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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续 的 回 忆 （节选）
在甘泉县插队的头两年，在队里干农活，锄地和上山背柴是最辛苦的活儿，背柴要到二十多里以外的山上，近处没有干柴，砍少了怕老乡笑话，砍多了背不动，勉强努着往山下背。到了晚上腰酸腿痛，灶火牨烟，柴火又不太干，等晚饭熟了也已是夜里一点多了。我最喜欢的活还是七八个知青一起与老乡们打船帮堰、垒土坝，大家干活儿时有说有笑，还学习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还干了一段赶驴车送肥的活儿。更多的时间是在县城度过的。……
每年县里都要召开三代会（积代会、学代会、农代会），我在大会秘书组刻蜡板，那时还没有打字机，刻印大会日程安排、学习资料等，伙食当然要比在队里好多了。那时县里经常举办各类展览，记得一次在延安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各地送来当地最好的农产品，过筛子后，还是有很多不合格，看着挺大的苹果都撤下展台还挺心疼，不过这些水果都成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盘中餐。大家看到了志丹县生产的一房多高的油麻（麻绳原料），洛川县生产的茄子大的苹果，都惊叹不已，看起来陕北的发展潜力还是挺大的。
县里办展览，也是我们知青聚集的好机会，我们几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才能；王孙威设计版面，赵超画插图，我写美术字，钱启光锯字，还有张逢春、张大同等当地人参与，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愉快的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事。大伙儿在一起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其乐融融。……
一九七一年我被分配到甘泉县中学工作，一个初中毕业生教初中学生，何况文革期间又扔了那么多年，现在想起真是勉为其难，不可想象。那时没有美术教材，只能自编、胡导、瞎演，好在才每周四课时，按现在的教学要求，那阵儿才真是误人子弟。后来领导安排我到教务处工作，主要还是刻蜡版，还学会了打字，除了设计课程表打印教案等，没有其他活儿，很是悠闲。
那时的教师办公室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寝室，我经常跑到楼上（一排两层石窑的教师楼）蹭吃蹭喝。那时韩祖德家比较富裕
，他妈妈经常寄来大米、香肠什么的，我们开小灶美餐一顿。零九年知青聚会，没有见到韩祖德，回家后我与张玲联系，才知道老韩已经故去。在县中学的那段时间，我们俩亲如手足，无话不谈，虽然他是南方人，家里也很阔卓，其性格又不是很好，但他对我还是一百一，我祈愿他一路走好。……
随着知青政策的逐步落实，在甘泉县城工作的知青越来越多，每天晚上下班后，大家三五成群的相互串门、聊天，以前不认识的人也能走到一起不少知青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即使这样也断不了来往。
我和老韩、赵超经常去王孙威家，他在电影队工作，家和县礼堂挨着，有时还能蹭一场电影看。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胡光年带领的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节目虽然不是很精彩，但是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我倒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县礼堂经常有外地的文艺团体演出，我也能耐着性子把秦腔、眉户戏看完。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点遥控陕西电视台，看眉户戏的演出，它可以与评剧、豫剧媲美。四十几年前，甘泉县礼堂已成为北京知青的集散地。……
四十多年前，北京知青在甘泉县城里当老师的很多，我熟悉的郭丽珍、李鹏、张玉环、奚玉洁等人在城关完小教书，我和毛仁杰、郝平、赵超、马振宗等人在县中学，都是一个系统的，常来常往增强了我们的友谊。那时郭丽珍家在南关，跟现在的县政协委员朱继生是邻居。我溜达到城南必去郭家，十之八九都会在她那儿吃饭，因为她老公高丰年会做一手好菜，当时那样的生活状况，这诱惑力非常大，白吃白喝就很自然了。
至今有一件遗憾事，就是老郭求我给她画的年画《拔萝卜》拖了四十多年也未如愿。我几次搬迁，底稿早已不知去向，每次见面提起此事，我只能硬着头皮对付一阵儿。她这么执着，使我既无奈又在暗地里自责和内疚。……
我在县中学工作的年头较长，当时是一个初、高中寄宿制学校，老师大部分是西安、咸阳人，也有几位本地的教师。学校里教师们勤勤恳恳教学，学生们学习勤奋、刻苦。桥镇、王坪、道镇等公社偏远地区的学生每逢周五下午纷纷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时带来大袋子的小米、玉米，为的是换一星期的饭票。
学生灶的玉米囫囵粥特别好吃，许多老师与学生互换着吃，学生吃伤了玉米，当然愿意换老师的大米饭和白面馍。
那时学校的课余活动不是很多，我们经常与学生到学校旁边的烈士陵园备课、朗读课文。教语文的王兆民老师待我特好，我们经常在一起翩话、聊天。这次我们回甘泉，知道王老师早已调回西安，在《陕西日报》社工作，现已退休。回京后我与他互发了短信。真想找机会去西安拜会他，促膝叙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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