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第三十六章 家族企业
在生产冷烫液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有毒的废渣——碳酸钡，起初我把它用几个大缸贮存起来，后来生产量大了，贮存碳酸钡的大缸把仓库都占满了。我开始做实验，用盐酸把碳酸钡溶解变成氯化钡，再把氯化钡用氢氧化钠转化成氢氧化钡，作为生产冷烫液的起始原料。这个方法既解决了污染，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按照先进国家的做法，我起草了一个冷烫液的技术标准，送市标准化所检测并由市科委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冷烫液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审定会”，市科委主任说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由民营企业起草、审定的标准，所以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地媒体都做了报导，引起不小的轰动。
我想要申请国家级专利，科委主任说，现在《专利法》还在讨论中，等它出台以后就可以申请了。我傻傻地把所有的技术内容都发给参会人员，后来有人把冷烫液技术工艺和配方卖给一些“社队企业”和私人作坊，起初这个技术可以卖到十万元，慢慢地降到三万元、五千元、甚至几百元了。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生产冷烫液，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良莠难分。
我担心这些小厂、小作坊生产冷烫液会把有毒的碳酸钡随便处置造成污染甚至可能出现中毒事故，就写了一篇文章《冷烫液生产中钡渣的回收利用》发表在轻工业部的刊物《日用化学工业》杂志上，全国推广以后，这个污染算是解决了。
冷烫液并不是我的看家本领，工厂不能全靠它维持，所以我又做了一些实验，有几个实验很快就成功了。工厂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开始生产染发粉，起先只卖给各地的理发店，很快就供不应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要货单像雪花般飞来。我向公社租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瓦厂，把它改造成“日化车间”，生产冷烫液、染发粉、洗发水，很快就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厂。
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又想安插自己的亲友进入我的化工厂，都被我断然拒绝，最后逼着我修改承包合同——每年上缴利润五万元，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再为原化工厂还掉二十万债务。为了一顶“集体经济”的红帽子，我只能咬牙应承下来。
我想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一个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应该带个“黑”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头发用品，而中国人的头发以黑为美，想到了“黑牡丹”，觉得还不错，便到县工商局注册。
工商局企业股股长刘得志正要出门，看到我就笑着说：“你是我们县第一个来办理注册商标的，你看县里现在已经办了几千个工厂，他们连工商执照都不要呢——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他们送执照。你说你要注册的商标叫什么？”
“黑牡丹。”
“你真够大胆！还记得一九六六年我们写你的大字报吗？”
原来刘得志跟我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那个时候他和几个同学说我下棋时总爱执黑子，又赢得多输得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喜欢黑色，喜欢黑帮、黑五类等等，“痛恨”红色政权……
我说：“再来一场‘运动’的话，我完蛋，你也完蛋，彼此彼此。”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陈星有钱有“势”以后，“富贵思淫欲”，同兴南化工厂厂里的女出纳员勾搭成奸，被人捉奸在床。出纳员喝了“一点点”工厂自产的敌敌畏，竟一命呜呼死了。死者家人到陈星家里“吃人命”（这里的一种习俗：有人非正常死亡的话，亲友们要去“嫌疑人”家里借故闹事），陈星逃到我家求救，我托人送了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又介绍陈星到乐东化工厂当销售科长。兴南化工厂也就树倒猢狲散，厂里所有人员各奔东西走了。
乐东化工厂那一年生意非常好，到年底结算时，净利润高达一百多万元。陈星特地来古镇对我说：“要不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工厂哪能赚那么多钱呢？按说我应该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厂长也来了，说“要不是我领导有方，哪来的一百多万元利润？我应得利润的一半！”
会计员紧跟着也找到了我，说：“几个月前我找到一份税务局的内部档，今年就少交五十万利润，奖给我一半不算多吧？”
派去乐东化工厂代我当技术总监的林华也对我说：“要不是我们的技术，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最少也应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我把他们都召集到自己家里，然后对大家说：“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你们有两个人要利润的三分之一，一个要利润的一半，一个要二十五万元，加起来是多少？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呢？难道他们就没有贡献了？”
几个人都不听我的劝告，陈星说了一句：“争气不争财，不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明年我就不干了。”
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的工厂就这样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而倒闭了。
我由此回想自己的工厂，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苦思冥想了几天后，我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工厂为父亲与全体兄弟共同所有，平均分为八个股份，也就是每人拥有工厂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包括还在上学的六弟也有份。父亲认为不妥，建议改为我拥有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其余七个股东都拥有百分之十二股份，我为工厂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个方案得到“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林霍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古镇对我说：“你不应该给你的兄弟们股份，以后会出乱子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才对，即便你给他们高薪或者偷偷给他们发红包也行。”但我坚持己见，以为自己“发明”了一种“克服家族式企业内在矛盾”的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了，不同意“再议”。林霍金说了一句：“中国的家族企业全都倒于内乱。”我也不在意，把好友的话当耳边风。
林霍金此行还有一个任务：他两年前承包了东兴化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做了一个项目——润滑脂，请市里有名的一个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工作，谁知这个工程师只会吹牛，技术不过关，生产了一百多吨钙基润滑脂全是不合格品，人也连夜逃跑了。林霍金又找了好几个熟悉石油加工的工程师来看过，都摇着头说没有法子处理这些“废品”。工厂频临倒闭，找我是来讨救兵的。
我到了东兴村，才知道化工厂已经不在破庙里了，搬到不远处的公路边，新盖的厂房倒也壮观，霍金领着我进了厂房，只见所有仓库到处堆放着像豆腐渣一样的废品，令人心酸。我取了一些样品测试，发现问题在于“缺水”，就叫工人把一些“废品”投入反应罐里，加热到“沸腾”，再加入一点点水，十年前的一幕重现在众人面前——几公斤的水让一百多吨的“废”润滑脂全部再生！林霍金感恩不尽，激动万分地对我说：“原来他们都说你是神仙，我今天再一次看到真正的仙了”。
霍金跟我一起去看我们原来住的破庙，只见那地方已经彻底改观，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原来是十三个村子的农民们和海外华侨集资重修庙宇，已经接近完工，新寺庙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令人赞叹不已。
霍金说：“过几天保生大帝要‘进殿’，将会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我请老木匠王元木以我们俩的名义做了两块牌匾，让他们分别立在适当的地方，以表示我们对保生大帝的敬意。”
我说：“谢谢你，这两块牌匾的钱我们各出一半。”
霍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两块牌匾做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中间四个字和落款不一样而已。”
两天后，主持庆典活动的头头突然通知保生大帝要“提早进殿”，我们请王元木连夜加班刻上我和霍金的名字。霍金原来交代王元木他送的牌匾应该挂在大殿上方最显眼的地方，而我送的牌匾则会挂在大门后面，拜佛的人回头时才能看到。没想到王元木一着急，竟然把我们俩的名字贴错了——我送的牌匾挂在大殿正上方，所有来拜保生大帝的人们一走进大殿第一眼就看到我的名字！
据说牌匾挂上去的时候，王元木看到错了，想取下来重新制作，霍金说：“这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小林才有这个福气，不要换了。”
霍金说东兴有个农民的孩子有“特异功能”，不用眼睛就能“看到”文字和画图，邀请我同他去“见识见识”这个小朋友。我也早就看到这方面的报导，只是没有亲眼目睹——一般对没有实际看到的事物我总是不太相信的——所以一到傍晚我就同霍金、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到了这孩子的家。孩子还没有回到家里，估计还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上，我们抓紧时间在大门外的树下每人写了几张字条，有的画图，折叠或搓成一团，待到孩子到家时，我看着孩子吃完饭，然后才拿出一个小纸团给孩子，请他“猜”字。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纸团里写的是什么字。
孩子把纸团捏在手心里放到耳朵下面猜字，一分钟，两分钟，二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看到孩子脸上都是汗水，就说：“猜不出就不猜了吧？”但孩子坚持要“猜”，说：“第一次都很慢，而且搓成团的不好猜”，言外之意是折叠的好“猜”一些。又过了一会儿，孩子突然说：“有了，有了，是个‘大’字”。我取来纸团展开一看，果然是我写的“大”字，一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霍金和另外两个朋友给孩子的纸团、折纸也都一个一个被“猜”出，准确率百分之百！最快的不到两分钟就“猜”出来了。霍金的一个纸团里面画着太阳、树木、小鸟也全部被孩子“猜”出，众人激动的心情不可言表。
我算是一个“科研人员”了，用严格的实验程序测定孩子的“特异功能”，可以说完全是科学的，排除了所有作弊的可能。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虽然我还不能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说明这种“非眼认字”的“特异功能”，但我相信我的实验，相信我的眼睛。目前不能解释的现象不能武断地斥之为“骗人”、“迷信”，或简单地说是“魔术”，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向前推进，现在所谓的“特异功能”以后会得到合理解释的，也不再有什么“特异”了。如果不是这样看待的话，“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这一句话怎么理解呢？
为此，我写了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在国内一个不太出名的刊物上发表，题目是《为了和平》，讲述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有敌对的两方军民各自用“特异功能”发展出来的技术、武器和设备互相窥探对方的情报，破坏对方的设施，甚至给对方人员催眠等等，最后“正义的一方”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
故事是虚构的，但我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却没有虚构，只是在小说了里吹吹牛皮而已，告诉读者我有这方面的设想，也许明天就成为现实。
从东兴回古镇时，在车站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好像是小铁匠郑斌，几年不见他变化太大了，以前瘦瘦的，现在怎么胖了，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样子，要不是他叫我，我还真不敢认。
寒暄后我问他现在做什么，郑斌说：“几年前我们老家有人带我到东三省做水龙头生意，没想到生意这么好做，我们那个镇子所有的人都发了，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在做这生意。”
我问水龙头生意怎么做，郑斌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工厂、机关、单位，就把所有的水龙头拆下来换上我们的，一笔生意有时就赚好几万了。”
“怎么会那么好赚？换上的水龙头不要成本吗？”
“被你说对了！我们把换下来的水龙头用砂纸擦一擦就当成新水龙头给第二家换上去。”
“人家又不是傻子，不会想到你们在骗钱吗？”
“傻子肯定不是傻子，我们要给头头一半利润。”
原来如此！
在路上我又看到有人用“茶枯水”洗头，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情形，记得那时候没有洗发水，甚至没有肥皂，人们普遍用油茶饼煮水滤出“药水”洗头、洗衣服，洗后头不痒，而且可以去头皮屑，衣服洗得更干净，要是把这种天然的物质提取出来配制洗发水、沐浴液、洗衣液多好。于是我回到古镇就直奔农贸市场买油茶饼，迫不及待地到厂里试验去了。
经过几个月实验，我从油茶饼中提取了几公斤茶籽皂素，又用这茶籽皂素配制了几十瓶天然洗发香波，自己洗了以后感觉不错，再发动全厂工人试用，都觉得“可以”，缺点是色泽不佳，黑不溜秋的，气味不甚美好，泡沫不丰满。虽然我试验了成百上千次，这些缺点还是不能完全克服。优点是：洗后头发柔顺易梳理，可以去头皮屑、止痒。
我到乡下收购了几十吨油茶饼，制造出几百箱茶籽皂素香波，发给北京、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商场试销，几个月才销完。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经理道出销售不佳的真相：这产品太超前了！过二十年也许好销。

