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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林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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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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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13 09:07:37 | 显示全部楼层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芦荟产品在许多地方成为抢手货以后,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假冒的芦荟产品,有的在原来生产的日用化学品商标上直接加了两个字“芦荟”就作为“芦荟化妆品”销售了,消费者不明就里,买回去使用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特色,对真正的芦荟产品失去信心。
我到华侨大学化学系,同几位教授探讨芦荟产品的检测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提出了一个简易可行的“荧光光度法测定芦荟素”标准方法。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制定了几十个芦荟产品的检测方法标准。这些标准直到现在还是国内外所有芦荟产品开发、生产、评价、买卖的依据。
但假冒伪劣的芦荟产品还是层出不穷,到处浑水摸鱼制造混乱。有时候我们到工商局去“检举”要求“打假”,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拿着部颁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给他们看,他们要么说是“没有接到通知”、要么说“这标准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候到市场上买到假冒的芦荟产品给他们,又推脱说“没有地方可以检测。”往往花费巨大却又达不到“打击”的目的。
当然也有几次工商局在我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查封了几个制造假冒产品的厂家、窝点,但不久以后,这些产品又死灰复燃,待到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次去当地调查、“打击”的时候,才领会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威力!“打击假冒伪劣”的行动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除了技术开发和质量监督外,我在公司里还负责一件事——媒体宣传和广告设计创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设计的每一个广告、每一笔宣传投入的金钱得到的促销效果别人用十倍以上的金钱都做不到。比如芦荟产品一开始投入市场时,我们在电视上的广告语只有一句话:“你知道芦荟吗?”在南方各地,许多老人听了广告词后,会主动向年轻人讲解以前芦荟在民间的使用和各种传说、风俗习惯。几次广告就可以让芦荟在一个地区家喻户晓。
芦荟青春膏在上海试销的时候,我们在几家报纸上登的广告语:“要青春,不要痘!”、“芦荟能战痘”,这些广告语至今都还有人继续在用。
我在一份销售量巨大、几乎人人要看而广告费又极低的报纸上固定租下一个“报眼”,每周几十个字的广告词,我设计的广告词都很有“嚼劲”、耐看,引人注目、深思,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后来,我又发明了“谜语广告”、“智力游戏广告”、“有奖证联广告”等等,使得这些广告成为市民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奖证联广告”最成功的一次是“黑头发黑眼睛都爱黑牡丹”征上联,全国各地寄来了几百个上联应对,有的很有创意,但都不太令人满意。我还是从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励应对者的积极性。
在我们成功地把芦荟洗发水和芦荟护发素合二而一变成一瓶产品的时候,为了这个新产品的推出,我在一份报纸上买下一个整版,登出一个悬念广告
1+1=1!
过了几天,我又在这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登了一个招贴画,画的是一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等于一瓶二合一洗发香波。
这个广告当年荣获全国广告创意一等奖。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他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档,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百分之五十二”,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百分之五点二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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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15 09:35: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十五章 内乱
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涨价”,“通货膨胀”四个字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我按正常的贸易规则进行着,虽然生意总量翻了两番,到年底财务一结账,净资产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年初库存的原材料不生产发货,存到年底比现在还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做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虽然学过MBA企业管理,却“吃不透”通货膨胀对生产企业的危害。我说:“我们虽然在账面上是亏损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户增加了,工人工资照发并且随着通胀提高了,对我们以后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颜芳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同我谈论佛学经典,我虽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管理上,对佛学的理解却比颜芳还深刻,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令颜芳自叹弗如。后来颜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开春,全国闹学潮,后来演变成“动乱”,芦荟产品在各地还是供不应求,但几个地方闹罢工,公司发出的货全“堵”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亲的一通电话回了台湾,一去不返。我联系了几次,林行推脱生病,最后干脆回答说:“我爸爸觉得大陆太危险,不让我回去了。公司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赚了亏了都不要紧。”
我没有办法,让张继当临时总经理,到各个办事处去“救火”、督促销售业务。忙了几个月,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张继提出让各办事处“承包”,即每一个办事处核定一个定额,每年的销售业绩如果超过定额就奖励,达不到定额扣年薪。我勉强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心里一直想着当年和珅劝乾隆把各地官员们每年的“薪”、“俸”、“禄”、“励”改为“薪”、“俸”、“禄”、“包”的典故,担心这里面有“油腻”。
一天夜里,陈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听到一些风声,据说河北、山东等地都已经再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了,重新评定“家庭成分”,这几年发财的人都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有人说定资本家的“标准”是“有没有雇工剥削行为”。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会被定为“资本家”,劝我赶快出国避祸。
连续几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类似的事,我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但还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个“运动”看到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重现在眼前。夜里重温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得心惊肉跳。刚好公司有一笔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国外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办好护照、买好机票出国。
路经香港时,有个校友来机场,带来了黄丹萍的信息——这位校友用一张纸条记录下了他前不久同丹萍的爸爸黄老师一起去疯人院看望丹萍的事:“到了医院,询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知道丹萍已经被‘安置’在医院一个角落的一间破旧房子里同另一位病人住在一起,我们去到这房间看到丹萍,她呆呆地看着我们,目光呆滞,认不出自己的爸爸。我一再给她说:‘这是你爸爸’,她一点表示都没有。黄老师只能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她。房间外面有一条土路,有人推着一车货物上坡上不去,丹萍竟然会去帮忙推车。推到坡上时,推车的人给丹萍一个馒头作为奖赏。丹萍拿着馒头回到房间后,我们又呆坐了一会,没有任何效果,只好能垂头丧气离开。一路上黄老师非常伤心,对我说:‘是我害了她!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个关系可以申请来港,我听信媒婆的胡言乱语,认为她的这桩婚事能够改变全家人的命运,没想到……’过了几天,突然听说丹萍死了,死于车祸,就是丹萍经常帮人推车的那条坡下,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当场就死了。”
我盯着校友的这张纸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直到两眼模糊。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那“同桌的你”就这样走了吗?“红颜薄命”真的应到你身上了?
连续几天我都处在恍惚之中,对着丹萍的照片,想到人生,想到周遭的世界,一个人的身体就这么脆弱吗?想到鲁迅写的《祝福》里“祥林嫂”的一句问话:“人死了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的话,活的人应该怎么面对?
在新加坡做的生意不太顺利,主要是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变幻不定的政策有顾虑,我在一些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下,打电话让张继汇五万美元到新加坡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准备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做欧美一带的生意。
有一位叫“李汉兴”的新加坡人同我成了好朋友,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说到中国的“文革”期间他看报纸,觉得“革命”、“造反”很有趣,跟几个同学经常学唱“革命歌曲”,跟父母吵闹要“回”中国“参加革命”、“造反”、“解放全人类”,结果被他爸爸臭骂一顿:“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造反才跑来南洋的,你现在又想回去造反了?”
前不久他到中国想要买“革命歌曲”录音带,在吉林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他在客厅放录音带给我听,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只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唱道: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不见了,
反动派,
没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
全国人民爱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
性的高潮!
“大团结”是其时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十元,图案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团结”就是“钱”的代名词。
李汉兴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现在那么好,你怎么还跑来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发展机会呢?”又说:“我跟旅行社的人熟悉,你要是想经常出国的话,我可以通过旅行社帮你弄一本假护照。”
我问:“哪一国的假护照?怎么办理?”
“菲律宾的比较好办,你给我一张照片,把菲律宾人的照片换成你的就是了——当然,你的名字也变成菲律宾的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用死人的护照更好,但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做,觉得不吉利。”
“我倒是喜欢这样的护照——死过了,阎罗王就不会想念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有趣。”
过了几天,李汉兴真的给了我一本“谁都找不出任何破绽”的菲律宾护照。
李汉兴带我去阿拉伯街游逛,看到有香料店在卖沉香,我走进店里同老板聊了起来,老板说他们卖的的沉香都来自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并拿出一份不久前出版的《南洋商报》给我看,只见报纸上的大标题是《找到一株沉香木欲穷几难》,说明这沉香来之不易,现在资源告罄,价格上涨。老板告诉我,这沉香都是中东人买去,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几块价值连城的沉香,开会的时候,酋长身边放着熏香炉,酋长时不时弄一点沉香木屑投入炉中,凛冽的沉香香气散发出来,比酋长的讲话还要“沁人心扉”。
我挑选了几十块天然造型奇特、长得似龙似凤的沉香木,老板说我是第一个购买沉香木的中国游客,愿意用最优惠的价格卖给我,最后我只花了两万元成交,把买到的沉香木托运到厦门。
张继汇了款以后,对我的兄弟们说:“你们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分红?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老二的长期计划,他已经把钱转到国外自己花去了。”大哥和几个弟弟听了,一次次打电话催我回国。我不知何事这么急,急匆匆地买了飞机票赶回古镇。
兄弟们一见面就吵:“你为什么汇款到国外?在国外钱是怎么花的?公司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分红?”我一个人的口对付不了七嘴八舌,越解释越糟糕。大哥带头吵着要“拆分公司”,一个人“办”一个。我说:“怎么分?要分也得等被别人欠的款全部收回才行。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办七个公司,一个人一个,好不好?”众人还是吵闹不休,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暂时不了了之。
我去了一趟香港,请好友陈青来当总经理,年薪十二万元港币。这陈青同我的兄弟们都熟悉,而且确实比较会做生意,又口头答应众“股东”实行“每年分红”。当了总经理后,雷厉风行,日夜操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公司的销售业绩又上升了。兄弟们暂时无话。
张继责问我:“我们的工人平均工资每个月一百元,管理人员也就两百元左右,陈青凭什么拿我们五十倍的工资?”
