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忆

北山峰

期待 发表于 2015-1-20 15:38
盼望着你的继续，你的作品一定会成功。

谢谢同窗好友的支持和鼓励！

北山峰

艾陆 发表于 2015-1-21 09:54
山峰大哥真感谢你这篇在校园期间的回忆，有很多事情都已经有些淡忘了，看了你的文章我又都回想起来了。那时 ...

廿四号星期六发第五章，疑团解开，露出真象。

北山峰

                                           五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价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在国内反对资产阶级的背景下展开的，毛主席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创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断言：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还告诫全党：党内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政权，社会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重新吃二遍苦，重新受二茬罪，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尽管有毛主席掌舵、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扶佐，但是，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它的领导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共产党内的野心家所掌握、控制和利用。在文革前不久，林彪才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并很快成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文革开始后，他便一跃成了党和国家及军队的第二号人物，可以说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按理说应该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实际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权力为一体，决断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副组长是张春桥，成员有大笔杆子姚文元、戚本愚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推行动的是一条极左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实际上打击的是一大片、保护的是一小撮。对干部的功过是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错误不见功绩，干部们受到无辜的批斗，还不能有怨言，还得要端正态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经受风雨见世面，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干部是被冤枉的，而他们保护的一小撮绝大多数  

倒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旧北京市委被推翻不久，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两报一刊发表了戚本禹的重要文章，题为“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一篇文字狱的文章，就把刘少奇葬送海底。这篇文章污蔑刘少奇大肆利用党和人民给以他的权力，背着毛主席搞阴谋诡计，拉帮结伙、结党营私搞独立王国，组织资产阶级地下黑司令部，妄图篡党夺权另立中央，其狼子野心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硬说刘少奇添不知耻的自称是中国的刘克思。刘少奇的闻名中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被污蔑成毒害共产党员的一株大毒草。

北山峰

        刘少奇下台后，紧接着下一个打击目标对准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他被称为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那时候大街上到处贴着标有号外的大字报，声称中央内部透露的消息，邓小平的档案里有他在革命年代曾经对革命丧失信心，当过可耻逃兵的记载。朱德和陈云虽然没有被列为被打倒的对象，但是，在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丧失了他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党的最高层的七人领导核心中竟然有一多半人下台，可想而知，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以及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不知还要有多少人要被揪出来、被靠边站。

       后来，中央文革组成的专案组，又揭露出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少奇为首的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在这个庞大的队伍中各个都是中央以及各部、各省的高级干部或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一大批干部不由分说统统被打倒。紧接着，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松树的风格”，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铭记在心。然而，这篇无可挑剃的文章竟然也引起了非意，称其为陶铸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一时间，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声响彻全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个个反党集团被揭露出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先前被打倒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四人组成的反党集团被公布，打倒“彭、罗、陆、杨”的口号成了继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后，第二个经常响彻全国的大口号。

      文革初期，我在军事博物馆参观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时，见到有批判罗瑞卿和扬尚昆的罪行材料。展品中有一个非常高级的钓鱼竿，那是一位非洲的国家元首访华时送给罗瑞卿的，因为罗瑞卿有个特别爱钓鱼的嗜好，就把这个鱼杆留下来私用了。罗瑞卿被打倒后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就把这根钓鱼杆作为罪状展了出来。展览中还公布了杨尚昆搞阴谋诡计的活动，说他在中南海毛主席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窃听器，监视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杨尚昆的这一罪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敲响的警锺，这清楚的说明中央内部的斗争由来已久，斗争多么隐避又多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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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展览，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下定决心，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将刘、邓反党集团的成员从上到下一个不漏的统统挖出来。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决不罢休。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接班人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它的领导班子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致命的打击。团中央的最高领导被称为“三胡”的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克实和胡启立也一起成为批斗的对象，他们作为小爬虫也被列入刘、邓反党集团之中。后来，红卫兵把部、军级以上被打成刘、邓反党集团的成员画了一副侮辱性的称为“百丑图”的漫画，在大街小巷上张贴。

       那时，趁机捣乱的坏分子也混水摸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有一天中午，我和同班同学周剂到城里办事，当我们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时，只见在东观礼台的东边最上角，贴着一副用绿纸写的大标语“炮轰周总理”。看到这副标语我们的心情又沉重又愤慨，革命竟然革到周总理的头上，简直是太没有王法了。如果连周总理都要整，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有可信任的领袖吗？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给毁了吗？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又返回到天安门时，发现那条反动标语已经没有了。这持序了仅几小时的标语事件，成为震惊中外的新闻。人民群众纷纷严厉谴责这种卑劣的行径，义愤填膺的高呼：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大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坚决要求惩治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坦然的说：“我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总理的这番话，向世人展示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风亮节的品质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北山峰