林翔云

第三十七章 盖房风波
美山公社张社长来古镇找我，说他们想办一个化肥厂，最好是“投资少”、“获利高”又“不愁销路”的项目，我建议他们生产过磷酸钙，用我提供的方法，只要一个搅拌机，两种原料——硫酸和磷矿粉，把这两种原料按配方搅拌均匀堆放“熟化”几天就可以包装出厂销售了。张社长投了一点钱叫几个人去买设备和原料，试产了几批产品，送检“合格”，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赚了一点钱以后，张社长又来找我，希望“再上一个项目”，我建议用我实验改良的“侯德榜法”生产氯化铵副产纯碱。张叫人买了一些原料试产，获得成功，但氯化铵送检时却被告知“不含氮”，我说不可能，让张放一点试产的氯化铵在碗里，加一点石灰，马上就闻到浓烈的氨味。在旁边看的的农民都说：“有氨味就是含氮，不容置疑了。”
张说：“不含氮的结论是县化肥厂的检验科长说的，我们去找找他，看是怎么检测的。”
我们到了化肥厂，找到检验科杨科长，杨说：“我是严格按照标准检测的，不含氮就是不含氮，哪会错呢？”
我让杨把氯化铵样品放在烧杯里，加入一点氢氧化钾，马上又闻到氨味了，杨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你用什么方法测氮含量呢？”
杨说：“按测碳酸氢铵的方法检测。”
我说：“这就错了，我告诉一个检测氯化铵的方法吧。”
杨按我说的方法检测，果然测定结果是“送来的样品含氮量超过26%，符合国家标准。”
我同杨聊起天来，杨抱怨说他“怀才不遇”——全厂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整天就是检测一个碳酸氢铵的含氮量：“太没有意思了。”我说：“你应该把这种极其简单的工作交给低学历的工人去做，腾出手来做点真正的技术工作多好。”
杨说：“厂这么小，设备、技术都是移植省化肥厂的，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就是中国大学生的现状！
张社长回去以后马上张罗投资生产氯化铵、纯碱的事，不久就投产、规模化生产了。我一直兼着这个工厂的“技术顾问”，时不时给张提个建议，后来又上了几个化工产品项目，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我自己的工厂也在不断发展着。“茶籽皂素香波”虽然销售不好，没有取得期望的经济效益，但我并不气馁，又想到小时候看到奶奶每天早晨用芦荟汁涂头发的情形，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用芦荟汁涂头发有许多好处——好梳理、干净、去头皮屑、头发健壮、不容易白等等。我们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跟芦荟有关的俚语、风俗等，比如“爱美抹水，爱嫁抹芦荟”、“芦荟成不了风水树”，有的地方芦荟是少不得的嫁妆，婚礼上新娘子进入夫家要跨过熏燃的芦荟炭炉，每年端午节家家在门上挂艾蒿、芦荟等辟邪，等等。这些都说明芦荟是这里妇女们最喜爱的宝物，古镇的老人们还提起几十年前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有人手提装满芦荟叶子的竹篮沿街叫卖，一个铜板可以换两片芦荟叶子。至于芦荟的药用功效，我在插队务农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已经熟知并使用过，用它来实验做一些护肤护发品应该是可行的。
我发动厂里所有的工人到各地乡下寻找芦荟，几天后才搜集到几十株。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又配制了几瓶发给几个大商场的柜台长试用并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试用者的好评，建议大量生产供应。
要大量生产，缺的是芦荟植物。我到厦门、福州、广州等地的植物园求助，答复是可以“试试”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方法），要我拿出几十万作为这个科研课题的“开题费”，哪来这笔巨大的开支呢？没办法，我只好拜老农民为师，用“土”办法——分蘖培养法慢慢扩大植株数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育出了数百万株健壮的芦荟苗，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山区种植了一千多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芦荟生产基地。
我们家在古镇里祖祖辈辈租房过日子，现在“发”了，母亲张罗着要盖房子。我让大哥负责基建，先向镇郊的农民买了一小块地，向镇政府申请了盖房手续，交了一些款后，就请工程队画图纸，开始施工。
兄弟们计划盖三层楼，谁知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公社副书记李庆带了一群人来了，命令我们马上“主动”拆房，否则“后果自负”。大哥赶紧发电报给我，其时我正在上海举办展销会，接到电报急匆匆赶回家，看到李庆正在指挥推土机冲向刚砌好的石头墙，我问李：“我们盖房子又不犯法，你为什么拆房子？”
李从裤兜里拿出一份档，我拿来一看，是几年前公社“关于农民建房的规定”，就说：“这是‘十年浩劫’时制定的法规，现在不行了。”
李说：“只要上头没有通知作废的档都是有效的。”说完又指挥推土机“向前冲”。
我觉得跟这种人讲不清道理，就去找正书记张建斌。张来到现场，把李庆拉到一边说：“人家已经交款，办好了有关的手续，你就不要再管了。”
李恶狠狠地说：“我们贫下中农都还没有盖房，地富反坏右却在盖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容许他们翻天！”
张书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央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越富越光荣。他们能够盖房子也是好事，公社还增加收入呢。”
李庆还是坚持要“先拆再说”，否则“我一个副书记说话不算数以后怎么做人？”
张说：“你的脑袋瓜怎么就不会开窍呢？”命令推土机开回去，拆房的人员也撤了，李庆骂骂咧咧地回去公社。
这李副书记的头脑果然有问题——此事发生后不久，李突然头痛不止，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癌晚期”，手术后几天就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
盖好了一栋楼房，兄弟们还是不能全部住进去，我又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一块地申请盖房，这一次办手续、盖房子都非常顺利，没有人阻扰。有了两栋“全镇最亮丽”的楼房，兄弟们全都住进了宽敞的新家。北京来的客人都说这样的房子在京城要“部长级”官员才住得起。