我回答:“香港人生活费用比大陆高得多,平均工资也高,他一个月领一万元港币在香港也只是一般水平,并不算高。”
“我们五十个人做的事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人做的?叫他来比比看!要文的还是要武的?!”
“管理者的水平不可以跟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看他的业绩,如果他今年为我们公司多赚几十万利润,我们聘请他还是合算的。”
从新加坡买来的沉香木摆在我调香室的办公桌上,成了所有来到我调香室的亲戚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事物和话题。上海香料所来了几位国内最有名的调香师,包括“三个半鼻子”之一的汪清华高级工程师,想不到他们竟然都是第一次看到沉香,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调香室里闻到这种香料熏燃时散发的香味,令他们兴奋不已。
我们在调香室里大谈沉香的历史典故,越谈越来劲,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有必要深入研究沉香的化学成分,测试它熏燃时散发的香味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效应,是不是真的像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们说的那样神奇奥妙?
我布置给公司新招聘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张琪芳一个任务:初步测试一下沉香木所含主要的化学成分,确定哪几种成分对沉香木熏燃时散发的香味贡献最大?这几种成分能不能合成出来?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的任务后,我就出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了。
待我从北京回到公司时,见不到办公桌上的沉香木了。我问张琪芳,张带我到她的实验室里,指着一个大水缸说:“都在这里”。我一看,所有沉香木都已经浸泡在酒精里。我捞起一块,黏糊糊的,不成样了。张说:“你走后,我就把沉香木都搬过来投在这水缸里,用酒精浸泡,开始做实验了。”
我说:“你拿几块做不就行了,干嘛全部破坏掉?”
后来张根据实验结果写了几篇论文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这是有关沉香科学研究最早的成果。我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沉香的资料,撰写了几十篇科普文章发表,并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演讲,在这些文章和我的演讲中,我认定沉香是我国古代香文化最重要的物品,研究沉香就等于研究中国的香文化历史。没想到在几年内国内竟形成一股狂热的“沉香热”,天然沉香木被商家炒到天价,像手指头大的一小块沉香木就可以买到几万块钱!我的朋友们开始调侃我:你那几十块沉香木要是不搞“科学研究”的话,存放到现在就值几千万了!
我说:“想发财的话并不难!沉香已经被炒到天价,不久就走下坡了。现在有人开始炒作‘崖柏’,但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珍品’,你们如果想收藏的话,请我当顾问,我用鼻子就可以断定——等到以后人们知道带什么香味的崖柏才‘值钱’时,你们就发大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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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17 09:40: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十六章 后院起火
公司有个业务员曾飞,文化程度较低,却“很有交际能力”,靠烟茶酒打天下,销售业绩不错,多次叫我在沐浴液产品的商标上加“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文字,说这样做能让业务“翻一番以上”。我说:“这是骗人的,而且违反商标法,不能做。”
曾飞见说服不了我,就骗走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投靠到另一家化妆品公司去了。陈青立即请来律师写好状纸向法院告状,法院看到是“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又是香港派来的,立即受理,而且很快就审理、判决,限曾飞一个月内把骗走的赃款退还。
陈青又打听到曾飞现在投靠的公司总经理也是香港人,马上打电话过去:“老兄,我们香港的法律你是了解的——在香港如果有人离开一家公司,三年内是不能从事原公司业务的。”曾飞很快就被那家公司开除了。
我向法院“执行庭”交了五万元申请已经生效了的判决,又派人跟着法院的车到曾飞的家里“执行”,刚好曾飞在家,不得已当场通过银行转了十五万元给法院,并保证其余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我到法院催促执行,并要回那十五万。法院说等“全部执行完毕”一起汇款。几个月过去了,不管我再怎样催,法院都说“找不到曾飞,无法执行”,十五万元也不给。
后来我打听到法院里的人都喜欢赌博,这几年全县所有经济案件“执行”得到的钱都被他们赌掉或者买“六合彩”花掉了。我白白花了几十万告状费、律师费、执行费,还是没能要回被贪污骗走的一百多万元。
曾飞把其余的欠款转到附近一个村里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沐浴液,果然在商标里写上“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被人告发,罚款,在外地的看守所里又倍受耻笑、辱骂,出来后疯了,晚上到处跑,竟掉进自家门外的池塘里溺死了。
陈柏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了致公党,而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这一天来到我家,跟我讲了许多致公党的“内部消息”,希望我加入致公党,还许愿我“很快就会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并特地加了一句:“你出国的时候,尤其是到菲律宾办事,这个身份会带给你想象不到的种种方便。”
我淡淡地听完他满腔热情的介绍以后,只回复他四个字:“君子不党。”
大哥发现七弟偷了厂里一些贵重的原材料到外地卖,就把他叫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限令一个月内把“赃款”交出来。七弟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出差回来,收到七弟的信件,拆开一看,连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信里歪歪斜斜的“蝌蚪”字:“限你半个月内汇一百万元到武汉汉正街××号,否则绑架你的儿子,放火烧你的房屋……”云云。我不理他,把信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以后,四弟来找我,要我“马上”给他五十万元,说是前几天赌博欠人家的,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话,对方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我说:“我给你五十万,你也不用来上班了。专职赌博去吧。”
四弟刚打发走,三弟又来了,吵着要钱,说自己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要多少?三弟说要一百万:“钱到手就永远不找公司的麻烦”,我筹了一百万元给他。
五弟告诉我,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肯定张继“坐地分赃”——去年年底计划今年初派往各地办事处的名单时向销售人员要回扣。我让陈青暗地里核查此事。
正当陈青把核查结果告诉我的时候,张继打来电话恶狠狠地说:“我走了。你的公司一定会在一年内倒闭,我们走着瞧!”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一年内倒闭?我不大相信,还是同陈青继续研究公司如何创新、如何扩大业绩的事。
实践证明,我小看了一个小镇干部的能量——几天以后,陈青向我递交辞呈,说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扩大,要他回去帮忙。我追问他到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陈青最后说了实话:张继一再打电话威胁自己,又把恐吓电话打到香港他的家里。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呆在大陆担惊受怕。我苦苦相劝,还是留不住陈青,只好让他走了。
张继又唆使公司里一个曾经因为“账目不清”被陈青训斥过的仓管员复印一张“出仓单”寄给市税务局稽查队,说是这张单据可以证明公司偷漏税。张继自己又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打了几次电话“揭发”我“长期偷税漏税”。市税务局接到举报后,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冲进我的公司,把所有帐本封存打包装上车,通知公司“马上”停止生产,所有财务人员必须天天到市税务局“报到”接受问讯,直到“结案”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税务稽查队,队长吴能板着脸教训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如何偷税漏税吧,否则等到我们查出来你的罪更重……其实你只要‘会做人’,事情也不会太严重。”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说:“我没有偷漏税,你们尽管查。”
看着桌上的热水瓶外用油漆写着“市稽”两字,我故意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吴能答:“连这个也不懂,市稽查队的简称嘛。”
我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市滑稽剧团的简称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吴能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调侃,气得呲牙咧嘴,一时又找不到“驳斥”的词语。
我又找到市税务局长曾杰,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偷漏税,也不想偷漏税。曾杰咆哮起来:“我说谁偷税谁就偷税!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不偷漏税的!”
稽查队查了两个月,却查不出“大笔”偷漏税的证据,只查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账目有“漏税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妆品礼物没有“入账”之类。吴能拿着这点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却发现他们(各级税务人员)自己也在“受贿”的名单里面!
其实我也不敢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连现在有多少“税种”都还弄不清楚呢。但这帮只会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队员们智商实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准备,账面上比较“干净”而已。
曾杰大发雷霆,骂吴能真的太“无能”了,命令他带队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十九个办事处查账。无能带着一帮人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查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公司长期不能生产经营,被欠的货款也不能收,几百个工人“干坐”在厂里,工资还得照发,日常开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贷维持着。学校到了发放奖学金的时候,我也只能借高利贷汇给学校照发,校长感动得热泪盈眶。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来古镇办事,顺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却看到公司大门紧闭,进入办公室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讲了。副主席立即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长和省税务局长,说不能这样折腾企业,不管我有没有偷漏税,此事拖了半年也应该结了。
市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为什么我市每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第二年都因为‘偷税漏税’倒掉呢。”
很快地,省里有人向曾杰“打招呼”,曾杰吓得当天就逃到国外去了——原来他早有准备。
后来曾杰被“立案查办”,确认其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但人也从地球上蒸发了。
吴能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集市当收税员,但狗总是改不了吃屎,听说后来“搞腐化”被当地人打成残疾,成了废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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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0 13:11: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十七章 塞翁失马
我想重整旗鼓把公司恢复起来,派人到各地去收款,才发现十九个办事处都已经人去楼空,有几个地方“办事处主任”把公司的货款收进自己的腰包里,带着剩余的货物逃走或投靠到别的公司去了。
我花了十几万元差旅费和“回扣”才收回三万多元货款,得不偿失。
更糟糕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在这几个月里都出现了大量假冒的“黑牡丹”芦荟产品,外表一模一样,只有香气不同,内容物的质量很差——“黑牡丹”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
有人举报说上海的冒牌产品在闵行区的一个工厂里生产,我下决心去上海“打假”,到了上海会同市工商局一起去闵行这家化妆品厂,让门卫叫老板出来。老板出来了,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我的亲哥哥林雯!工厂里还有几个人也都是我的手下!