       博爱网友，你好！我的“为了忘却的记忆”列入知青岁月的文章后，你表示了祝贺之情，在此，我向你致谢！

北山峰

                                          六

       旧北京市委、市政府被改组后，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市委书记、吴德任代理市长。此后的学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一切都直接听中央指挥。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时，一个新生的革命力量——红卫兵组织诞生了，它的发源地是拥有众多高干、革军子女的中学。这些最早的红卫兵不管男女，都是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腰里系着武装带，俨然就是没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左手臂上带着印有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袖标，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集体行动，气势汹汹、耀武扬威，见到被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就批、就斗、就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显得非常气派。街上的人们看着他们威风淋淋的样子，即羡慕又疑惑，羡慕的是他们敢想、敢闯、敢干的大无威革命精神，疑惑的是不知红卫兵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对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态度蛮横，动辄打人、砸毁文物、随意批斗、抄家的做法看不惯。

       有一天，北京芭蕾舞学校给我们学校打电话求援，说有一百多个红卫兵到他们学校造反，说他们学校崇洋媚外，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温床，必须彻底砸烂。红卫兵在芭蕾舞学校开始了打、砸、抢行动，教室、宿舍、排练场里的教学设备、设施都遭到破坏，有二十多架钢琴被毁。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员们非常气愤，他们极力阻拦红卫兵的粗野行动，对红卫兵说，这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能破坏。但是，红卫兵不听劝告，依然我行我素，后来竟然动手打人，芭蕾舞学校没办法只好四处求援。

       我们学校的同学对红卫兵打、砸国家财产的行为非常愤慨，校文革领导小组当即动员了三百多人参加了支援的队伍。芭蕾舞学校在宣武区的南面与陶然亭公园相邻，我们排着队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三十余里才来到芭蕾舞学校。由于我们是最早到达的支援队伍，所以被砸的现场看的一清二楚，学校里一片狼迹。教室窗户的许多玻璃、练功用的镜子被砸碎，练舞用的道具、服装都被扔到院子里，有的被撕毁，有的被脚踩脏。被毁的钢琴已成碎片，据说是用锅炉房倒煤的大铁锤砸的。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各学校的支援队伍陆续到达，整个学校内外都是挤的满满的学生，把一百多个红卫兵围起来，双方展开了论战。别看红卫兵人少，但说话的调门很高，口里振振有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来声援的学生们也不示弱，和红卫兵打起了语录仗。后来，前来支援的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头头联合起来与红卫兵的头头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破坏国家财产是不对的。这就是当时震惊京城的打砸芭蕾舞学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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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高等学校的串联和组织下，北京市成立了震惊中外的庞大的红卫兵组织，分别成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红卫兵司令部。这三个司令部分别由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担任红卫兵的高层领导。这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要数“第三司令部”的名气最大，感召力最强，最出名的学生领袖有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等。红卫兵的三个司令部都设在市中心处于显要位置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红卫兵一出现，就被当作开天劈地的新生事物，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和肯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学生领袖经常成了中央领导的坐上客，是中央领导非常信赖和依靠的对象，甚至直接参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北京各大学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都纷纷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学校的革干、军干子女比较多，他们率先成立了“八一”和“八三”红卫兵，紧接着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那时唯成分论非常盛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甚嚣尘上，把出身不好的人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甚至把成分好坏当作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被称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那一天，被颂扬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帥、伟大的舵手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身穿绿军装，左手臂上都带着红卫兵的袖标。红卫兵代表激动的对毛主席说：“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您是我们的红司令。”那天，天安门广场成了红卫兵的海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离天安门城楼特别近，大家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发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言，决心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红卫兵的革命势头锐不可当、无坚不摧，他们当中的败类先是在学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辜的教职员工，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事件，然后，他们又从学校杀向社会，把熊熊的烈火燃烧到了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

北山峰

         

                                              七

      我们学校总共才有九十一个教职员工，除工作组定性的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外，又有十五个教职员工先后被红卫兵的头头们随随便便地就打成了牛鬼蛇神。校长、教导主任、人事干部等大大小小的干部，凡是有点权利的无一幸免统统被打倒。历史上不干净的、“白板”钻研教学的、出身不好的以及爱出风头的老师也都被打成反革命。