林翔云

三十八章 芦荟的恩赐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海南和云南可能有野生芦荟，就同陈丽到海南，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以前“曾经有过”，现在见不到了。又从海南到广东，乘了几天汽车到云南元江，终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芦荟。我写了一篇《云南元江野生芦荟考察记》在《科技日报》上登出，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几十家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报导。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国精细化工技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自己写的论文《中国芦荟的开发和利用》，与会的八百多位专家学者很感兴趣，我乘机呼吁成立“中国芦荟协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位代表回应。
过了三个月，“中国芦荟协会筹备会”在厦门召开，会议期间我带着几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芦荟基地参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和基地的照片以后，派人到古镇找到我，说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都想拍一片有关芦荟的科教片，他们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来了，要我尽快写出“脚本”。
我用了几个晚上写好了“脚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灯光等十几个人组成的拍片小组来到基地，我准备安排他们住在古镇侨联招待所，谁知导演说：“我们想住在你家行不行？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一些。”
我同意了，家里成了“摄影棚”，我也同这些艺术家们成了“一家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忙了一个多月，我既当“科学顾问”，又是“副编剧”，还在片子里当了几次“演员”，实实在在地过了一回“拍片瘾”，学了许多电影知识。导演程典默、摄影师彭大生、编剧辛耀华和制片主任陈剑永都成了我的好友。
程导演喜欢开玩笑，刚开始辛辛苦苦拍了几天以后，按惯例要先寄些拷贝到制片厂里冲印，看看有没有问题。几天以后，接到厂里来电，彭师傅问他“拷贝怎么样了？”他竟哭丧着脸说：“完了完了，全部完了！”害得彭师傅差点撞墙！
辛耀华和陈剑永多次拉着我到处去“踩点”，趁机玩了几个好地方——我这个“导游”可不是吹的，闽南各地的地理地貌、植被景观、风俗人情、历史传说甚至闽南话的来龙去脉我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他们经常听得如痴如醉，一再说这一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又多交了我这个“有趣的”朋友。
程导演每天拍摄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几个部位涂抹芦荟叶汁，到了影片拍好大家依依不舍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原先对芦荟的功效是有所怀疑的，没想到这一个多月用下来，我真正成为你和芦荟的粉丝了——你摸摸我涂过芦荟叶汁的地方，是不是像婴儿的皮肤一样柔润？”
科教片《芦荟在我们生活中》先在全国各地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里放映至少一次（那时候电影院放映故事片之前都要加映一片新闻纪录片或科教片），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里播了几次，芦荟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东西，各地的化妆品厂、食品厂、制药厂都到我的芦荟基地要芦荟原汁、芦荟粉等去开发各种新型的化妆品、洗涤剂、食品饮料、保健品，刮起了第一场席卷全国的“芦荟热”。
母亲从小就经常带我到离古镇不远的“灵应寺”拜佛烧香，后来我也常常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游览、瞻仰，给他们讲这寺院的历史——一九四一年弘一法师驻锡灵应寺半年余，闭门著述，研究佛理，在寺中写下一些佳联：“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时无了时”、“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等。
弘一法师还亲撰“唐神僧灵应祖师现化记”刻于真身塔，全文曰：“温陵自古多佳胜，灵秀所钟，圣迹弥着。世传有三真人六祖师，灵应即其一也。师字文愈，示迹唐代诞生仁宅李家，幼有孝行，迥异群伦，常现神变，事迹昭闻，如：渡溪飞笠、行陆鞭瓮、立石朝天、插竹茁地、逮及示寂、坐化枷吊藤、异香远闻。乡人柯长者感其灵异，因奉真身而建伽蓝，迄于近世，香火因缘，普被遐迩。有仁宅沐恩弟子黄种树、黄书汉景仰慈光，冀报大德，募建浮图永镇山中，爰略纪事实以示将来，使见闻瞻礼获福于无穷焉。”
文中提到灵应寺的“三大宝物”之二——“倒抛竹”和枷吊藤，还有一个宝物是寺院后高耸入云的一株杜松树。文革期间灵应寺被彻底毁坏，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枷吊藤已经无影无踪，再也无处寻觅了；“倒抛竹”从几丈高的石头上掉下来，也只留下竹根和几个竹笋；最令人担心的是那株巨大的杜松树，靠寺院的土墙已被掏空，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撞坏整个寺院。
我请了几十个工匠，再发动附近村子里的“志愿者”来帮忙，把寺院后的土墙改成用花岗岩砌成的石头墙，把杜松树下遮阴的地方用鹅卵石铺好，上面置放石桌、石凳给游人闲坐、泡茶；“倒抛竹”也在原处填土、施肥，请我爸爸在竹子后面的大石头上题了四个大字“千年奇竹”，不久这“倒抛竹”又长的生机勃勃、枝繁叶茂了。
灵应寺成了外地人来古镇必定会到的旅游胜地，导游们一遍一遍地给游客们讲解寺院的“三大宝物”：这杜松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多少灾难而顽强地活下来，一次次的“运动”都有人想打它的主意——“大跃进”的时候，有人要把它锯掉当柴火去炼钢铁，几个年轻人爬到树上，已经锯了一段，再锯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负了重伤，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爬上去了；文革时又说这树代表“封资修”，要砍掉，村里的老人们宁肯被批斗、被关押，还是把它保护下来了，现在你们看，它还在前面招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呢；这“倒抛竹”最神奇，据说是祖师公圆寂成佛时，手上带的竹棍倒着插到地里长成的，你们看那竹叶都是朝下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它可以预示我们中国的命运：只要竹子长得郁郁葱葱，中国就富强；长得“面黄肌瘦”老百姓就遭殃；“十年浩劫”的时候它几乎死了。可现在，你们看它又长得那么好了，意味着什么？大家慢慢琢磨吧。最令人痛心的是寺里的第三宝物——枷吊藤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在弘一法师撰写的碑文里还有，这才多久的事啊。
全国百货订货会在南京举办，我突发奇想，如果在会上给所有与会代表们洗发、烫发、染发，我们产品的优点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邀请了漳州一位理发师傅同他太太一起到南京参加订货会，这理发师是个大学生，原在一个中学校里当老师，由于在某一次“运动”中说“错”了一句话，差点被打成右派，干脆不当老师当理发匠了。他和他太太不但手艺好，而且善谈，在给代表们做头发时把我们产品的优点说得恰到好处。没想到这一“怪招”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回厂时组织工人们加班加点好几个月才完成任务。
全国有名的百货商店、百货批发公司一夜之间都知道有个新的牌子“黑牡丹”横空出世了。我们生产的头发用日化品开始出现在全国最大的几十间百货大楼的显要位置上。
厦门日报有位老记者赶来采访，用他那支热情洋溢的笔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黑牡丹一枝独秀”发表，之后又连续“跟踪”报导我们在各地的销售“盛况”，“黑牡丹”产品很快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名牌”了。
到了年底，我发请帖邀请全国十大百货商店来厦门参加我们的“新产品发布会”，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还是很少见的，结果十大商店竟然都派代表来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销售科长和我的三弟在往厦门运送样品和宣传品时遇上车祸，车上有个小孩当场死亡，其余的人员都是重伤。“发布会”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铺面商场朱经理带着十几个得力干将前来参加会议，很快就跟我成为莫逆之交，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商店展销促销。我发了几车产品后，又亲自押送一卡车的芦荟小苗到上海——这又是我的一个“怪招”：顾客买一套芦荟产品我们就赠送一株芦荟苗。朱经理请《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电台、电视台同时发布有关芦荟的科普文章和展销消息，展销会当天上海一百铺面热闹非凡，数千人排队购买，离“一百”不远的一个花鸟市场所有种花草的泥土也被抢购一空——都被买去种植芦荟了。
同时在“一百”展销的一种“永香真珠膏”也很畅销，这是广东梅县一个化妆品生产厂制造的，老板名叫姚美亮，这次也亲自到上海指导促销。我同姚交谈起来，姚显得信心满满，他说根据最近的销售情况，一年卖几亿元都没有问题。我对“真珠膏”在台湾的运作有所了解，就对姚说：“这真珠膏的美白效果是靠汞化合物对人体皮肤细胞的杀灭作用达成的，我觉得这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损害。”姚说：“中国到现在连‘化妆品法’都没有，怕什么？！”我劝他做其他化妆品，即便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特色”的产品也比害人好。姚不高兴了，说我“不像生意人”，我问什么才算是“生意人”，姚回答是“唯利是图才是生意人。”我说：“唯利是图如果害人是会折阳寿的。”
后来姚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果然大发其财。姚出了一次国，很快就成了马来西亚公民，回国后开始大做广告，纪念永香公司“成立三十周年”，过了两年，又开始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了。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皮肤科天天有数百人被诊断出“皮肤中毒”，中的就是由于使用真珠膏带进皮肤的汞毒。医院和医生们把这重大事故反映到卫生部，恰好碰上“西方国家联合抵制中国”、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资的时候，姚频繁到北京活动，又出资在自己的家乡创办大学，变成“爱国侨胞”，卫生部竟然拿他没辙。医生们只好在他们撰写的论文和医学书里创造了一个新病种，叫做“永香病”，专指使用含汞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病。
我搜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芦荟的资料，连同自己几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一本《神奇的植物——芦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芦荟专著，出版发行以后，成了畅销书。
国人历来有“我也来一个”的“习惯”，几年内书店里就冒出几十本介绍芦荟的书籍，有《芦荟治百病》、《芦荟百科知识》、《芦荟治疗与妙用》、《芦荟》、《天然芦荟健康法》、《家庭医生——芦荟》等等，琳琅满目，这些书的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神奇的植物——芦荟》，有的甚至全抄，只是多了几张照片或漫画，著者和出版社换了，后面一大堆《参考文献》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吉林有一个工程师为了“评”上“高工”，花了一个月抄《神奇的植物——芦荟》，错别字也一字不漏，连书名都不改，加了几张漫画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竟然也卖出几万本！据说此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抄了另一本别人的专著，顺顺当当地成了大学教授！但她还是太懒了，否则多抄几本就可以当院士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官员在国家科委、省市科委一大群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古镇参观芦荟基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联合国的官员们当场提出要我到第三世界国家传授芦荟生产利用技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林翔云

