧，连个厕所都没有，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大约到牧区两年以后，我们初来时想在草原干一番事业的热情已渐冷却，放牧——那种既艰苦又寂寞、既单调又无聊的默默生活使我们感到梦想与现实相距甚远。所以从那时起一些知青开始选择离开，通过各种渠道或者返回家乡或者调往他处，再加上那时也开始有了选调，所以人心思散。1971年下半年，老陈和他的恋人——一位老高一的同学，通过亲友的帮助调离了草原。本来是想通过关系参军的，但不巧赶上了“九一三事件”，暂停内部征兵。此时她们处在了一种尴尬境地，何去何从？重回草原似乎又不甘心，后来干脆就在距天津不远的郊县继续插队落户。好在时间不长，老陈通过考试回津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事业单位工作了很多年。她爱人后来也选调回津当了工人，俩人结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小日子过得不错。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老陈有魄力，提前退休下海经商，而且事业有成。但亦非万事如意，数年前他爱人身患重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人生的重大打击面前，老陈选择了坚强，独身一人把女儿抚养成人而且现在的女儿也十分出色。

一晃几十年没有和老陈联系过，只是近些年知青聚会才有了见面的机会。虽然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如果走在外面亦是对面相逢不相识。但知青经历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即使几十年不见，一旦相会那过去一段患难之情便展现眼前。没有虚伪应酬，只有真诚相待。我想这就是知青情结，一辈子也割不断的那一种知青情缘我们怎能不去珍惜？当我们共同回忆那一段难忘岁月的时候，我又怎能不会思绪万千？由此便提笔写了这篇“老陈”，以舒发自己的情怀。

思歌腾的故事

老秦

    老秦，40多年前曾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达赖东公社的天津知青，我和他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

   大约6年前，我还在一私家诊所上班，这是退休后自己的第一份额外工作。那时这家诊所装修还相对简陋，诊室和输液室分里外间连在一起。那天下午，没什么病人，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那输液。他患有高血压，最近常有头晕，化验血脂、血粘度较高，所以输液治疗一下。病人一边输液一边和护士闲聊，不时有谈话的声音传了过来；他说他年轻时受过很多苦，下过乡，现在该享福了吧，病来了。听他说下过乡，看年龄段应该是老知青了。由于自己也有下乡经历，所以对同命运的人总是有一种同情和亲近感。于是便起身来到他的面前搭讪起来。我说，您下乡在哪？他说，我乡下的地方可远了，冬天可冷了。哪啊？内蒙，牧区。牧区？我心里一动。牧区哪里？新巴尔虎右旗。好么，这一说，还说到一块去了。我说，我也下过乡，也是新巴尔虎右旗，黄花公社，你呢？达赖东公社。真是太巧了！从此，我们便认识了。

   老秦，中等身材，长的粗壮结实。他比我小一岁，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年受文革思潮影响，思想单纯也比较激进。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他就毅然决然地选择提前一年跟着高他一届的学长们报名去了内蒙牧区，成为了一名草原新牧民。1972年冬天，草原有了在知青中征兵的任务，老秦有幸入选当了兵，在部队一呆就是7年。复员后回津，被分配到某五金厂当了一名保卫科干部。后来改革开放，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老秦便走上了创业、经商之路。起初干得还不错，也有了些积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秦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使老秦几乎赔了个底儿掉。所以不再经商，靠给别人打工一直到退休。多年来的劳碌，使老秦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平时血压经常在180/120毫米汞柱以上，服药也无济于事。后来经过认真的治疗和调整，这几年才逐渐地稳定接近了正常。

    近来我很少去这家诊所上班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起来。不过有电话、有微信，所以我们仍保持联系。和老秦这些年的接触，感觉他很朴实，也很有文采。他也曾是新右旗知青联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们草原知青的第一本自编自写的书“草原思歌腾”就有他的文章被收录其中。

  那天上午大雨过后，接到老秦的电话，说中午前能赶到我家附近，要将他写的一篇克尔伦通讯征文手稿交给我。因为他不会电脑打字，也不太懂上网发邮件，所以想委托我帮他打好后，通过电子邮箱转发给克尔伦通讯编辑部的乌兰花。我和老秦相识多年，当然很愿意帮这个忙。他向我询问了我家的具体方位，我也叮嘱他快到时打电话，我好下楼来接。