我无言以对,只好“撤兵”。
其他几个地方的冒牌产品也都是我的兄弟和手下人生产的,再“打”下去势必“鱼死网破”,大家都要身败名裂。我垂头丧气,灰溜溜地回到古镇。
有人劝我改产其他日化产品,但没有流动资金,这时候不得不考虑用厂房抵押贷款。向大哥要厂房的资产证明,才发现早在建厂的时候,大哥已经听信张继的话把所有地上建筑物登记为他们夫妻两人名下了。
贷款的路走不通,我一筹莫展。
公司的销售科长严凯说他有个朋友张建国要一批洗发水销往新疆,货款一百多万元。“边疆”的生意如果能做起来,也不失为公司“中兴”的好主意。我希望对方能预付一些款,严凯说:“这是我‘哥们’要的货,货款全部由我负责。要不回来就砍我的脑袋”。我不疑,又急着想让公司“恢复生产”“起死回生”,只好又向亲友借了高利贷买原料和包装物,产品做好、检验合格后发货。
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说广州、上海“黑牡丹”洗发水在“大削价”拍卖,“绝对是真品,因为那香味谁都仿造不了。”
我派人一查,发现廉价销售的正是张建国要的货。责问严凯,严凯说:“我也想不到他会这样,打官司吧。”我打听到那批货有一部分竟然还在本地,就向法院递交诉状,申请“冻结”这批货物——当然免不了又得交几万元诉讼费、律师费。
官司还没有开打,张建国就放出话来,说是他“法院里有人”,我“赢不了”,“即使赢了也没有用”。
我法院里“也有人”,贿赂一下,官司是打赢了,判决张建国“归还货款”,但“冻结”的货物却“不翼而飞”——仓库是空的!我同法院去“冻结”货物的时候明明看到里面的洗发水产品至少还有几十万元价值,但法院现在却问我:“你当时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我向法院申请执行已经生效了的判决,法院却一再说“找不到人”。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看到张建国在家里,还在电话里跟他闲聊了几句。我又去法院申请执行,执行庭庭长先打电话告诉张建国说“要去执行了”,通知他跑掉,然后又磨磨蹭蹭地拖了几个小时才同我去张家。到了以后,不见张的身影,法院拿出封条要封大门,旁边出来一个妇女,说这房屋是“公家”的,不能封。
几天以后,我打电话问“执行”结果,庭长说:“已经执行完毕——房屋不是张建国私人所有,不能封。屋里只有一台电话机,价值几百元,请来领走。”
我彻底看清法院的真面目,不再去找法院。从此做生意小心翼翼,再也不想跟人家打什么官司了。没想到法院却发来一张传票,我打开一看,内容是广东有个公司告我欠他们六十万货款,说是几个月前我大哥向他们要的货。告状者很有经验,先请法院封存了我的银行账户。我一查,货物并没有进过我公司,是大哥发到上海用掉了。我同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无效,法官问我:“林雯是不是你的亲兄弟?”
我说:“是的”。
“那就对了,只要你的兄弟有拿了人家的货物,你不还就不行。”
类似的官司又连续打了几场,其中也有五弟用同样的手段骗走的货款。后面还有几张法院的传票在等着我,看来这官司是没完没了了。
我打电话给林行,告诉他最近发生的事情,请他来公司商议怎么办。林行说:“公司倒了就倒了吧,我不想回去。”
我再也无计可施,黔驴技穷,只好到工商局申请公司破产倒闭——张继的“预言”应验了。
我召集兄弟们开最后一次股东会议,宣布公司破产,树倒猢狲散,满足了兄弟们“拆厂”“自立”的愿望。大哥和五弟要厂房就“拿”去吧,所有公司的货款和债权谁能收到就归谁。
债务呢?公司的债务基本上就是最近几个月借来的几百万高利贷。我宣布由我自己一个人负责还清,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同这些债主们谈好,所有的高利贷我准备在三年内偿还,债主们不但不急着要钱,甚至还对我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还愿意借款——债主们一来相信我多年来的信誉,二来看上我那壮观的厂房——他们还不知道这厂房已经“易主”了。
我向颜芳诉说了最近公司里发生的事,颜芳说:“佛曰:放下,放下。”
我说:“我也知放下,但目前还放不下。我还得把高利贷还清。”
颜芳说:“人人都有千万个理由放不下,但最终都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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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3 11:01: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十八章 靠鼻子吃饭
无“官”一身轻。我趁着多年来难得的空闲带着妻子儿女到武夷山“度假”,想静下心来好好盘点、“检讨”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到了山下,一家人先去玩了一回闽越王城遗址,我对妻子说:“想当年闽越王如何荣华富贵,王宫何等奢华,最后还不是被汉武帝一把火烧成灰烬。我们几年的辛苦建起来的大厦一朝土崩瓦解,也有些相似,但同闽越王城相比,无所谓了。”
一家人住在幔亭峰下的矮胡宾馆,我连续三天在宾馆上面的大阳台上对着幔亭峰“发呆”,宾馆老板矮胡是我的老朋友,看到我脸色有些怪异,一有时间就上楼同我聊天、闲谈,劝我“想开一点”,“钱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没有言语。
连续几天,看到天天都有工商局、税务局、政府部门、公检法人员来“订餐”,我还以为宾馆的生意很好呢。问了服务员,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吃“霸王餐”的,从来不给钱,还要在这里“称爷”,作威作福。
我问矮胡:“天天给这些官老爷们吃喝,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他们吃光了,‘适者生存’啊。”
我觉得矮胡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就笑着说:“怎么个‘适者生存’呢?”
矮胡也笑了:“这不是你以前教我的?”
原来我曾经对矮胡说过:“这官们好比庙里供的泥菩萨——世上的菩萨只有两种:一种是当我们有点伤病、头痛发热拿着供品去求他,他欣然接受,替我们消灾,这是好菩萨;一种是我们好好的,无病无痛,他偏偏让我们生病,我们拿着供品求他,他只让我们的病好一半,以后还得求他,这是坏菩萨了。我们要做生意,不得不跟这些官们打交道,只能遵从达尔文的教导:适者生存。但愿都能遇到好菩萨就阿弥陀佛了。”
“面壁”了几天,我邀矮胡到山上走走。到了幔亭峰下,只见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唐朝李商隐的一首诗“初入武夷”:
未到名山梦已新,
千峰拔地玉嶙峋。
幔亭一夜风吹雨,
似与游人洗俗尘。
我盯着后面一句看了许久,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年来公司遇到的事恰似‘一夜风吹雨’,是来给我这个‘游人’‘洗俗尘’了。”
矮胡不解,问道:“洗什么俗尘?”
我笑着不答。几个月来压在心底的闷气终于全部释放出来,觉得彻底轻松了。
在“大王峰”的顶峰上,接到省香化协会会长打来的电话,说是“建华香料厂”的厂长突然自杀,不知什么缘故,请我“顺道”去看看,也代协会慰问一下厂长的家属。
建华香料厂离武夷山不远。我到了厂里,副厂长黄诚说:“这两年山苍子油价格飞涨,从原来的每公斤二十五元涨到将近两百元,我们的老厂长以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贷款数千万元大量收购山苍子油,没想到现在又跌到每公斤三十元,银行催款催得紧,厂长想不开竟然自杀了。现在银行来‘接管’工厂准备拍卖,惟一不好处理的是库存的几百种香料没人要。”
我说:“你对银行的来人说我可以把这些香料全部买下来,只要他们同意分期付款就行,我在三年内把货款还清。”
银行同意我的方案,于是我就联系车辆把仓库里所有的香料运到厦门。
我租了一个厂房放置这些香料,向厦门工商局申办一个香精厂,招聘了几个工人和管理人员,让已经毕业“安排”在“国营”电梯厂工作了几年并已经当上技术科长的六弟和他的同学、在古镇中学教书的黄德辞职来香精厂当推销员。
古镇中学校长对我说:“这黄德还算聪明,智商不低,但比较内向,你把他要去当当内勤、搞搞管理倒不错,做推销工作恐怕不行。”
我说:“一般人都以为推销工作是‘卖嘴皮子’,口才要好,最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公司和商品,我不是这样看的——我对推销员的第一要求是‘务实’,肚子里要有‘东西’,口才好不好倒是次要的。”
在古镇中学设立的奖学金已经十周年,校长希望我在奖学金发放大会上到校给师生们“讲讲话”,“鼓励鼓励”,我在主席台上看到几千个学生站在台下,按年段、班级整整齐齐排列着,任夏日的骄阳暴晒,有的学生已经汗流浃背,但台上一位“上面”来的领导还在滔滔不绝得大放厥词,我巴不得把他撵下台去,就草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大会主持人,纸条上写着“赤日炎炎似火烧”。
终于等到他讲完话,该我讲了,我走到台前,只见台下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我注意听一下,原来是学生们都觉得我“怎么这么年轻?”甚至有人说:“是不是老板的儿子?”大概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十年前就设立奖学金的“企业家”应该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至少也是个“中老年人”吧,也可能怕再来一个“老生常谈”,不知还要在烈日下晒多久。
我对着麦克风,只讲了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鞠了一躬就走回自己的座位,既没有“尊敬的领导”,也没有任何客套话。台上台下的师生们一时愣住,过了一会儿,突然掌声雷动、欢呼起来。
过后校长对我说:“你那一句话我细细品味,胜过千言万语。”
六弟和黄德两人在省内“跑”了一圈,有人要饼干香精,有人要糖果香精,也有人要饮料香精、烟用香精、香皂香精、洗涤剂香精、化妆品香精等,这些需要香精的生产厂家都不大,需求量也不大,主要生产仿冒产品,要求仿配的香精要同名牌产品的香气“惟妙惟肖”,难度很大。我没有什么“高精尖”仪器,只能全部靠自己的鼻子仿香,配了一些样品送去,都能符合客户的要求,于是我就指挥工人们小批量生产这些香精并开始销售了。
晋江有个厂家想生产茅台酒,我配好了香精给他们时说:“你们自己申请一个商标,不要仿冒别人的,这样工厂才能做得持久。”他们口头上答应了,但并不付诸行动,私下里对黄德说:“我们办一个厂只要维持一两年就赚够了,哪像你们那么傻去搞什么‘名牌战略’呢?”