第三十九章 “黑牡丹”
康梅公社发动农民们大种蘑菇、香菇、草菇、白木耳等高等真菌，成了远近闻名的“食用菌之乡”，但农民们的经济效益并不太好，主要是单位产量不高，有几个种植户来古镇找我，希望我帮他们想办法提高产量。我建议他们生产“蛋白胨”，方法是我在几年前的一个实验成果，原料是理发店每天扫的垃圾——头发屑和屠宰场的垃圾——猪毛，用磷酸水解生产，因为原料几乎不花钱就可以得到，所以生产成本很低。
康梅化工厂采用我这个方法到各地收购人髪和猪毛，生产的蛋白胨用于各种食用菌“根外施肥”，效果极好，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而增加的成本只是一点点，因为这种蛋白胨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后来我又建议康梅化工厂用人髪和猪毛生产各种氨基酸，销售全国各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再后来又用这氨基酸生产“美拉德产物”作为饲料香精的添加剂，这都是后话。
中央电视台来到古镇，拍摄了一些有关芦荟的景物，准备在央视的几个节目里播放。摄制组住在古镇的一家招待所里。有一天，我们公司一个员工的祖母去世，这老人家高寿，而且德高望重，她的亲戚朋友遍布全镇。按这里的惯例，丧礼举办的非常热闹，送葬的队伍排了几公里长——前面是几百个单位的花圈，一个花圈要两个人抬着；接着是乐队，吹拉弹唱、东西方管弦乐、南音清唱应有尽有，包括歌仔戏《五子哭墓》及《梁祝》里英台哭山伯的一段戏——“十八拜”；然后是摩托车队、汽车队；后面才是十六人抬的棺材和紧跟着步行的送葬亲友。摄制组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世面”，请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帮忙，让他们爬上街边的骑楼，从各个角度、各个路段把这壮观、冗长、喧闹的场面拍了下来。
过了以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播放了“芦荟和它的知音”。在后面的节目里出现了一个专题报导——“不该有的浪费”，把古镇的一个老人的丧礼全过程展现给世人欣赏、评判，央视的解说词明显是批判这种行为的，说“人死了，亲人哭一哭，烧掉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折腾，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我刚刚看完这个视频，马上接到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来电，说“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央视来拍片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们？而且还让他们做了我们的反宣传？！”
我说：“中央级的媒体到我这里做报导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没有必要每一次都麻烦你们吧？至于他们顺便拍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风俗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妥，我哪知道他们的想法呢？这里的丧礼不是自古以来都这样办吗？不然为什么有那么一句俗语‘生要生在苏杭二州，死要死在福建泉州’呢？”
过了几天，省、市、县政府派来了一个“调查组”来到古镇，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不知做啥用途。但我很快就接到市文明办的通知，罚我们十万元，说是我们“给市政府抹黑”，要我们“以此为戒”。看到白纸黑字的罚款通知单，我真是哭笑不得。心想：也好，今后我如果写一本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题材。
《官场现形记》还没有写，我倒是想折腾一下电影或电视剧了——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第二天我带潘虹等人去雪峰寺游览，顺便物色几个拍摄外景。有一段小路不好走，需要手脚并用攀登上一块大石头，潘虹不小心被一种带刺的小草刺伤了手指，还流出血。我刚好带着几片芦荟叶子，就用芦荟给潘虹疗伤，让潘虹亲身体验一下芦荟的“妙用”。
潘虹问我“什么化妆品最好，对人有没有伤害？”
我说：“我个人一直反对使用化妆品，自己也出来不买化妆品。但是你是演员，不可能不化妆。我只能告诉你：你在化妆前、卸妆后最好在脸上和化妆的部位涂抹一点水果或蔬菜的液汁——苹果汁、柑橘汁、胡萝卜汁等等都行，如有可能，涂抹芦荟叶汁就更好。”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
盛开在闽南，
你用美丽的画笔，
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
绽放在心坎，
你用青春的旋律，
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演出是在古镇影剧院里举办的，全镇市民都想观看，由于座位有限，只能发邀请卷。邮电局里一个年轻人打电话向我要邀请卷，我说：“这事是×××在办，你找他吧。”
那位年轻人不高兴了，说了一句：“不给我票，走着瞧！”
果然演出后第二天，工厂的电话不响了——明显是这个年轻人在“报复”。求人、请人，忙了一星期电话才又“接通”了，工厂损失惨重。
我爸爸以前开照相馆时雇用的“小伙计”高庆杰从供销社退休，不想呆在家里，就来找我要个工作。我安排他在厂里当仓管员，成了我的“老伙计”。他一生诚恳谨慎，做事有条有理，跟古镇里所有的人都拈亲带故，俨然是工厂的“老管家”。以后再出现类似“电话不通”这种事都有他去找人协商解决了。
邮电、交通、信息的闭塞严重制约着工厂的发展，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农村集镇，要出一个全国性的“名牌产品”谈何容易！一个电话有时候打三天不一定会打得进来；加急信件也要七八天才能送到，而且常常被邮递员“不小心弄丢了”；货物托运到火车站有时候要十几天，然后又在火车站排队等发运；偶尔来一场暴雨把路、桥冲垮了这一带的工厂就得停止运转好长时间……
有一次我在省城，有急事要打电话给厂里，到了邮电局门口，看到要打长途电话的人群排了一公里长，我跟在队伍里排了两个多小时，好像没有走动的样子。叫人帮我“看着位子”，我到柜台前看到一个年轻人把唯一的话筒放在耳边，正在跟谁聊天。我听了十几分钟，都是：“你吃了吗？”、“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吃了？”全是废话。旁边排队的人们等的不耐烦，一再叫他“有话快点说！”他不理会，还是我行我素继续聊天。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再啰嗦三分钟就打断你的狗腿！”才把他轰走了。
城里开始有了“程控电话”，我很想在工厂里也安上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到市邮电局询问才知道：我必须自掏腰包出几十万元买电线杆、电线等等然后他们再安排人来架设、安装——我只能耐心再等几年让程控电话通到古镇才能享受到这种“现代化”装备了。