       我们的校医王大夫，人品好，医疗水平也比较高，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尊敬她。她的医务室和校长挨着，平时可以多照顾些有病在身的校长，有空还帮助校长洗洗碗筷收拾屋子。校长被打倒后，有些极左思想和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王大夫也打成反革命，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幸亏王大夫出身工人又是党员，平时人缘好，关键时候有良知的头头敢出来替她说话，这才幸免于一场无中生有的灾祸。

       这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都得进劳改队。在同学们的眼里他们就是革命对象，就是阶级敌人，打倒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豪不留情的实行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学校里掌权的红卫兵建了一个叫警卫连的组织，除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外，专门有十几个人管理劳改队。为了防止有人逃跑，把他们都关在宿舍楼的最顶层。这些劳改犯隔三叉五就要被拉出去批斗，不管斗谁，其他人也都得陪斗。每次进入会场和退场时，每个人都要被两个红卫兵压着，两手朝上低着头，押解的路上都要被途径的红卫兵揪打，有的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在批斗会上，主要批斗对象从始至终都坐着“喷气式飞机”，陪绑的人都要鞠着九十度的大弓。那时正值夏季，竟管他们汗流浃背，但一口水也不给喝，有的人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台上，就是这样也得不到水喝，还要遭到红卫兵的呵斥。批斗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罪实在难受。一听说要开批斗会，他们都会毛骨悚然、混身发斗。劳改队昼夜被人看管，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男的都被迫剃了光头，女的被迫剪成乱发。他们吃得是粗粮剩菜，每天还要顶着烈日参加劳动，稍有不满或不太听话的就会遭到殴打。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的生活简直连监狱的犯人都不如，这时的学校成了造反派的天堂，所谓“牛鬼蛇神”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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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姓邹的老师，原来只是高中毕业生，按说他只能教小学，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分配到我们学校后，却教了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他那年才十九岁，脑子非常聪明，对数学特别钻研，他教的学生比其它老师教的学生强的多，为此得到校领导的重用，后来竟被安排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在政治方面他也积极要求进步，文革前还被评为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好老师竟然会在文化大革命残遭迫害。

文革开始，被称为完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学校领导，不管什么原因无一例外的被打倒了，曾得到校领导重用的周老师也很快成了被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对他怀有嫉妒心、有成见的老师，趁机鼓动学生给邹老师贴大字报。有的揭发他和一个姓张的初三女学生有作风问题，有的说他有意隐瞒家庭出身，冒认某个中央领导为官亲。不由分说，很快就把邹老师隔离审查了。

      文革那年，邹老师刚刚二十二岁，牛鬼蛇神里他年龄最小。每天非人的生活实在难受，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他看不到希望，终于决定逃跑，赶紧远离这个让他伤心受罪的学校。

      一天深夜，他趁同伴熟睡之际跨出窗外，冒着生命危险顺着排水管道从四楼下到了地面。那时人们的积极性特别高，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学校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巡逻，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邹老师偷偷摸摸的躲过巡逻，机敏的翻墙逃出了学校，撒开腿径直的向火车站跑去。值得庆幸的是看管他们的人没有对牛鬼蛇神的钱加以严格的控制，他手里还存着百十元钱。为了尽快逃离北京，防止红卫兵追赶，他就近买了一张开往南方的车票，开始了逃亡生活。

       邹老师逃走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被关押的校领导害怕追究他们的责任，立刻向看守他们的红卫兵报告。红卫兵的头头亲自提审，回答不出来就拳打脚踢，审了半天只了解到邹老师有一个女朋友在宁夏银川市教书。于是立即印刷了五百张通缉令，一部分派人在市内张贴，另一部分由派到外地捉拿的红卫兵带走，到一地张贴一处。为了防备牛鬼蛇神再次逃跑，把关押他们的宿舍窗户全给钉死了，把他们身上的现钱也都掏个干净。

       那时受到各种各样冲击的人相当多，被逼无奈躲藏逃跑的人也不少，到处贴着通缉令，抓逃犯也成了各地红卫兵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逃犯要想不被抓人住确实不容许，那时工作人员外出光有钱还不行，必需要有介绍信，必须备有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邹老师身上有钱，但是没有全国粮票，更不可能有介绍信。那时旅店、饭店都是国营的，也没有走后门这一说。住不上、吃不上，周老师只好在火车站、汽车站藏身，吃些不要粮票的食品和水果充饥。原来邹老师想投靠女友，这样逃亡的生活困难会少些。但是，考虑到怕连累人家，只好自己到处流浪。他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心并没有改变。他想混在串联的人群里去韶山参观，没想到在长沙火车站睡觉时被铁路的造反派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