果然他们只生产一年多就停了,换一个地方生产剑南春,香精还是靠我供应。
肖方办了一个牙膏生产厂,来向我要中华牙膏香精,我配好以后劝肖方用这种香精配制芦荟牙膏,“配方我也可以提供”,但肖方回去以后还是生产假冒的中华牙膏,第二年被上海牙膏厂告发,工厂倒闭,肖方被抓,判了两年徒刑。我查了一下,没有被拖欠款,就不在意了。
不久,肖方“保外就医”出狱,想生产仿冒的“大大口香糖”,向我要香精。我配好以后对他说:“你可以生产‘小小’口香糖,不要用‘大大’商标,那是比利时在中国注册的。”肖方不听,生产“太太”口香糖,把“太”字下面的一点点到夹缝里去,让别人一看还是“大大”,销路很好,大赚一笔,但很快又被抓了——这一次据说比利时的企业动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直接“过问”此事,所以肖方被关了几年才出来,但出来以后仍旧重操旧业......
有一次肖方给我讲了刚刚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一件事:省工商局接到有人举报说这里要生产一批假酒,昨天下午联合税务局、公安局还有晋江市政府派了几十个人偷偷潜伏在一个旅馆里,准备今天一早开始抓捕制造者。一大群人睡到天亮后出来一看,到处是残破的酒商标和破酒瓶,村子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酒香味,地上还可以看到几个大货车刚刚离开留下的轮胎印。一问才知道昨晚全村人连夜加班生产了几百吨“五粮液”,运酒的货车刚开走不久。一个老者告诉他们:我们这里造假酒是有传统的,从明代、清代、民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停过,你们要跟我们斗还“嫩”了点。
肖方说:“我知道这五粮液的香精也是你调配出来的,只是你不知道我们怎么跟官方斗智斗勇。”
我曾经对朋友说,照这样长期做下去,我会成为“假冒伪劣”总后台,在法律上我不必负任何责任,但心里总是有些纠结。不做嘛别人照做,而我做得还是好一些,至少我配制的香精全部都按照美国FDA和欧盟IFRA的标准,当然也更符合中国的各项标准了,对消费者的健康是不会有任何伤害的。“假冒伪”是真的,“劣”倒不是。
南方人拜佛拜得勤,“卫生香”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间还有人偷偷地在偏僻的乡村里生产销售。改革开放了,拜菩萨、拜祖先不必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拜,佛教用的“神香”和清新空气用的“卫生香”销路大增。生产这些“香”的厂家到上海等地购买香精,买来的是一般化妆品、洗涤剂使用的“日用香精”和食品、饮料、香烟使用的“食用香精”,配制出来的卫生香香气不好,有的产品放置一段时间就没有香味了,有的点燃以后散发出不良气息——几年前秦霓就向我说过这事。
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几个月的实验,把所有常用的单体香料一个个蘸在没有加香的“素香”上,点燃以后评香,找出适合于卫生香加香的香料,再用这些香料配制出品质极佳、价格又不太高的卫生香专用香精。我将自己的经验写了一篇论文《蚊香卫生香香精的配制》发表在“蚊香协作组”的内部刊物上。
黄德听说“全国蚊香协作组”要在厦门召开一个会议,告诉我有几个蚊香厂的“头头”都会来参加。我到会时听到这些蚊香厂的老板们在议论并且倾向于一种论调:“蚊香工业是个‘夕阳工业’,今后随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卫生条件改观以后,蚊子少了,蚊香也就不需要了,走到头了”。
我说:“我倒是认为蚊香工业是‘朝阳工业’——我们现在的蚊香大部分是臭的,有人开玩笑说‘蚊香’早就应该改成‘蚊臭’了,这是因为目前我们在蚊香里添加的农药像DDT、敌敌畏都是臭的,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用这些剧毒的农药了,他们现在用的是除虫菊酯类农药,这种农药几乎没有什么异味。我们如果开始使用这种无臭的农药,就可以在蚊香里加适当的香精,让蚊香真的香起来,让消费者把点燃蚊香从‘忍受’变成‘享受’。这样,蚊香就不只是用来驱蚊杀蚊,而是具有空气清新剂的功能了。我认为,小康以后的生活,像空气清新剂这类商品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我告诉这些蚊香厂的老板哪里可以买到这种低毒农药,又同蚊香厂的技术员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实验,终于有几个蚊香厂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加香低毒蚊香”,销路极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地,全国大大小小的蚊香厂都“改朝换代”生产这种蚊香了,我配制的蚊香专用香精也伴随着新型蚊香进入千家万户。
在湖南省的一个“高新技术研讨会”上,我认识了该省大规模生产饲料、肉制品的壮大集团总裁陶敏,了解到国内饲料的发展情况后,我对陶敏说:“如果在饲料里添加一定的香味素引诱动物多吃,应该可以让饲养动物长得快一些。”
陶敏说:“国外已经有这种先例,但国内几个香精厂给了我们一些食用香精的样品,试用以后效果都不明显。”
我建议在壮大集团的一个养猪场里做实验,配制、筛选适合于各种动物的香味素,陶敏同意了。
于是我带了几个助手到养猪场,陶敏也安排了几个刚刚招聘进入集团的中国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来参与实验。开始时我让助手们把各种香料蘸在布条上引诱猪,观察猪对各种气味的反应。我发现猪闻到喜欢的气味时,尾巴会卷起来,形成一个英文字母“o”或草写的“k”,就笑着对助手们说:“OK,原来英文字母是从猪尾巴的动作得来的。”这话从壮大集团传到中国农大,又从农大传遍各地念农业的大学生们,成了学生们学习外语时的一个“经典笑话”。
陶敏经常到养猪场看望我,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实验早日出成果,看到我日夜都守在猪圈观察、实验,深受感动,回到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是生产饲料的,但我们的干部、技术员、管理人员大多竟然连猪是怎么吃饲料的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老总,他可以不怕脏臭、天天同养殖的动物们在一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于是陶敏在养猪场里建立集团的“党校”,让集团所有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刚招聘来的大学生们分批分期到这个“党校”里驻扎、学习几个月,提高他们对饲料的感性认识。
我通过动物“闻香实验”的“肢体语言”掌握了动物对香料的喜恶,开始配制各种饲料香精和香味素。把这些香精、香味素加到饲料里再做饲养实验,其中有几个香精、香味素的效果非常出众,可以让动物每次多吃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饲料,长膘速度也大幅度提高,而“料肉比”(消耗的“标准饲料”与增加的动物体重量之比)降低了百分之五以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如果全国的动物饲料都加香的话,一年可以节省粮食一千多万吨!