   看看已经十一点多钟，想想老秦大老远赶来一定也没有吃饭，所以便准备了些饮料，等老秦来时顺便请他在家附近吃顿便饭。此时时间已过十一点半，老秦打来电话说他快到了，我急忙带上东西下楼，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我便邀他到附近饭庄边吃边聊，但这老秦说破了天也是不去，我是真心实意地相邀，他是真心实意地不去。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去做；刚刚在近郊买了房子准备装修，已经约好了人，只是想把他写好的稿子交给我。他说，你给看看，该怎么改就怎么改。看他死拧的样子我也不好强邀，但我们站在路边却聊了很多，他又提起了他选调当兵的事情及复员回城的经过，不觉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饭店就在近前，有这功夫这便饭也都吃完了。

   回家后看了老秦的稿子，心随着他的所写，又一次回到40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想一想我们知青一代，确实不易。最近我们新右旗克尔伦通讯正在着手编著又一本我们知青自己写的书——“情系巴尔虎”，老秦的“抉择”就是其中的一篇约稿。他所讲述的是草原知青当年重新分配后去向之入伍参军的那部分人的一些故事和归宿问题，他将本文命名为“抉择”也是颇有心意的，知青的命运由谁来抉择，是我们自己吗？

   下午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将他这篇两千五百字之多的稿子打完，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乌兰花。能够做好和完成朋友之所托，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和老秦相识并成为朋友，主要是一种知青情结；艰苦的草原生活经历，培育出了我们正直、不虚伪和坦诚待人的品格，磨练出了坚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两个萍水相逢的人能有共同的语言并相互信任。有人说天下知青是一家，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思歌腾的故事