林翔云

蒋大为来市里开个人专题演唱会，有个记者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个“黑牡丹王子”，蒋很感兴趣，于是那个记者就带着蒋来到我的公司参观。我让公司员工们合唱《牡丹之歌》，以表示欢迎，蒋兴致勃勃地同大家合唱起来。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蒋大为只要在舞台上唱《牡丹之歌》，总要加一句开场白：“我有个朋友，他有个黑牡丹公司……”
省青年联合会突然通知我到北京参加由国家科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授奖大会”，而且让我连夜“补办”“市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和“省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到了北京，住在西郊一个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原定第二天开会，结果夜里下了鹅毛大雪，据说北京已经几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起床看到壮观的雪景，主办者说会议改为明天召开，今天用几辆大巴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玩。一到广场，所有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堆起雪人，打起雪仗，玩得不亦乐乎，忘了来京的目的了。
第三天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委主任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讲完话后，该“标兵代表”们讲话了，说好一人只讲半个小时，不知怎么的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上台讲了自己的经历和芦荟的神奇作用，台下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而我竟然忘乎所以讲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提醒我“注意掌握时间”。
会后国家科委一位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这一次各地‘推选’出七百多位‘青年星火带头人’，再由这七百多人推出一百人当‘标兵’，结果送到科委的一百人名单竟都是各地的团委书记，我们觉得不妥，后来保留了七十几个，总算有二十几个跟‘星火计划’的工作有些关系。我详细看过这二十几个人的业绩，只有你确确实实有创新意识，也有创新成绩，所以把你推上第一个。”
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市青年联合会常委，县青年联合会常委。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竟然连团员都不是，各地共青团的重大活动都请我上主席台，有时候甚至让我“主持”共青团的一些活动，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我说：“你受宠若惊，我可是如坐针毡。”
我又同他到厦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次在厦门的一家菜馆里吃饭，我们点了米饭和两碟菜，一荤一素，店员动员我们再要一个汤或者来个炖罐，我们说“不用了”，于是店员主动给我们送来两碗清汤，两杯可乐。店里面老板走出来用闽南话训斥店员说：“人家又没有要，你送他们干什么？”店员自言自语：“我是按规定送的。”
陈杰说：“这事要是在台湾就不会发生。”
吃完饭，结账以后我用闽南话对那店员说：“你的长相不错，以后你会成为老板，而你现在的老板将来会成为你的伙计。”
还有一次我们俩在一个小摊上吃早餐，陈杰刚说了一句闽南话，小摊老板就对他说：“你是台中人，小时候住在鹿港附近，你爷爷应该是从龙溪去的台湾。”陈杰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幸亏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否则早就被你们抓起来了！”
在北京，我们在一家小菜馆里吃了水饺，出门后看到这家菜馆的跑堂在隔壁菜馆里吃水饺。陈杰很好奇，就问那跑堂：“你为什么不吃自己店里的水饺却跑到这里来吃？”答曰：“我们店里的水饺不好吃又不卫生，这家店里的水饺又好吃又卫生。”陈杰听了差点把刚才吃的东西吐出来！
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
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一九五二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陈丽揶揄我说：“你不是说户籍制度是两千多年前秦国商鞅变法的产物，早就应该废除了；还经常嘲笑那些‘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农转非，以后再花半辈子的努力实现非转农’的亲戚朋友，现在尝到没有户口的苦头了吧？”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林翔云

第四十章 “适者生存”
古镇中学有一位代课老师叫张荣华，曾经是“北大才女”林昭公开的男朋友，一九五七年与林昭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被流放到东北的“黑土地”上，那是一个右派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有被管制的人员没日没夜地“修补地球”，天天都有死人，“困难时期”每天更有几个人饿死，几个好友商议逃跑，“否则就得饿死”，趁着一个天高月黑的日子，几百个人同时往各个方向逃离，大多数人被抓回，死得都很惨。
他侥幸跑到内蒙古一个沙漠边上，顺着沙漠边沿一面乞讨一面跑路，走了几个月，也不敢回家与家人见面。后来碰上一个走江湖的浪人教他几个赚钱糊口的方法：在农村小集市变魔术、表演口技，然后推销油印的“生活小技巧”，十几年间走遍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唯独不敢走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也从不跟家里人联系，更不敢去找林昭——其实他同林昭分手后就再也没有林昭的任何信息了。历尽千辛万苦活了下来，一九八零年“右派分子摘帽”后才回到古镇当了中学的代课老师。
我很快就跟他成为莫逆之交——应该算是忘年之交，他讲话还是非常谨慎，但在我面前却能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几次谈到在北大的生活，谈到林昭，他会禁不住掉眼泪，结束谈话——他终生未娶，长期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林昭就是他“永远的爱人”。
我劝他“想开一点”，他说：“我现在是苟且偷生，过一天算一天罢了。”在给右派分子“摘帽”的大会上，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笑容。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工厂跟着芦荟一起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芦荟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即使芝麻大的“小官”我也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时不时来找我的麻烦。
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就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紧俏物资、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
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
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
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
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他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
我不解，问：“为什么？”
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
“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
“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好几年都得说服股东们也就是我的亲兄弟不分红，祸根也从此种下。
省外贸公司拿着我们生产的芦荟产品参加广交会，接了几笔生意，于是派人来工厂考察，打算投入较大的一笔资金把芦荟产业“做大做强”。来人先到县里邀县外贸公司的一位科长来我的厂里偷看我们的设备和人员“素质”，一看那么简陋的设备，加上刚培训不久就上岗的工人、化验员和管理人员，大失所望，回去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外贸公司也就打消了在我这里投资做大的念头了。
几年以后，我们的芦荟产品畅销国内外，成了“香饽饽”，县外贸公司那位科长对我说：“我们失去了一次联合做大的好机会！”
我说：“你们来‘偷看’工厂然后改变主意的事后来有人告诉我了，你设想一下，当时我们用那么简陋的设备、那样的人员都可以做出那么好的产品，如果在那时候同你们联合起来做大的话，现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几强了。”
我在插队务农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已经听说并注意到有人用芦荟、小黄瓜和蜂蜜三种物质一起捣烂敷脸以治疗青春痘、酒糟鼻，就安排厂里几个年轻人做实验，证实这个方法确实不错、有效，就利用我们自己种植、采收的芦荟叶子和采购来的小黄瓜、蜂蜜试产了一小批“芦荟青春膏”。我送了一千支样品给上海的几所中学校，让学校的老师们发给一千个有长青春痘的中学生试用，反应极好。于是我们就组织原料正式批量生产这种新产品，先在上海试销，取得成功，然后慢慢推向全国各地。
吃了新产品研制开发而大获全胜的甜头以后，我一鼓作气又研制了芦荟洗面奶、芦荟发乳、芦荟发油、芦荟花露水、芦荟二合一香波、芦荟沐浴液、芦荟洗手液、芦荟护肤霜、芦荟发胶、芦荟摩斯等等，一个一个逐步推向市场，全部成为畅销产品、抢手货。工厂规模一再扩大，仍旧跟不上发展势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经常看到顾客们在化妆品柜台前排队、抢购我们生产的芦荟系列产品。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到哪里才能买到香精是厂里的“最高机密”——因为卫生香厂除了使用适当的香精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技术含量”了，所以每一瓶或每一桶香精外面贴的的商标都是在路上就被撕烂了。但辛辛苦苦买来的香精质量还是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工厂常常因此而遭到客户退货。秦霓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秦霓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而已。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凤梨、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香精厂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
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自学调香是极困难的，首先是没有“教材”，我找遍各地的书店和图书馆，只有几本科普小册子介绍了几个天然香料，进一步的资料无处可觅，连一本香料词典都没有；再者是无处拜师，全省一个调香师都没有，到香料厂找到几个高级工程师，都只知道一两种天然香料的种植、采收和提取精油的方法；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各种香料的搜集，调香工作至少手头上得有几百种天然和合成的香料，否则无从“下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十几个香料，因为少量香料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搜集到了也不能邮寄，只能亲自去拿。
没有办法，我只好想办法自己制取香料——幸亏在农村时学了一些中草药知识，我采集了数百种有香味的植物，又到中药店里买了几十种有强烈气味的中药，在家里用水煮蒸馏、酒精萃取等等办法得到了各种精油、酊剂、浸膏、净油，经过提纯精制、分离出几百种单体香料，再用它们配制各种各样的食用香精和日用香精。几年下来，总算基本掌握了一些调香的“诀窍”。试调配的几个香精竟然成功地用在我生产的芦荟产品里面，受到好评。