壮大集团生产的饲料饲料“预混料”第二年全部加了香味素,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而饲料和饲养动物的质量也提高了。我又发现有几个香精加到饲料里面后可以让饲料长久保存,不会出现“哈喇味”(油脂发酵产生的不良气味),遂连续写了几篇有关饲料香味素的文章在《饲料工业》、《饲料添加剂》、《中国饲料》等杂志发表。不久全国的饲料厂都采用了壮大集团的做法,中国的香料香精行业又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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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25 08:41: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十九章 培养“好鼻子”
随着香精生意慢慢做大,“赊来”的香料很快就用完,我还清了银行的债款和高利贷,又购进新的香料。一些化妆品厂慕名而来向我要“高档”香精,说这些香精原来都是向国外购买的,采购不便,常常要等几个月才到货,影响生产。如果我能够配制出品质、香气与之相近的产品,他们就可以转向国内采购了。
我配制了几款香精,其中有几个香气、质量都超过国外同种香型的品种,而价格又低得多。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一些化妆品厂用了以后非常满意,引起国外“十大香料公司”的注意。我配制的几个香精被送到国外,动用最先进的仪器、著名的调香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没能“仿配”出来。
在轻工部上海香料研究所,我同“三个半鼻子”之一的汪清华等老一辈调香师们讨论中国香料香精产业如何发展,都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调香师这支队伍人才奇缺,青黄不接,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新人。最后决定在厦门大学举办“中国首届调香用香培训班”。
“通知”发出以后,全国各地的香料、香精、化妆品厂和其他用香厂家选派了一百多名技术人员到厦门参加培训班,汪清华等几位老调香师和我都当老师,手把手地教学员们最新的调香和用香技术。
培训班连续举办了几期,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的调香和用香技术。我把培训班的教材和国内外有关香料香精的历史、名人轶事和基础知识整理成几十篇科普文章,在几份报纸、杂志上连载,让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我又把这些文章串联在一起成为一本科普书《闻香说味——漫谈奇妙的香味世界》,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于一体,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很快就成了畅销书。
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提到建立“气味学”的必要性,认为人的“五大感觉”中对属于“物理感觉”的“肤觉”(又称触觉)、听觉和视觉的研究都已经发展成为科学——力学、热学、声学和光学,而对属于“化学感觉”的嗅觉和味觉的研究却都还没有成为科学。
要建立“气味学”的话,势必包括“数学气味学”、“物理气味学”、“化学气味学”、“生理气味学”和“心理气味学”五个分科,排在后面的四个分科现在都有了一些基础,目前的难处在于“数学气味学”无从入手——至今连一个“数学模型”都没有。
我自认为数学基础较好,但深入研究下去就发现几乎所有的数学知识与香味好像都不沾边——国内外所有的调香师至今全部靠经验调香,用到的数学知识只需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即够。我想到了刚刚建立、正在兴起的“混沌数学”,直觉告诉我这门新兴的学科有可能帮我建立香味的数学模型。于是我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混沌数学”、“分形几何”、“拓扑数学”、“模糊数学”等,一方面在《香料香精化妆品》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创立了“三值理论”、“气味ABC”和“自然界气味关系环渡图”等新理论,让所有的香料、香精都带上各种各样新的数据,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的工作中来。
“自然界气味关系图”(见本书封底)是我最得意的“杰作”,它把世界上所有的气味、目前调香师使用的所有香料都高度“浓缩”、“数化”到三十二种“基本气味”中,按一定的次序排列在一个圆圈里,有点向太阳光的七色光谱图,具有对角补缺、相邻补强的性质,调香师经常看这个关系图,熟记以后对调香、评香和加香实验有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专业人士说这个关系图像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不但可以解释已知所有香味的“现象”,而且还可以预知目前尚未得到的单体香料及它们“应该具有的香味”。
这些新的理论很快就在香料香精行业里应用起来,所有生产、应用香料、香精的人们几乎天天都在谈论“三值”和“气味ABC”,商人们也开始用“三值”来判断每一个香料、香精的实际价值和销售价格。我也发表了一些“三值”和“气味ABC”应用的理论文章如《黄金分割法在调香实践中的应用》、《常用香料在香精体系里的留香性能》等,推动这些理论向纵深处发展。
我希望国内的“混沌之父”——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位知名教授能帮我建立“数学气味学”基础理论,一次次地打电话诚心的向他们请教,后来才发现,这些数学教授们难以再帮下去了——他们对气味一无所知,想让他们重新学习香料、香精的“三值”和“气味ABC”等理论更不可能。我铁了心自己用混沌数学建立气味的数学模型——我曾经对朋友说过,自己学习化学、化工只是为了“挣口饭吃”,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是数学。
我联合省委宣传部在厦门召开了“首届中国香文化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香料、香精、化妆品、各种加香日用品、食品、制酒、制茶、卷烟等行业和各方面对香味、香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来到一起座谈,我在会上作了一个长时间的发言,提出中国的香文化应该从三千六百年前的伊尹算起,因为伊尹提出的烹调理论已经包含了许多直到现在还是很有价值的调香、评香和用香理论,甚至还留下“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伟大的治国战略思想。《诗经》里面已经有大量香料植物的记载。屈原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调香师、评香师和用香大师。汉代中国的香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唐宋时期香文化进入平民之家,富贵人家的“斗香”活动和“香气鉴赏会”传入日本演变成了“香道”。明清时期熏香成为文人雅士的“业余爱好”,烧香拜佛则成为平民百姓的精神依托。清末、民国直到七十年代,中国的香文化逐渐衰弱,直至接近于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改善,相信香文化这个话题还会渐渐成为时尚,现代“香道”也将慢慢成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们的喝彩,也成为贯穿会议的主线。从此,“香文化”这个“新词”开始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香道”活动也开始引人注目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剑来厦门找我,说是想把我的“事迹”结合“香文化”写一篇报告文学,我接受了他的采访后聊起天来,陈剑突然说了一件事——他也曾经插队到一个很偏僻的农村种田,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返程后虽然生活改善多了,但还是坚持怀念在乡下的“好时光”,“特别是现在”,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失眠,非常难受,又不喜欢用安眠药。有一次回到乡下,我抱了一大捆稻草到原来生产队的仓库睡,那一夜竟然睡得特别香。我怀念稻草的芳香,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瓶‘稻草香水’让我不用去乡下也能睡得安稳?”
我说:“这不难。过几天我调好给你。”
几天以后,陈剑的文章发表了,他拿了报纸来给我看,也取走了我刚调好的“稻草香水”。第二天就打来电话:“你那稻草香水好极了!跟我想象中的气味一样。我昨天晚上把它滴在被子上,一觉睡到天明——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我喜欢科学研究,也希望我的孩子们书也念好,将来能成为有用之才,但为了他们的学业陈丽却常常费尽心血,首先是户口问题——我长期以来最不关心的“大事”。陈丽怕影响我的事业,为了每一个孩子的上学事,她都要到处求人、花钱,到了中考和高考时,却又被告知必须回古镇参加考试,极大地刺激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有一次陈丽实在是求告无门了,向我提出来“能不能在厦门有个户口”,我找到人才交流中心,接待我的人看了我“高级工程师”的证件,说:“你有这么高的职称,按规定早就可以在厦门落户了。”我说:“那就办理吧。”那人回去询问领导怎么办,回答是:市人才交流中心只能办理工程师或以下职称人员进厦门落户的事,超过了他们办不了。最后告诉我应该到市公安局去办。
我到了公安局户籍处,一位科长一面讥笑我“堂堂高级工程师竟然连个户口都不懂得办”,一面又找出一大堆档给我,说明“科技人员落户厦门”的有关“优惠”、“奖励”政策都已经改动很多,“再等新政策吧,或者自己去市政府找人解决也有可能”,这是他最后告诉我的话。
我到市政府到处找人求人都是不但办不了还一次次地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有时候刚走出门,后面就传来声音:“全中国所有科研人员都是像陈景润一样的傻瓜蛋”!“这种人撞到电线杆只会说‘对不起’”!
实在没辙,我只好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按揭买了一套房子,才按照“有关规定”慢慢地把全家人的户口落在厦门。
在办理转户口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按规定”迁移户口得先办理粮证的转移,我早就不要什么“粮证”,十几年来都是到市场上购买“高价米”吃,两边粮站的工作人员我一个都不认识。陈丽跑了几十趟来回,要么找不到人,要么一会儿缺这个手续,一会儿又缺那个手续,最后才知道办事人员都想要点“油水”,通过好几个“关系”才贿赂好这些小小的“芝麻官”,总算把粮证问题解决了。但在办理户口迁移的时候,问题又来了:结婚证上我的名字是错的!
我和陈丽到乐东公社找婚姻登记处要求改名字,登记处一位老者说一定要找到原来办证的人,我们打听原来那个年轻的办事员,答复是“早已调动,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看来这事还真够麻烦的!
陈丽说她在到处求人办理粮证时,听说黄建丰这几年官运亨通,现在已经当上副市长了,我们到市政府找到黄建丰,他满腔热情答应一定给我们办好,当场打了几个电话,再让我们去找那几个接电话的人,果然一帆风顺,很快就把户口迁移的事办好了。
陈丽说:“怪不得人人都说当官最好。”又对我说:“你说只要安分守己,一辈子不求人,这一次破例了吧?”我无言可对。
在省政协的小组讨论会上,坐在我身边的刚好是省粮食局局长,我“悄悄地”告诉了他办理粮证遇到的难题,局长突然动怒了,吼叫道:“我的手下谁敢这样明目张胆地索贿?!告诉我,我把他们全部撤职!”
我才不会傻到“劈柴连柴砧都劈掉”,就劝他“算了吧,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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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嗅商
宁德政协委员苏晓蓉邀请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到太姥山游玩,我们驱车到秦屿镇,镇长开了一辆“皮卡车”陪同我们一起上山,到山门外停车,走到国兴寺开始爬山,经过萨公岭 、迎仙台、夫妻峰、云标亭、蓝溪涧、一线天、一片瓦、七星洞、紫烟岭、白云寺到达覆鼎峰,在太姥山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早晨五点多,我被一阵噪杂声吵醒,睁眼一看,人都不在房间里,估计是去看日出了。我披了一件外衣走到观日台前,许多人正在拍照留念。我刚刚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稳,苏晓蓉的照相机对准了我,突然大叫起来:“大家快看,一个寿字”,咔嚓一声,拍了一张。我回头一看,果然在太阳即将露面的地方,十几片红霞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繁体“寿”字!
我让苏晓蓉跟我对换位置,想给她也拍一张,却看到她身后的云霞被风吹散了,什么字也没有。其他朋友和游客们也纷纷举起相机拍照,却都拍不到“寿”字。
照片洗出后,看到在我的身后清清楚楚地一个用云霞组成的繁体“寿”字,非常工整,就像某个书法家的作品,竟然一笔不差,也没有多余的笔划,而且旁边晴空万里,没有其他云霞。众人觉得奇怪,太姥山管理处处长说:“我在这里几十年了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奇事,太神奇了!”