知青小聚——大家一起回草原

   一周前收到群主、库（简称）的微信，说他想请部分同学小聚共同商量明年回草原纪念下乡50年事宜，他希望我能参加并就相关活动提些建议。由于我有工作在身，不敢保证能准时参加，便说我看看吧，尽量。周一上班后即找到相关领导相商请假事宜，为了不影响工作，提前加一个班，为自己参加这个活动提供了保障。9月8日上午10点钟以后，前来参加活动的16名老知青陆续赶到。作为特邀嘉宾，有着“知青专家”美誉（这是本次聚会时人们赋予他的一个称号，其实我觉得称他为“明星知青”更为妥当，他是目前草地知青中活跃在天津知青舞台上的活力四射、才华横溢的、较为耀眼的一颗新星）的杭乌拉公社启旗还有本公社白音宝力格队的老程——他在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一个（曾任某大医院领导之职）。库之所以特邀他们参加，可能是想利于他们的资源，以便于明年回草原的活动更能顺利进行。
   能够回到青年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看看，一直是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近十年来曾婉拒多人邀我一同回访草原，主要是担心身体不好不便成行，只是把它当作埋在我心底的一个梦。而今大家决定明年同回草原，我也渐下决心参与其中。
   也曾经觉得重回草原是件可行也可不行的事情。因为离开草原已经45年，过去所认识的农牧民几乎都已作古，我们回去看谁呢？只是看看那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吗？去年8月，库曾带领几个老知青回了一趟牧区，受到了已有联系的、本公社的满洲里老知青洪深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后来又联系上了原达赖队的社员锁柱和巧遇了现任大队书记，他们虽然是小字辈牧民，但对曾经的天津知青印象深刻，并充分展现了蒙族牧民的淳朴和热情。在他们的安排和引领下，库他们去了想去的任何地方——曾经放牧过的草场，达赖湖、张勇墓等等。有了他们，让库对于明年的回访充满信心。
   一晃50年，半个世纪前我们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而今已步入晚年，且不少同学都有慢病缠身。虽然现在交通方便、通讯发达但回去一趟也非易事，因为毕竟路途遥远。 所以需要精心地准备和周密地安排，要确保大家顺利、安全、愉快地完成此行。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草原的夏天，是最美丽的季节也是回访草原的最佳时间，提前或错后天气会依然很冷。这段时间也是旅游的高峰时段，到时一票难求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设想，旅行时间以一周为宜，最好选择双飞。而今已经有天津直飞满洲里的飞机了，这样可以简便行程、减少许多劳顿之苦。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我曾经放牧过的草场；莫盖图、查干陶勒盖、三间撓来、颐和波楞，还有大队仓库，我曾在那里放了半年多的趴虎子，还有那一块标志性的被称为乌呼鲁初鲁的大石头，我应该跟它留个影。我还想去东庙看看，毕竟我也在那生活过半年时光，虽然现在的东庙早已风光不再。达赖湖，我曾在湖边放过羊，钓过鱼，在湖中游过泳，也是很想去的地方。虽然原公社所在地额尔敦乌拉已成废墟，但还是要去看上一眼。1972年夏天，我和库被抽调到公社参加整建党和一批三查运动，运动结束时库等几位知青被发展入党而我被安排在第二批。但天有不测风云，随着草地知青的重新安排和调动，使我失去了这个机会，不然也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然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一年我在公社巧遇后来牺牲在草原的张勇，那一天我得到了她热情的帮助，在我们举目无亲、无处食宿的窘境中是她为我们安排了住处解决了难题。所以重返草原，到张勇墓前表达我的哀思也是必须的。在千里草原，北国边疆，过去的曾经的草原知青绝大多数早已离开了这里，唯有张勇墓和墓碑依然还在。我们的同学、战友长眠在此，而今大家就要来看你了。想到此，一种辛酸之感油然而生。唉，这就是人生！
   库很想为明年的草原之行设一个主题；就是想为那里的人们做点实事，这也是他召集大家征求意见的初衷。这就需要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接触，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头绪，自己找上门去不显得突然么？我明白他的意思，也表示支持但也有些不以为然，凭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想这些我就不必操心了。聚会中已经初步拟定了几位同学负责筹备各项事宜，一切交给他们去办，到时我们只要很好地配合就行了。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库不失当年本色，这些年来一直热情地为大家付出，的确是一位好同志、好同学、好朋友。
   距离明年的重回草原还有10个月的时间，我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重点是调整好身体，免得到时给大家添了麻烦。我想每一个身体有些问题的知青朋友都要关注到这一点，以便我们安全顺利地完成此行。的确这次不去，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50年前，受时代潮流影响，我们满怀激情、满怀热望、满怀理想地来到草原，数年后我们多数人又满脸彷徨、满怀失望甚或满怀悲伤地远离了它。50年后，已是年过花甲、满脸沧桑的我们却非要回到那个我们曾经奉献了美好青春、大好年华的草原去看一看，只是为了再看看那里的一草一木、找寻一下当年放牧的感觉、回顾一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吗？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结？相信没有几人会称颂上山下乡年代如何之美好，也没有几人会说草原那一段生活不寂寞不艰难，但这帮人，老了老了却对那里十分地思念，这是一种单纯的老年怀旧吗？是一种纯粹的知青情结吗？我说不清。

思歌腾的故事

                  读药贩子有感

   看到文友八村先生所写“药贩子”一文，颇有感触。我从医多年，退休后又在一家私人诊所坐诊了几年，所以对药贩子们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大批国企开始了“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工人下岗，持续了几十年的“劳保”名存实亡，职工及家属看病一般不再有单位报销之说。所以那时在医院里见到有病无钱医治的情况很多，百姓怨声载道也很司空见惯。

   进入了21世纪，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人人应该享有医疗保健，我们国家也正式启动了城乡职工医疗保险机制。从那时起，凡是符合规定者都有了医疗保险，都有了医保卡和医保证。看病可以按照比例给报销了，但最初还需要个人垫付，到年终或在规定的日子里由单位到医保机构申报报销。由于需先个人垫付且还有一个高额的门槛费，所以除非真的有病，一般看病开药的人并不多，医院也不算太忙。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大约从十年前始可以直接刷卡看病了，个人花过门槛费后按照比例承担个人应负担的部分而其大部分则由医疗机构垫付，最后再到社保中心去结算。如此方便了百姓，看病、开药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人满为患，特别是到了年底来医院开药的人群之多之拥挤超乎想象而真正有病急用药的人拿不到所需药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苦了这些人也苦了医院、苦了大夫们，可以想象医院门庭若市的样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就医环境？由于是医院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用，最后由社保中心来结算，假如结算中心认为你的用药不合规定，它是可以拒付的，而拒付的金额由医院承担而非病人，假如医院的领导觉得这损失不可承受，那便转嫁到了相关科室和相关的大夫身上——由他们来负担损失，如此医生也有怨言。