林翔云

第四十一章 政协委员
省政协突然“邀请”并通知我到省里参加“两会”，我到了省会，看到政协委员们分住在几个宾馆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界别”的，心想应该是“青年”界吧，因为自己是省青联常委，到“青招”门口看了半天，没有我的名字；又到“省科技宾馆”找，因为我也是“省科协常委”还有什么“省化工协会常委”，还是没有；想想也许是“工商联”界吧，到工商联委员住的宾馆，还是找不到。
我想，也许“通知书”发错了，回家吧。到车站买了票准备走的时候，碰上省“乡镇企业局”局长，打了个招呼。局长问：“你既然来了怎么又不参加会议了？”
我说：“好像没有我的名字。”
局长笑着说：“跟我走吧，农业界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在“农口”。
住在全省最高级的宾馆里，却一点也不轻松，看到宾馆外威武雄壮却对我们彬彬有礼的警卫战士，我觉得象是住在监狱里。
吃过晚饭，我同几个委员出门溜达，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一大群人围住，有的竟跪在地上，手拿“状纸”，对着我们大喊：“清官大老爷，请给我们伸冤吧。”路边突然闯出一群便衣把这群人轰走了。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溜达”的兴致全没了，折回宾馆看电视吧，也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参加政协会的开幕式，会上宣布一条纪律：为了委员们的安全，请大家尽量少出门，以免“惹事生非”……
第三天，政协委员们要列席参加人大会，听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会代表坐了二十几部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地从省会最繁华的地段通过，前后是呼啸着的警车和大官们乘坐的小车，我在车上看到四岔路口被交警拦下来站着“看热闹”的行人，问身旁的一个委员说：“你注意到路口那些行人的眼色吗？”
那委员说：“他们羡慕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也像我们一样风光风光。”
我说：“他们想起了封建时代官员们出巡时的鸣锣开道、肃静回避，我觉得他们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
“你想，他们各有各的急事，有的急着上班，有的急着回家，说不定有人急着抓药给家里的病人医病呢。”
“你真会联想，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
“假如不是我们要开会，他们就不会被骚扰。”
“我们开的可是全省最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我们不开会，他们可能会更高兴。”
“政协”里真的是人才济济，据说境外的记者们更喜欢“采访”政协委员，因为他们比较敢说“真话”，“消息”也更多更广。我们私下里交流着各地真正的“新闻”，还有官员们的“奇闻轶事”，更多的是各种各样政治笑话，这些都是以前在“下面”听不到的。
有一天用餐的时候，舒婷、我和丁仃（画家）同桌，边吃边聊天，丁仃突然盯着舒婷的脸说：“我出一个谜语，你来猜。”
舒婷说：“好，你出吧。谜面？”
“‘你嫁给我’。猜一种文学形式。”
舒婷笑了：“‘诗配画’嘛，这难不倒我。”
“两会”开了十几天，天天吃山珍海味，住高级宾馆，中间的“星期天”还放假休息。我觉得这是浪费钱财，也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就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来，许多委员都笑了：“吃好住好有什么不好？你以前吃住有这么好吗？现在‘两会’只开十几天，以前要开二十几天呢。”
我还是写了一个提案“关于‘缩短两会’开会时间之我见”交上去，第二年“两会”果然只开七天，中间的星期天也不“放假”了。
一位资深的“老委员”告诉我：“你写提案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如果你提的意见刚好是当官的正想要办的，你的提案就‘很有价值’，雷厉风行地办理；如果你提的意见同当官的相左，或者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你就是联合几百个委员一起提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说：“我们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岂不是为虎作伥？！”
“老委员”诡异地说：“那也未必。”
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政协委员姓戴，是省农委主任，这一年刚好六十岁，之所以当政协委员是因为他很快就要退休了——这是我听别的委员说的。戴主任家住省城，只有午休时同我作伴。这一天午饭后，我刚睡下，被一阵异常的响声惊醒，睁眼一看，旁边床上的戴主任脸红红的，很不正常，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挣扎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本，让我翻开扉页，上面有他家里的电话。我同时打了120和他家里的电话，一会儿他太太和医院救护车同时来到，我帮忙把他送到医院急救。
几天以后，戴主任痊愈回来，可能因为我对他的“善意”感动了他，就把我当做他的“知己”，什么话都敢对我讲了。我问起他那天为什么发病，他说：“我的身体很好，从来没有什么毛病，最近突然犯病了。你没有当官，不知道这当官的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公章可以让你在天上，对周围人指手划脚作威作福，交了公章你什么都不是，马上让你跌到万丈深渊底下，让人在你身上吐口水——前天还巴不得叫你爸爸的人转眼就把你踩在脚下，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你无法想象得到。”
有一天下午政协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准备“选举”几个新的常委。会议执行主席“周胖子”发给大家每人一张选票以后，在台上说：“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或不同意选举某个人当常委的就在这个人的下方格子里打叉叉，没有任何记号的就算同意”。这个方法据说已经在全国实行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说个“不”字，没想到这一次有人站起来说：“你们几个人坐在台上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谁动笔谁就同你们过不去，这还有谁敢动笔呢？”
刚刚从某市长升上来当政协副主席的周胖子第一次碰上这个难题，支支吾吾了半天，说：“选票都印好了，再改也来不及了……”台下的人们更不满意了，吵闹起来，会议开不下去了。周胖子甚至说了一句：“请大家包涵一下就这样选举吧，以后再改。”但还是说服不了众人。我觉得很有趣，没想到竟然有幸亲眼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西洋镜”。
过了一个多小时，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省政协正主席、省军分区司令员“四个班子”的头头同时来到并坐到主席台中间的位置上，把周胖子撵到一旁歇去。“选举”正式开始，谁也不敢开腔了——全体委员交了白卷，所有“候选常委”全部当选。
参加“两会”回家后，大哥、大嫂同几个弟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吵闹：“公司是大家一起办的，为什么你可以当政协委员，其他兄弟就不能当？你巴结当官的就是为了自己也当官吗？你为什么在学校里设奖学金，是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公司每年赚的钱为什么不全部分掉？……”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现在资金紧缺，要把生意做大只能大家再过一段苦日子；从今年开始以后奖学金从我的分红里扣取，你们不出可以；‘巴结当官的’？对那些贪官污吏我比你们都讨厌！至于政协委员，待我去找统战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们七个名额，大家都有份。”最后一句显然是气话。
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突然大门外停下一辆警车，跳下来几个警察，冲进大门高声叫着：“你们董事长是哪个？”工人们把手举向我。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拿起手铐就把我铐上了。我问：“我犯了什么罪？”
“你容留妇女卖淫！到派出所去讲清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一个朋友刚好进来冒冒失失地叫道：“云，今天有空去雪峰寺吗？”
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云。”
“你不是董事长吗？”
“怎么不是？！你问工人们。”
“那林雯是谁？”
一个工人替我回答：“林雯是他的大哥。”
“那好。你们叫他来，他说他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出差了，过几天回来。”
警察放过我，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走了。
几天后，我劝大哥自己去派出所问清情况，他去了，却马上被拘留不放。
我到处找人打探，方知是大哥曾经在一次出差的路上，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汪燕，汪装得可怜兮兮的骗了他一些钱财后，又骗他给她在古镇租了个住房。谁知这汪燕就在租房里卖淫赚钱，派出所扫黄时被抓进看守所，供出我大哥是她的“同伙”。
打探的人告诉我，这“容留妇女卖淫”之罪要是放在“严打”时可能会判死刑的，要我拿出一大笔钱给“有关人员”了结此事。我包了几个大大的红包派人各处打点，总算没有“大事”了，但大哥还是被关押“劳动改造十五天”才放回家。
大哥回家后不敢对大嫂说真话，就说是我故意勾结派出所所长陷害他，目的是“想独吞兄弟们的股份”，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几天以后，我在办公室里收到汪燕写给“董事长亲收”的信，拆开一看，内容是：她在看守所里受尽折磨，被打骂凌辱，几乎死掉，“不得已”供出了救命恩人“董事长”。现在虽然出来了，还是走投无路，希望“董事长”继续帮她“度过难关”云云。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里。