苏晓蓉想到一件事,对我说:“几年前我在政协会上写了一个关于太姥山公路建设的提案,希望省政府拨款支持,让各地游客方便到太姥山朝圣、旅游,你第一个在提案上签名。想必是太姥娘娘用这个方式表达对你的谢意吧。”
我被邀请到汀州参加“世界客家人联谊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坐时,意外地看到坐在我身边的竟是姚美亮——世界客家人联谊会副会长,多年不见,他显得很憔悴,比以前老了许多,满头白发,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是四十八岁。我们寒暄了几句就没话可谈了,静静地看着台下的节目。
过了几个月,有人告诉我,姚美亮死了,死于肝癌,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这十几年发的是不义之财,“夭寿”了。
菲华文学会邀请我去菲律宾开个讲座,讲讲香料、香精、香水的历史、现状和将来的发展。我应邀到了马尼拉,演讲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据说有的老华侨特地从宿务等地飞来听讲,我想不到有那么多的华人喜欢这个话题,一开讲我就宣布:“别看菲律宾不大,它对世界香文化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是载入世界历史的!麦哲伦一行的环球之旅让世人确认地球真的是圆的,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直往一个方向‘走’最终一定会回到原处第一次得到证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之旅都是为了寻找香料,而且麦哲伦到达‘东方’的第一个停靠站就是菲律宾,他本人也是死在菲律宾的。所以,在世界香文化历史上应该有菲律宾浓重的一笔!”演讲获得满堂喝彩。
演讲完以后,许多老华侨跟我攀谈起来,我才发现他们来听讲的真正目的——他们长期以来都认为香水是最宝贵的商品,能够制造香水的人“一定不得了”,菲华文学会发出通知的时候介绍我是“中国著名的香水师”,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徒,教他们学会配制香水。我说:“配制香水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我甚至现在就可以教给你们品评香水香精,带你们去买最高级的香水瓶子,教你们配制各种世界名牌香水。但真正的技术在于配制香精,这需要调香师,而调香师在全世界凤毛麟角,因为要成为一名调香师那是太不容易的事。”
我又对他们说:“成为调香师至少要有五个条件——高嗅商,坚实的化学化工知识,左右脑发展平衡,动手能力强,博爱。”第一和第五个条件最难。绝大多数人学了几年就学不下去了,真的是“行百里路半九十”。
这“嗅商”是我最近发明的一个新名词,我为此写过几篇专门论述“嗅商”的文章到处发表、演讲、宣传,这些文章声称人的“嗅商”比“智商”、“情商”还重要,因为它同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成“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嗅商”高,他的一生就会比较幸福,而“嗅商”低的人就不那么幸福了。
为了测试人的“嗅商”,我又发明了一套测“嗅商”的道具,就是用十种香味给人嗅闻,能够准确说出几个香味的得分就是几十,比如闻出五种香味的分数就是五十分,这也是一般人“嗅商”的平均值。除非经过专门训练,能够拿到一百分的人很少。当场我就给几位老华侨测了嗅商,推测他们现在的“幸福感”。
海外华人热爱大中华是出于真心的,强烈的,与中国大陆人们言不由衷甚至有点虚假的“爱国心”完全不同——菲华文学会的几位老华侨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联合国“纠正”一个“历史错误”,说是联合国的所有正式档至今都还是把郑成功称为“海盗”,这是因为联合国有一份档,是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给吕宋岛一个小国的国王写的一封信,信里面大意是说台湾已经被“大明朝”收复,希望这小国继续向“大明朝”进贡云云。我问:“那我们去联合国怎么说呢?”
“我们给联合国解释‘进贡’是互惠往来的意思,不是‘殖民’,更不是掠夺、抢占”。
我觉得这有点玄,没有同他们一起成行。
还有一个事例——有一次我听到他们在讲“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我说:“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有五千五百年文明史,古埃及有五千年文明史,古印度有四千五百年文明史,这都有据可查,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史现在最多还只能讲四千年,商代与周代的历史确切无疑,没有问题,大约三千六百年前的伊尹辅助商汤灭了夏,但夏的历史目前还不太清楚。中国大陆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想要把这段历史‘补’好,至今进展不大,没有什么新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可以给夏代勾勒出清晰的图案出来。”他们听完以后觉得“太令人遗憾了”,一再强调说今后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的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回到厦门后,市科协来电问我们公司要不要参加他们组织的到各个社区巡回的科普活动,我正好想利用这个活动,就答应并派了一组技术人员打着“寻找好鼻子”的旗号到几个社区去,结果我们的活动最受欢迎,大家都想来测一下自己的“嗅商”有多高。没想到还真有拿到一百分的“好鼻子”,这些人成为公司的“编外评香人员”,我们在做评香实验的时候经常请他们来参与,他们也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
堂哥源从小就有慢性鼻炎的毛病,发作的时候非常难受,备受煎熬,医生给他说:“这种毛病只要动个小手术就能彻底解决”,他做了手术以后告诉了我。我说:“你怎么不提早告诉我呢?鼻子是绝对不能做手术的——我们人类的鼻子里面还有一个‘鼻子’叫做‘犁鼻器’,专门负责信息素的接收和反映,这个器官直到现在才有报导,绝大多数的医生都不知道,手术时肯定会伤害到它。如果犁鼻器不能很好地工作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完了——从此不会有幸福了。”
果然源手术后再也没有“开心”过,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说没有再看到他的笑容,没有看到他参加任何娱乐活动,直到几年以后郁郁而终。
我对“犁鼻器”和有关人类信息素的的兴趣和研究来自于编写《闻香说味——漫谈奇妙的香味世界》时整理国内外香料香精信息看到的一些报导,觉得这里面蕴含着一门目前尚未被人们认识而有点“玄”的学科,有必要提醒专家学者们关注并深入研究,一旦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话,对人类的将来、对科学技术带来的进步肯定不亚于牛顿、爱因斯坦对光、声、电、磁的研究。为了让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并对身边各种各样原先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现象——比如“一见钟情”、“来电”、“一见如故”、“心灵感应”、“同性恋”、“非眼认字”等等——有个初步“合理”的答复,我开始起草、整理资料,写了几十篇科普文章在几个全国性的报刊、杂质上连载,题目是《第六感之谜》,引起轰动。一时间,全国各地人们都在讲“第六感”,平时聊天、讲故事、博客、微博、微信甚至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等等到处都有“第六感”的“幽灵”在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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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7-30 10:08:1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十一章 龙涎香
侨办中学创办五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应邀出席,校长要我上台给师生门讲讲“自学成才”的经历,我发言后下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后面有人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李果绶老师,坐在他旁边的是老校长郑名传。李老师对我说:“你可能想不到,我现在是你最忠实的粉丝——你写的《闻香说味》一书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我可以一字不差地全文背诵给你听——我最得意的是,在我的学生里有你这样的天才!我教了一辈子书也值了。”
我想,李老师早已退休,反正没事干,把我写的书背诵下来也不奇怪,只是回想他当初对我为什么不“赏识”呢?你的“得意门生”李文才现在怎么样?想是这样想,但我没有说出来。
老校长接着他的话题对我说:“我当你们的校长时,多次听各科老师们讲到你,对你的印象很深,所以在第一次讨论‘保送’去厦门大学的优秀学生名单中,确实有你的名字,你的同班同学写我的大字报并没有冤枉我。”
我说:“那个时候学校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我的‘家庭出身’,否则就没有我的份。”
老校长说:“是的,一般在第二次讨论的时候就会把重点放在‘家庭出身’上,这样的话你估计也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个时代我常常为这样的事伤心,但无能为力。”
一天早晨,厦门晚报社总编打来电话,说在厦门海域发现一头将死的抹香鲸,报纸准备发稿报导,总编原来听我说过抹香鲸内有可能有宝贵的香料——龙涎香,希望我去看看,他们将追踪报导。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接去海边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个记者一起,雇了个游艇到漳州一个小港湾的海滩上,刚刚死亡的抹香鲸静静地躺在细沙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鱼腥味,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被包围在里面的是各地来的专家和记者们。
记者们听说来了一个香料专家,更来劲了,把我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最关心的是这么大的抹香鲸体内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价值连城的龙涎香,因为厦门晚报前几天连载我写的系列科普文章,有一篇刚好谈到龙涎香产自于抹香鲸的排泄物,偶尔也在抹香鲸体内找到。我担心找不到香料时会挨市民们的骂,就说:“在抹香鲸体内找到龙涎香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四左右,所以在这里找到的话只能是巧合,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会把抹香鲸胃肠里面的成分详细化验检测,寻找抹香鲸体内产生龙涎香的原因,也就是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解开龙涎香成香之谜。”
我走到巨大的抹香鲸前面,用手掌擦一擦鲸鼻子,记者们也都跟着我都用手来擦,有个漂亮的女记者对我说:“我闻到一股臭腥味,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说:“再过半小时你再闻一闻你的手是什么气味。”
半小时后,记者们欢呼起来:“这么香啊,比任何香水都香!”
我说:“这就是龙涎香的香味,‘抹香鲸’的名字也是这样来的——抹一抹它的身体就有香味,鼻子周边更香。”
第二天,我和抹香鲸都成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中央电视台准备现场直播几次——抹香鲸和龙涎香成了这几天数亿人茶余饭后的重大谈资。厦门人都为上帝送来的礼物欢欣鼓舞——原来这头抹香鲸是在晋江海边被渔民们发现的,晋江渔民发现它的时候,抹香鲸已经奄奄一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渔民们用绳子挂住它,把它拉到厦门海边,上岸寻找买主,打算把它卖掉。有人打电话把这新闻告诉厦门晚报总编室,厦门晚报报导了以后,引起轰动效应,市民们关心着这头抹香鲸的命运。执法人员上船吓唬晋江渔民:“抹香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们犯法了。”吓得渔民们赶快开着船掉头跑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派来了几个专家,准备解剖抹香鲸。一切准备妥当后,解剖工作开始——按照计划,这头鲸准备制作两个标本,一个是骨架标本,一个是鲸皮缝制后在里面填充泡沫塑料制成的“实物”标本。
当解剖到鲸的胃部时,切开第一个胃——抹香鲸有四个胃——时,我和海洋所的黄教授同时把手伸进鲸胃里探取“异物”,两人的手收回时都是血淋淋的——好像被什么利器刮伤了。后来我们的手套上橡皮手套再伸入“打捞,”从四个胃里总共取出四十六对章鱼的喙,说明这头抹香鲸在死亡之前吃了四十六条大章鱼!章鱼全身都被强酸性的胃液消化掉了,而这坚硬的角喙不被消化,但被腐蚀得像一把把锋利的刀片,把我和黄教授的手切得百孔千疮,血流一片。
抹香鲸是人们心目中的“龙”,这一年又是龙年,解剖抹香鲸的地点在一个刚好叫做“龙村”的村子外,村民们开始议论起“龙年杀龙不吉利”的事,不让我们在这里解剖抹香鲸了。我们赶紧联系厦门港务局,请求支援。港务局派来了一条驳船,花了一天时间才把已经解剖开的鲸搬运到鼓浪屿海边一个沙滩上,正准备开刀解剖时,当地居委会又来阻挡,说是市民们反映臭味熏天污染了他们的环境。没办法,我们只好再一次把死鲸拉到驳船上,开到海沧大桥下。
数万个市民围观我们的工作,有人建议称一下这头鲸有多重,我们觉得有道理,又去调动起重机前来称鲸的重量,岸上的人们都在给孩子们讲“曹冲称象”的故事。实际称量后,这头鲸去掉内脏、几天的失水后还有四十八吨重,估计解剖前应该有六十吨左右——这是至今为止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鲸!比科学家们能够想象的最大的恐龙——霸王龙还大!