   由于有个门槛费；普通病650-800元，门特1300元，而这门槛费每年都得有，所以花过门槛后，余下的那数千元医保账户，在年底前一般人都想把它用完，有用的没用的也要取些备用药，有的则直接把它转卖给药贩子换取些收入、“弥补门槛费的损失”，后来有些人就干脆把它变成了一种收入、一种生活来源！“药贩子”作为一种职业也就应运而“发”，似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壮大，他们几乎遍布了各个医院门前、街道角落乃至菜市场周围。其情景正如八村所描述的那样。我想这也是商品经济派生的一种“商业模式”吧？这些药贩子成为暴发户也就不足为怪。在金钱私利面前，道德变得一文不值。

   药贩子的确需要治理但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一般是收销售一条龙。这些被药贩子回收的药品，最后还要回到医院、回到患者手里。所以提醒大家到医院取药时，特别是到某些民营医院（公立医院药品零差价，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特别是一种药品超过两件时一定要看看它的保质期和批号，如果一种药品出现了不同的批号，那一定是从药贩子那里回收的、不知过了几手的甚至存在质量问题的药了。

思歌腾的故事

大伟

   去年天热时候的一个下午，我正行走在路边。忽然耳边一个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抬头一看；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陌生男子正满脸微笑地跟我打招呼；还认得我吗？看着他一脸的憨态，我的大脑飞快地搜索着，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脱口而出；大伟！

   我们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晃40多年没见面了。

我和大伟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发小了。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文革前她母亲（我们称她为庄姨）和我母亲都参加街道工作——那时叫群众代表，所以关系非常好。大伟是独生子但非亲生，而是从某亲戚家过继来的养子。上山下乡了，在一向积极左倾的庄姨鼓励下，大伟报名去了牧区——内蒙呼盟新巴尔虎右旗。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不是一个学校（大伟是爱国道中学，我是42中），所以没有分配到一个公社。大伟所在的贝尔公社是西旗最为偏远的地方，限于当时草原的落后条件，我们到牧区后各自投身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大多时间都在蒙古包放羊的日子里渡过，所以几乎没有联系过。唯一的一次见面还是1971年6月3日，张勇牺牲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他们是乘坐旗里安排的解放牌卡车来我们黄花公社的。对此大伟记忆犹新，他不无感慨地说，咱们上次见面还是那次集会呢！不过那么多年你的模样没怎么变，所以我一眼便认出了你，然而岁月不饶人啊，当年我们风华正茂而今都已暮年！

    大伟是1972年初冬离开草原的——他父母年事已高，当时有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可以特需、特困等原因回津。当时，牧区已经开始了对天津知青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去大庆，一部分去农场，也有当地选调任务。大伟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了回津。

   国庆节后的一天，我们在河西正阳春饭店小聚一次，除 我俩外还有我妻（她俩是初中同学，下乡也都在贝尔公社）、还有住在附近的我哥、弟弟、妹妹等都来坐陪，因为我们两家可谓世交了。

  大伟回城后被分配到某运输场当了一名汽车司机。后来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此时父母已相继病故。随着改革的大潮，单位越来越不景气，特别是运输场（如今早已被“物流”替代）。所以1995年大伟就下岗了。为了生活，他靠会开车的技术多年来辗转多家公司或私家企业给人打工。当然再就业的日子是艰辛的，有一次还因车祸差一点就送了命！他甚至还在海河边的一个尼姑庵当过司机，给二和尚们拉货送矿泉水（从大伟口中得知，寺里的尼姑叫二和尚，庙里的和尚叫大和尚）。打零工的日子一直干到退休，一直干到他突发重病（心肌梗塞）。

   如今的大伟，孩子早已成家，有了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孙子，老伴身体尚可。俩人都有退休金，日子还算无忧无虑。

   40多年后故人重聚，让我颇多感慨。感谢命运，让曾经的发小“狭路相逢”。感谢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通过网络和电波随时保持了联系。感谢命运让我们还能快乐地活着，感受着发小、老街坊、老同学、老知青纯真、朴实的友谊。

   我和大伟，闲时常常打个电话互致问候。在个人的生命里，多了一份友情，也多了一份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