林翔云

第四十二章 红颜知己
我又去上海展销自己的产品，先约好“三报两台”（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电台、电视台）的几位总编、记者到南京西路的一家“YELLOW”咖啡馆“碰面”，确定好次日几个媒体同时做芦荟产品的报导，用的是一样的口吻：“你知道芦荟吗？”晚报开始连载我写的有关芦荟的一系列科普文章。
“正事”谈完以后，几位好友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聊到党的“富民政策”时，我谈了自己对“富裕”的解释是：金钱再多也不能叫做“富裕”，真正的富人是“三大富翁”——金钱、知识、精神三方面都富足：金钱够用，尤其是自己想做的实验、想干的事“不缺钱”；掌握知识越多越好，但要一专多能；健康长寿，亲朋友爱、兄弟和睦，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谈到“健康长寿”，晚报的记者薛才说了一件刚刚看到的、有点“不可思议”的新闻：说是俄罗斯有个“长寿村”，村里人大多活到一百多岁，许多记者前去采访，发现当地人一日三顿最喜欢吃的是用文火炖了几个小时的猪肉。
众人都说这不可能，因为猪肉含较多的胆固醇，饱和脂肪酸也比较多，吃多了容易得心血管病，不可能长寿。我说：“我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胆固醇是一组化合物，对人体来说，它应该可以分成‘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两类，人体如果缺少‘好的胆固醇’就容易得癌；‘坏的胆固醇’是造成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但经过长时间蒸煮的话，有可能变成‘好的胆固醇’，这样，人不容易得癌，也不容易得心血管病，当然长寿了——我这仅仅是猜想，没有经过实验”。
碰巧的是几天以后，上海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据说当年是蒋介石“钦点”他去英国留学的——自称是我的“芦荟粉丝”，因为要在台湾出版一套养生丛书，想把我的《神奇的植物——芦荟》也“放进从书里去”，请我“如有出差到上海时”同他见见面。我同薛才到他家里看到丛书里有一本他写的《胆固醇的功与过》，翻了一遍，又请教了老先生，证实了我的猜想。薛才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薛才有机会到全国各地采访各种名人，看透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官场的“厚黑学”更是深恶痛绝，久而久之竟产生“厌世”情绪，干脆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居士，经常同我谈论佛教经典，我从这些经典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人生哲理。
“人民公社”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就注定是短命的，虽然官方要人们跪倒在它和总路线、大跃进连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下面天天喊“万岁万万岁”，古镇人却用各种形式咒骂这个“新生事物”，比如一九五八年出的一种火柴商标是“人民公社”，盒子很大，一盒可以装五百支火柴，古镇的地方话“盒”叫“落”（衰了、糟了的意思），这里人就把这种火柴叫做“人民公社大落”。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短命皇帝一样，“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都没有“万寿无疆”，只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就在人们的咒骂声中呜呼哀哉。
古镇去掉“人民公社”的帽子，恢复镇制，新来的镇长看到我的化工厂生意好，就宣布要把古镇建设成“日用化工镇”，如同附近的“鞋帽镇”、“服装镇”一样，号召“全镇人民”都来办化工，派张继带着几十个干部到江苏、浙江“参观、学习”。回来后，张继对全厂的管理人员说：“我以为化工技术有多难呢，这一趟出去看看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杭州一个化工研究所找到一个老乡，他让我抄了几百个配方。我现在办几百个化工厂都行。”
果然，古镇在几天之内办起了几十家“化工厂”，投资一个比一个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的“小厂”，全都来我的工厂“挖”“技术员”，连烧锅炉的、扫地板的也要。市里正式提出要把古镇建设成全省最大的“化工镇”。
可惜，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个月后，这些工厂一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倒闭。张继厚着脸皮对我说：“我是应命而去办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计前嫌，仍旧请他当“厂长”。
“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在省会“隆重”召开了，“选”我当副会长，会长让我发言“给大家鼓鼓劲”，我说了一件事：“三十几年前，美国企业家联谊会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报导，后来，这个记者跟踪采访这些企业家，十年后发现只剩下两三个还在“惨淡经营”，其余的或病死，或跳楼，或中风，或失踪，或进监狱，这个记者大发感慨，说“企业家”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人干的”。
会长抢过麦克风，说“不要谈这种晦气话了，我们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依不饶：“正因为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风险更大，压力也更大。我只是希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好汉！”
省驻京办主任陈进舜告诉我一个“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准备腾出一些地方对外营业。我赶到北京，联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百货大楼等大型百货商店的经理，邀请他们和一些媒体的记者到人民大会堂北角一个餐厅“座谈”，推广我的芦荟产品，经理们大多还不曾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将信将疑地来了，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表示愿意尽力把芦荟产品推广进入首都的每一个家庭中去，第一次“产品推广会”借着“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对外开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颜芳曾经采访过几十个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写了几百篇“深度报导”，这一次也赶来“采访”我，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想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竟然被我的经历“感动得几乎忘了自己的职责”，回报社后用全部感情倾入到她写的报告文学《芦荟的知音》里面，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芦荟热”。
颜芳与我同龄，看过的国内“大事件”（各次运动）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俩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到大顺顺当当，不知人间疾苦，虽然也上山下乡到江西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县里当广播员，仍旧天真率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结婚以后，丈夫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发展至吵架、离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种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子”。我的经历对她触动非常大，她开始从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里“打工”几个月试图求证“一个人在长期的逆境中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但我却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全国多的是”，同那些“干大事业”的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颜同我议论过“婚姻和爱情”的话题，她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宁可不要”（她用实践证明了这句话）。我却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婚姻是一个合同，一种义务，代表一种诚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爱可以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甚至可以有‘博爱’，全人类的爱。”
我觉得男女之间可以有“红颜知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红颜知己”，但不必有多个“情侣”。颜芳不喜欢我说的“博爱”，她说：“爱情是自私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
争论归争论，我们两个人还是互相把对方看做“知音”。双方不管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顺，都愿意向对方“发泄”一番，即使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林翔云