海洋所有位专家摸着鲸的牙齿说,这鲸大约有七十七岁了——这也是至今为止人类看到的最老的鲸!
这头鲸是怎么死的?——我们解剖到鲸的脖子时,谜底开始揭开——这鲸的颈椎有个直径二十几厘米的圆洞,估计被炮弹或鱼雷打中是鲸的死因,由于这段时间海峡两岸正处于“敏感时期”,这条真正的新闻只有我们几个与鲸亲密接触的人员知道。
连续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几个人都累得够呛,晚上能抽空睡几个小时都很难得。这一天早晨,我被欢呼声吵醒,急忙冲过去看,只见鲸头喷出一股清澈透明的无色液体,装入桶里凝固成白色的蜡,有几百公斤重。我向记者们解释这就是鲸蜡,抹香鲸用“声纳”代替眼睛探测周围环境事物靠的就是这鲸蜡的振动——一句话马上又成了当天全国报纸、电视的头条新闻。
几亿中国人最关心的还是龙涎香。杭州电视台台长打来电话,说是杭州有市民说自己的家里有一块祖传了几代的龙涎香,想请专家帮忙鉴定一下,这市民还说,他的祖先留下一种鉴定龙涎香的“土法”:取一小块样品在蜡烛火上烧,真正的龙涎香上升的烟可以用剪刀剪成几段,否则就不是龙涎香,请问这方法有科学道理吗?
电视台台长每一次讲到龙涎香都说成“龙延香”,我想纠正他的错误,故意在他讲到“龙延香”时点一下“龙涎香”,几次以后,台长不高兴了,说:“你们福建人的普通话怎么这么差劲,龙延香竟然念成龙咸香!”
我也不客气了,回他一句:“你还是查一查新华字典吧。”
诸如此类关于抹香鲸、龙涎香的问题天天都有,确实有趣。我也实实在在的过了几天“新闻人物”之瘾。
虽然没有在抹香鲸的胃和肠里找到大块状的龙涎香,但我把捞到的膏状物拿回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测试,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抹香鲸产龙涎香之谜终于解开——原来抹香鲸最喜欢吃章鱼,消化不了的章鱼喙有可能在排出体内的过程中切伤消化道,抹香鲸的胃肠不被切伤的原因是它的胆分泌了大量的胆固醇一类膏状物质把章鱼喙包裹住,然后慢慢排出体内,在排出体内的长时间里胆固醇一类物质逐渐变成了香料——这就是龙涎香的来历——科学家们对抹香鲸产生龙涎香的过程到此有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几年内,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电话或写信给我,说是他们家有“祖传几代的宝贝”,也有不久前在海边捡到黑的或者白的有臭味的东西,都寄来样品给我检测是不是龙涎香,如果是的话,质量如何。我让几个助手一个个检测,果真发现了不少真正的龙涎香,有的确实“价值连城”。报纸上只要出现“龙涎香”的新闻,里面就一定有我的名字,人们也把我看做是国内唯一的“龙涎香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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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2 11:44: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十二章 “大炮”
市科技局邀请我当“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和“科技职称评审专家”,市里一些化工、材料、医药、生物制品项目的论证、评审、验收都请我参加,我也乐意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可以知道这些行业的科技进展,知道同行在做哪些工作,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次学习的机会。我原先以为在一个小镇里没有什么“重大科技成果”也属正常,一个走在全国改革开放最前头的大城市里总会有一些令人激动的“高新技术”出现吧?遗憾的是,至少在我经常参加的几个领域里,从来不曾见过真正有“创新”的东西,虽然我们几个“专家”一次次违心的遵照上头的意旨在评审表上写下“国内(国际)领先,填补××空白”,但谁都知道最多是在技术的某一点有所进展而已,真正的“创新”项目一个都没有!事实上根据“政策”和“原则”,“上头的指示”,真正的创新项目反而通不过评审,因为政府要求每一个项目都只能百分之百地成功,不允许失败!而我的经验是:搞科研九次失败一次成功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企业和单位只能把已经完成的科技项目报审,以保障不会“出事”。
柯达公司一个关于“用生物技术回收废胶片、感光纸的金属银”顺利地通过了我们“专家组”的评审,公司老总很高兴,说:“项目通过了,我们准备办一个回收厂,把澳大利亚分公司的废纸、边角料也都运来这里回收宝贵的金属银。”我们听了觉得不对,自己的垃圾处理变废为宝是好事,干嘛把外国的垃圾也运来中国呢?把他的提案否决了。
我和几个“专家”共同的想法和遵循的“原则”是:可以支持企业和单位向上面要钱要项目要立案,但不能损害民众的利益,只要对环境、生态有影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哪怕是政府坚持要做的是,我们也尽量顶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PX项目“散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次市政府要大奖一批“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我们这个“专家组”专门评审一位外资企业的总经理是不是可以得大奖,这位总经理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从台湾来大陆,负责一个新建工厂的整体设计、设备安装、试车投产、安全生产。我非常仔细地看了长达几百页的这个人的“业绩”介绍,自始至终都是讲他如何把德国人编写的设备安装说明书全文翻译成中文,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遵循说明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规程,领导全体工作人员把从德国运来的设备组装“成功”,并“成功”地试车投产;正常生产几个月内不出任何安全和质量事故,等等。就是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创新”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遗憾,专家组其他成员也都有同感,不同意他“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但政府来人劝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过了”,大家也不必负什么责任。
我说:“政府如果想给他大奖,可以给‘管理奖’、‘贡献奖’、‘纳税奖’,不用给他‘创新奖’,以免给人当笑话。”
过了不久,这位总经理不但得奖,还在授奖大会上大讲他如何带领全厂员工一丝不苟地工作、不折不扣地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办事……我觉得真搞笑——原来我们只是傀儡。这又让我想起在古镇听老人们讲的那位“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的故事,想起了“鲁班学艺”。
科技局长每一次作报告时都要大讲特讲我国的“四大发明”与“两弹一星”,以彰示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的,甚至说“国外所有的发明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外国人用了几千年几百年才制造出了‘两弹一星’,我们只用几十年就制造出来了”,吹得天花乱坠。有一次我听得不耐烦了,就说:“四大发明认真考究的话只有两个——指南针和火药,真正算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而造纸的发明应归功于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到处生长着一种莎草,把这种草放在一起压制就成了纸片,五千年前埃及人就在这种纸片——他们叫做纸草——上写下象形文字,这在许多金字塔里都有发现。我们去埃及游玩的时候,也可以买到这种非常原始的‘纸草’。蔡伦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制出了纸,充其量算是‘实用新型’,连‘发明’都谈不上。毕升的‘活版印刷’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最多也是‘实用新型’小发明”,“如果用‘专利法’来形容的话,‘两弹一星’连‘发明专利’都得不到,最多也就得个‘实用新型’罢了——任何科学技术都是第一个才是真本事,第二个就不值钱。我也有中国人的自豪感,不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也不反对制造‘两弹一星’,但天天吹这东西就没啥意思了,而且对年轻人会有误导,许多人都以为只有‘两弹一星’才是高科技,其他都不是。”
其实不只局长有这种想法,他的手下比他还要严重——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项目想要“进驻”,找到开发区主任也就是市科技局副局长,他听我讲述了我们的项目后,说:“告诉你,除了IT,其他都不是高科技!”——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后来厦门的LED发展起来,他又改口:“除了LED,其他都不是高科技!”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会我都尽量参加,真正目的是看看有没有真正的人才出现,结果是看笑话的机会多,没有多大意义。市环保局有一位工程师想要评上高级工程师职称,答辩时我提问:“现在民众比较喜欢天然物质,一说到化学物质就想起‘有害’、‘有毒’、‘会得癌’,一看到六角形就想到“苯”,对这个潮流你有什么看法?”
这工程师支支吾吾地半天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甚至又说:“化学品就是有毒,天然的当然绝对好。”
这样的人也配当“高级工程师”?
虽然他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还是“评”上了,对我却恨之入骨,逢人便说:“答辩会问这种高难度问题谁回答得了?”
其他专家也认为我的提问不符合“纲纲”,我说:“作为一个环保人员,如果连这个小问题都回答不了的话,我都怀疑他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了。”
好友苏通从“省政府驻京办”打来电话说科技部有一亿元“在找项目”,只要有个“发明专利”就可以得到,条件是得给“有关人士”回扣两千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虽然非常想要这笔钱,但觉得给了回扣还是有问题,“得一直作假下去”,所以不敢要。有一次在饭桌上跟几个同行讲了这件事,做木材生意的张磊向我打听了这个信息的来龙去脉后,就去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又向我“借”了一个专利,竟然真的把钱“搞到”了。
我问张磊:“到手多少?”