第四十三章 兴建厂房
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打算建厂房。镇“企业办”批准原砖瓦厂拆掉建“日化厂”，我向有关部门交了一百多万各种“税”、“费”、“捐款”（总算弄明白什么叫做“苛捐杂税”了）后，觉得已经万事俱备，就让大哥负责基建、筹划建厂房。消息传出后，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工厂四周全部种上了各种树苗，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了，工人们站在门口观望，许多当地的农民在附近“溜达”。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答曰：这片土地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候公社“强征”的，没有给大队（现在是“村里”）一分钱，现在“村里”要把它“收回去”。明摆着是要敲一大笔竹杠。
我找镇里、县里、市里各“有关部门”，都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都解决不了”，我想退回已经“上缴”的款项，回答是“已经用掉了”，没办法退回。
白白地损失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让大哥在其他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同“承包”土地的农民、当地的干部们、各级“有关部门”都订下合同，盖章、签字，古时的“字契”、“中人”加上现今的“合同”、“公证”、“律师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给干部们的各种“好处费”、红包、回扣远远超过付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底是谁在“卖地”，这土地究竟是谁的？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自己设计建设草图，按制药厂的卫生要求（GMP）设计化妆品生产车间，把厂区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种香料植物绿化，中间有一个假山，还有一个喷水池，既美观大方又有防火功能，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在是太超前了！
厂房建好了，省“文明办”组织全省各地的企业都来参观学习，这个日用化工厂成为当时全省最“现代化”、最壮观也最“文明”的企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在天津国民饭店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下面再派生“芦荟委员会”等四个分会，选举我当天然添加剂委员会主任兼任芦荟委员会主任。秘书长说协会在延安有个投资项目长期以来没有经济效益，派我去看看，也许能有什么建议或帮助。
我到了延安，分管企业的一位副市长带我到日化厂，跟厂里的几位头头和科研人员座谈后，我提出了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意见，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副市长热情地邀请我在延安“玩几天”，我答应了。于是一行人去“杜甫川”、“牡丹谷”、“花木兰故居”等地游了一回，又去爬万佛山。一路上副市长给我们当“导游”，讲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又说：“这万佛山的菩萨很灵，去拜拜的人要么升官，要么发财。”我们都去拜了，下山的时候副市长又建议在山腰的一个亭子里“摸骨相命”，说是有“高士”相命挺准的，连中央来的首长大都会来相命的。我们到亭子里一看，是个瞎老头，一个一个摸过去，说的还“真准”。
最后只剩下我了，我从来不相命的，但拗不过副市长的坚持，就给瞎子摸了额头、鼻子、手掌，瞎子说：“你们这一群人里就你当的官最大。”我一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几个都是当官的，就我一个不是。也许瞎子觉出我们的动静，就说：“这官有正官、偏官、野官三种，也就是朝廷任命的官、有名誉而无权力的官、自封的官，你属于偏官，而且刚刚当上。”
副市长掐指一算，我新当上的那个“主任”为“正处级”，比他这个县级市的市长多了半级，他是副处级干部——果然算得很准！其实不用掐算，我那“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据说也是“处长级”。
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山在台湾发了财，回到老家“荣宗耀祖”一番，想在厦门买几十套房子给乐西村里所有姓林的亲属，年轻人都想到厦门定居，而老人们却不喜欢，要林山把这笔钱用来“洗祖屋的屋脊”，这是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体面的事，花钱比建个祖屋还要多几倍。林山听了老人们的话，在乐西大办宴席、祭祖、修族谱等活动，从台湾带回来的钱用得精光还倒过来向我借了五十万元才回去。
修族谱的文字工作落到我和堂哥林怡头上，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家族的辈分用字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用尽，如不及时修谱，下一代的辈分用字就没有了。据说我伯父还没有去台湾的时候，族人就张罗着要修族谱，没有修成，一直到现在，再不修就来不及了。
我们搜集到台湾出版的《林氏大族谱》和各地零零碎碎的林家族谱，终于弄清楚我们这一族的来龙去脉，顺利地把族谱编写完毕，并撰写了两首五言诗作为辈分用字交给族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选择，被确认了一组文字，印发给族人每人一本。
在收集各地族谱的过程中，听到了林姓家族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特别是发生在附近两个村子——鹏城与内厝的大事——为韩国一百二十几万林姓族人寻根的佛心大法师经过多年千辛万苦、辗转到鹏城找到了根、并看到了他们祖先唐代渡海出国的地点，后来又在内厝看到了极其宝贵的比干公古画像和“少师殷比干忠烈公正印”——自古以来全世界林氏族人不拜雕像而是拜这张画像和印章，据说从唐代以来，这张画像和印章就轮流在全国各地供奉，一年换一个村子，画像上有各个朝代、历史上所有皇帝的题名，真正的无价之宝而且关系重大。一九四九年，这画像供奉在内厝村，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再离开过这个村子。历次运动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都有“积极分子”要把这画像和印章作为“封资修”烧毁掉，内厝先后有几个村民用生命和鲜血把它保护下来。后来，中韩林氏族人决定在内厝村建立永久性的比干纪念馆，把这画像供奉在纪念馆里，不再到各地颠沛流离了。这些故事成为激励着我在事业上不断进取的力量。

林翔云

第四十四章 中外合资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戴金水的钱财也不少，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一年能挣多少钱，镇上的人们只听说他在广东汕头一代走私石油、汽车“很赚钱”。有一次他同我聊起走私的一些内情，我才略知一二。据他说，在广东同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们都是世世代代“做这种生意”的，有的人从爷爷、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做了，所以他们很有经验，也很少出差错。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但这也都早已计算在他们“走私成本”中了。
他们总结了几十年来走私的“风险”，竟然计算出大约每走私十二次就被抓一次，而每一次被抓“亏损”多少，包括钱财的直接“损失”、几个人被抓进监狱后他们得照样发给工资、给入狱者家人生活费等等，摊销到每一次走私的“成本”中去，这样，他们即使被抓也不觉得“亏本”。
他举了一个例子讲给我听：他们前一次“不小心”被抓了，“损失”五百多万元，但他们每一次走私平均下来净赚一百二十万元，十二次就是一千四百多万元，扣去五百多万元，他们“实实在在地”赚了九百多万元。
原来“做生意”也有这样子的！
度新村有个王剑易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全镇人都在互相传告着他的“英雄事迹”——他长期在外，据说有一次回到村子里，听到村里人说要集资修一条村道，他说：“不必集资，这修路钱我出。”人们以为他在说梦话，没想到他真的到银行转来几十万元给村委会。于是大家纷纷到处打听他的“发财史”，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个版本是：他追上了一个女朋友，这女的爸爸竟然在“朝廷里”当大官，掌管着全国的矿产业，“权力很大”，但极力反对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但女儿铁定了心不回头，活脱脱就是古戏里面演的“郑元和与李亚仙”、“王宝钏与薛平贵”现代版，女方的兄弟姐妹也都看不起王剑易，不跟他来往。有一年他的老丈人得了癌症住院，所有的子女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看都不去看他，只有王剑易跟她老婆死心塌地连续几个月陪在医院细心服侍。结果他老丈人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很随意地”批给王剑易一个煤矿，由此大发了。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是一个谜。
原来在程东公社当社长的林明闵逃到香港后，不知做什么生意也发了大财，有人说他在香港的富翁堆里可以“排在前几位”，看来也不可小觑。不久前回到古镇“荣宗耀祖”，全市的大小官员都来捧场，古镇又出了个伟大的“爱国华侨”。
实际上，古镇最有钱的是任书则——他在镇上办了第一个针织厂赚到“第一桶金”后，李真元每年不断地给他增加投资，现在已经在省内外办了几十个针织厂，一个比一个大，总投资达到几十个亿，任书则也从市政协委员到省政协委员“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
但任每一次跟我们见面都说：“其实同你们比起来，我是最差的人——我靠的是我伯父大笔的投资，而你们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也办起这么多的工厂，生意做得比我还好。尤其是云，完全靠自己的智力，没有任何背景，还能从事真正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我真的很佩服。”
有一次任跟我坐一个车去泉州，路上指着一个小山包对我说：“这块地我已经买下了，所有手续也都办好了，明天我就叫工程队来把这个山头推平。”
我说：“山坡上那么多的坟墓怎么办？”
任说：“推掉再说吧，该赔就赔。”
后来我听任的一个亲戚说：“那个山头上有一个坟墓，埋葬的就是告发并枪毙任书则爸爸的那个民兵。”原来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往返香港。记得第一次从深圳进入香港时，我站在罗湖桥上，呆呆的看着对面的山头和后面的高楼大厦，思绪万千，想起小时候一次次的梦境，想起了柏林墙，想起了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被打死在这附近，想起我的亲戚朋友们不同的命运——真象是古人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起父辈们的忍辱负重，耳朵又响起爸爸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健在，我们不知还要看到多少风景！这个社会的万花筒！
我每一次到香港都要去侨办中学香港校友会同校友们见见面，聊聊天。大家分享了一些校友现在的情况。大多数校友都自己开办贸易公司或到深圳、东莞等地办工厂，但也有一些校友还在打工——他们觉得给别人打工虽然赚的钱少一些，但轻松、自由，活得更愉快。
陈孝英嫁了个香港富豪，同老公到深圳办了个灯具厂，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把已经退休的父母双双接到深圳安享晚年，古镇的人们纷纷称赞陈孝英是个“大孝女”。我每一次见到陈孝英时脑子里都会闪过文革初期“女学生批斗并毒打亲生父母”的情景，心想要是再来一次文革的话，这陈孝英不知又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
听说黄丹萍几年前也来到香港定居，我就向校友们打听她的近况。有位校友说：“丹萍来香港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问：“丹萍得的是什么病？”
“肯定是精神方面的病——她多次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精神受了很大的伤害。听说后来进了哪一家疯人院了。”
我打听丹萍在哪一家疯人院，打算去看望她。校友说：“等我打听清楚了，下一次你来香港的时候我带你去。
在铜锣湾林山的贸易公司里，我同林山谈论合资公司的前景，都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芦荟化妆品前途无限风光，一片光明。林山感谢我对他儿子的信任，也相信林行有理论基础，现在又有了一定的实践机会，加上我“世界领先”的技术、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很快就能成为中国大陆化妆品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