张磊答:“实得五千万元。”
“为什么?”
“回扣给北京两千万,省、市、县的‘有关部门’各一千万。”
我劝张磊拿出一部分购买仪器、设备,为两年后的“验收”“做准备”。
张磊说:“我才不那么儍呢。”
“那你以后怎么‘验收’?”
“到那时我最多花一两千万把‘专家’们的嘴巴堵死就没事了。”
原来如此。
“两会”期间,我和其他政协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听了新任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天省长和几个副省长到农业组“一起讨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省电视台赶来作“现场直播”,国内外的记者也跟来了一大批。
几个委员盛赞报告内容“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可以说是“好极了”,表示“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我不以为然,淡淡的说道:“我们现在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外贸生意难做,所以提出‘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是正确的,但怎样‘扩大内需’呢?‘政府工作报告’开了一副药方,让大家把眼睛盯向农村,要求家电、百货、日用品、食品等下乡多做农民的生意,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搞错了。”记者们一下子全愣住了,电视台导播赶紧叫“暂停”,切掉对全省的直播,省长、副省长们眼睛都直盯着我,组长的目光更像一把刀子好像要把我“砍了”,委员们也都觉得我这回“闯祸闯大了”。
我不慌不忙地接着说:“管理学里面经常讲到所谓‘八零二零’法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社会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百分之八十的人占有百分之二十的社会财富’,这个理论至今仍未过时,我们现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以后能有多少剩余?要扩大内需,只能把眼睛盯向那拥有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有钱人,看看他们的钱准备花在哪里,我们多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卖给他们才是。”
当天晚上,省长办公室的秘书们找到我,要我“详细”谈谈上午所讲的内容,我说:“现在的有钱人想买第二套房,更有钱的想在郊区买别墅;许多人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有机会出国的人从国外大量购进高档家电、日用品、奢侈品;……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把这些钱花在国内呢?”
两会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安排一些代表和委员同省税务局的头头们座谈关于刚刚开始实施“增值税”的事情,所有代表和委员一致称赞“增值税”“实施得好”,出台得很“及时”,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轮到我发言时,我对着税务局长一下子列出了“增值税”仓促出台实施的“十大不足”,例如“没有考虑农业方面怎么纳税”、“运输费怎么扣缴”、“原库存的材料款怎么扣除”,还有像酒精这类商品重复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造成企业生意做得越大亏得越大(税务局只知道酒精可以配制酒,不知道还可以配制香水)的问题等等,局长的脸涨红到了脖子根。
过了一会儿,我上卫生间,税务局“办公室主任”跟进来对我说:“你怎么对税法这么熟悉呢?我们一辈子研究税法竟然都还不如你。”
我笑了:“我们双方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你们想尽办法多收税,而我们则想尽办法少交一点,这有什么奇怪呢?”
从此,我在政协会里成了有名的“炮筒”,其他委员当面叫我“大炮”,有什么与省领导不同的看法都怂恿我在适当的时候“开炮”。当了十五年的政协委员,开了不止十五次“大炮”。其实我倒是很喜欢“大炮”这个“诨号”,说:“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被人叫做‘孙大炮’,我虽然不及孙中山的万分之一,向他学习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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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伯父
听父亲说,我伯父早期也被人叫做“林大炮”,他喜欢演讲,即使只有一个人听,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半天。但这门“大炮”是专门打贪官污吏的——他从小立下宏愿,要为平民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做好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农会主席。他走遍全县大大小小几十个乡镇,只要有穷人被欺负的事他都要管,几乎是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有一年年底,省税务局新上任的局长听说我们这个小镇商业发达,生意“好做”,于是暗中派人来镇上搞突然袭击,把所有商家的帐本全部收走,然后按照腊月的生意账推算全年的营业额,计算每家应交的税收,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小镇每年的生意都集中在年底做,腊月的营业额几乎是全年的一半。如果按此强行收税的话,镇上所有的商家都得倾家荡产。伯父单枪匹马到省城找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硬是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省长“复查”的批文,等于彻底否定了税务局长的无理做法。
伯父也赢得了全省商人们的拥护。省商会刚好那一年竞选会长,人们一致认为商会会长非他莫属。要知道,商会是最有“油水”的民间社团组织,有钱有势。而伯父却认为自己比较熟悉农民的呼声,仍然参加竞选省农会会长并顺利当选。这农会平时连活动经费都捉襟见肘,会长相当于乞丐一个,只能到处讨钱,人们都笑他“傻瓜”,而他却乐当傻瓜。
伯父自己掏腰包,加上四处募捐办了一份“农民日报”,大力宣扬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写文章设想、探讨如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时议论纷纷,引起全国性的一场大讨论。但伯父也很清楚,在那个时候要进行“土地改革”还不可能,只能循序进行,先实行“减租减息”,减少贫雇农的负担。伯父的许多想法后来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那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胡的军官来厦门当“接收大员”,这“胡司令”利用职权大发其财,把日伪时代的“公产”和汉奸们的私产大多纳入自己的腰包里。日本人原来在禾山一带向农民强行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建设机场,胡司令把这土地纳入自己的私人财产,更可恶的是向原土地的所有者收取比别人还多了几成的地租!
禾山的农民们联名告到省农会,省里的知名人士都劝伯父不要管这事,说“这胡司令后台硬得很,而且鲁莽,杀人不眨眼”。伯父不理会这些好言相劝,动身到厦门,立即召开中外记者信息发布会,公开了“禾山土地本来就是现在这些佃农们拥有的”所有证据。胡司令当天灰溜溜地跑了。
伯父后来还特地带着我的父母亲到厦门禾山,指着一块地说:“这是禾山的农民想报答我准备送给我们的,你们看我们是不是要了,全家搬来厦门居住?”
其实伯父是说着玩的,他哪会收农民们看做命根子的土地呢?
省城有一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垄断了全省所有茶叶、香菇、木耳、竹笋、各种中药材的买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日进斗金,谁都不敢“染指”这些生意,据说真正的大老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农民们苦不堪言到省农会申诉。伯父经过长期细致的调查,掌握了这个公司垄断经营和不少非法买卖的事实,把这些真相在省农会创办的报纸上连续登出,终于扳倒了这只省里最大的“老虎”。同一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却败在这“老虎”身上。
古镇有一年发生了一件“海洋大案”——这是这里的人们对人命案的说法,据说是有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开枪打死人,杀人者趁着混乱逃之夭夭,长时间未能破案。警察局把镇上几个小混混抓去严刑拷打,结果招出是镇上最有钱的吕贤君指使他们杀人的,于是警察局就把吕贤君抓走了,有可能判死刑。
吕太太找到我伯父希望能解救,伯父到看守所询问那几个小混混,说是在大刑下他们只能转祸于别人,随便招一个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冤枉致死,招个“大富大贵”的人有后台也许能保住性命。伯父找了几个朋友,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吕贤君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像这样的冤假错案伯父一生中不知纠正了多少!
父亲如数家珍般地讲了伯父在大陆时许多这样为平民百姓做的好事:“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你伯父做了好事从来不想宣扬。”
伯父也因此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全省就他一个人当选,后来又成为“终生立法委员”。
父亲又谈了一件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往事——那是伯父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古镇老家,朋友们都来我们家“接风”,其中包括几位军人,师长旅长团长都有,突然有人进来对伯父说:“你弟弟今天早上到樵塘村照相,不知为什么被几个农民毒打了,现在身受重伤被抬到医院,正在抢救,还没有脱险。”
伯父唯一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樵塘离小镇只有三公里。伯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父亲,经过调查、询问,才知道打人者把我爸爸错看成另外一个人了,是误打。同行的几个军人气的咬牙切齿,叫嚷着:“我们去樵塘抓他几个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伯父先是安排医生小心照料父亲,直到脱离危险,然后独自一个人到樵塘,毒打我父亲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伯父对他们的家人说:“既然是打错了人,认错了就是,请他们回家安心种田吧。”
伯父到了台湾以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在官场里铿铿直言的性格,台湾人称他为“黑脸包”——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他在立委会长期分管华侨事务,被称为“华侨挚友”;曾经当过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为所有在南洋群岛的华侨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华侨回到大陆时都还在念叨着他的事迹;当教育部长时,率先采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可免费接受国民教育至国中(相当于初中)毕业,小学生均免试就近入学,让穷苦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还利用立委委员的身份促使整个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学生之学习权、受教育权、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应予保障,并使学生不受任何体罚,造成身心之侵害。
伯父一生嫉恶如仇,与所有贪官污吏不相往来,“不拈锅”,是后来的连战、马英九等年轻的国民党人学习的榜样。在他逝世时,严家淦总统为他立碑为志,上书四个大字“谠论流徽”。台湾有部很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就是以他的事迹为主线展开的。
伯父一辈子甘心过清贫日子,可谓“两袖清风”,亲友们都别想“拈”他的“光”,在大陆古镇、福州、南京和在台湾的台北当官的时候竟然长期租房子居住——按我妈妈开玩笑的说法,他“害”得我们一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直到七十年代初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在台北阳明山给每一个跟着他“浪迹天涯”的“终生立委”盖了一栋别墅,伯父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到了两岸可以正常往来时,伯母来到古镇,看到他的两个儿子都还不能“安居乐业”,回去就把阳明山的别墅卖了,卖房的钱平均分给住在台北、芝加哥和古镇的六个孩子,带着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钱来厦门买了两个套房给鄂、源兄弟俩,总算完成伯父生前一个未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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