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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当年“双百”和“反右”的事情搬到今天，其情形差不多是这样：党内出了很多问题，腐败啦，官僚啦，特权啦，等等等等，有人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找人监督，这样才能有所收敛。共党就说：要监督可以，咱党内不是有纪委嘛？加大力度就行了。那人说：纪委不行啊，都是一块扛枪几十年的老兄弟，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情况能变好才怪，要我说，还得找党外监督，我看各界的知识分子就不错。
那人这么一说，共党就炸毛了。丫这是党内矛盾还是党外矛盾？有啥事咱自己解决不行？非得让外人搀和？老毛你忒不地道!而且现在正是非常时期，稳定最重要，这算是五十年代的维稳论了。
从自干五的角度出发，维稳论倒也不能完全说是统治者糊弄人，稳定确实很重要。你要反腐可以，但要对后果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准备，反腐成功还好说，要是失败，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毛泽东发动“双百”，本就是一意孤行，党内就没几个赞成的，事情最直接的后果也证明的毛泽东的轻率：第一，他所看重的各界知识分子没有多少能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党内的反对力量出乎意料的强大，愣是把对自己的监督变成了反右，还很成功的扩大化了，反右可以说是共党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强力报复，他们一反扑，整个文化界就完蛋了。
另外，据我所知（当然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说法），当初毛泽东找知识分子开会，那时就有很多心理阴暗的家伙猜测毛泽东这是被排挤之后，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另起炉灶夺回权力了，因此他们对共党的批评监督，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抢班夺权去的，很多话当真是大放厥词，胡说八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现在的很多公知有得一拼，文人的操守，比之他们唾弃不已的政客并不强到哪儿去，别看他们整天以国家的良心自居，真做起事来还不知道是啥德性。英雄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话倒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共党的火气，一方面是被踩到了痛处，恼羞成怒，另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给撩起来的。
总之，这是毛泽东跟党内官僚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很遗憾，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又找了一群猪队友，一败涂地。猪队友因此元气大伤，以后知识分子恨毛泽东恨得牙痒痒，倒也情有可原。
之后的大跃进，毛泽东又背了一回黑锅。如果将大跃进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毛泽东最多是制定战略的人，真正冲锋陷阵，在前线指挥的是刘邓等人，浮夸风共产风也是他们吹起来的，说起来，第一个要求《人民日报》停止放卫星的还是毛泽东，结果这些都被无视了，气得毛泽东骂当时日报总编辑邓拓是“死人办报”。
及至后来庐山会议，本意是反左，纠正大跃进中偏左的错误，因为彭总插了一杠子，集中火力批刘总，刘总奋起反击，非要置彭总于死地，整个会议又被歪楼，反左愣是变成了反右。彭总差点被弄死，还是毛泽东保下来的，刘总错误一大堆，还是毛泽东帮他背的黑锅，为的就是避免党内决裂，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又里外不是人了一回。
以前看彭总批评大跃进，总以为是在批毛泽东，毛泽东恼羞成怒，再加上儿子的死迁怒于彭总，最后把彭总给撸了。却不知道，大跃进的主持者是刘总，批大跃进就是批刘总，刘总恶狠狠的说“谁都可以平反，就是彭总不行”，两家死磕上了，要不是毛泽东居中周旋，真不知要如何收场。
反右让毛泽东不再相信知识分子，大跃进则让他不再轻信刘总，之后的四清运动，毛泽东就不再像大跃进那样任刘总放手施为了，刘总果然一派官僚作风，四清弄成了四不清，毛泽东开始有将刘总拿下的想法。
文革是毛泽东给刘总的最后一次机会。党内出了走资派，脱离群众，需要一次新的革命将这些蠹虫清洗掉，刘总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工作组，只不过，工作组没有将矛头指向党内，而是党外。当年反右的情景再次重演，毛泽东想向党内开刀，刘总就将祸水引向党外，毛泽东想破除利益集团，工作组组织的红卫兵就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红色世袭贵族的想法，高干子弟们结成团体，鼓噪青年人杀人放火，迫害老师，老舍不就是这个时候自杀的吗？当然这些后来都算到毛泽东头上了。
只是毛泽东这次也没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头上，他再次祭起了大杀器：发动群众。并鼓励群众夺权。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这样的一个统治者：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创立一个政权，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建设这个政权，最后用了十年的时间摧毁这个政权。有人说他疯了，可如果你将他的那些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话当成真话，而不是忽悠人的假话读一遍，当你把心态转变一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的言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发动文革了。
共党已经变质了，他已经背离了当初的纲领，在本质上跟其他的统治阶级没什么区别，该腐败腐败，该官僚官僚，该作威作福就作威作福，该欺压民众就欺压民众，以往的统治者该做的事他一样没落下，无非就是个度的问题，有些统治者做的太过，结果玩完，起码现在看来，共党的统治还是很牢靠的，除非爆发世界大战，我实在找不出能推翻共党统治的力量。
诚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政党还是很有本事的，以中国的情况，很难有另一个政党做的比他还好，中国在共党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希望复兴，重新伫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我本人也算半个自干五，在网上被人骂做五毛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自然不会觉得共党就那么不堪，即便是共党变质了，也还是一个了不得的政党，只不过，现在的共党跟他当年自己承诺的差得太远，他当初说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社会，他当初反复宣称，信誓旦旦，结果建国没多久就很自觉的成为了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随之而来。我不是说变质了就一定是坏事，只不过强调这是个客观发生的事实，他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共党的变质当然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从一建国，这个进程就不可逆转的在发生着。说起共党的奋斗史，也就是革命史，一般有三种理解。
最低级也是最庸俗的一种：革命就是为了掌权，就是为了坐天下。共党中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思想境界上，他们跟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没啥区别，甚至还有不如。无非是批了层共党的皮，满脑子都是封建山头思想的土鳖罢了。糖衣炮弹的威力，就体现在这些人上面。
境界高一点的，革命是为了强国富民。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对祖国确实怀有赤诚的爱，为了能让国家强大，那真能豁出命去。可敬可佩。但这种人说到底，还是跟国民党没多大区别。国民党整体的软弱和松散导致他对外的妥协，被共党瞧不上也是活该，但国民党内部绝不缺少忧国忧民的人，这两者的对比，就好像《亮剑》中的楚云飞和李云龙，你能说李云龙就比楚云飞高尚？反正就我所知，喜欢楚云飞多过李云龙的大有人在，这么看的话，两者只是所属阵营不同，能力不同而已，共党能力强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而且，即便李云龙最后胜利了，楚云飞失败，但李云龙以后要走向何方还很难说。看亮剑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李云龙最后被逼自杀惋惜不已，因此又加深了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痛恨。但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真的都是冤枉的吗？
就拿李云龙来说，这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当真是把一个八路军将领给塑造成了人见人爱的好汉，重情重义，慷慨豪迈，爱国爱党，正直不屈，即便是他的缺点都那么可爱。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建国之后居然玩起了婚外恋，差点就将他那位同患难的妻子给一脚踹了，要知道，那可是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结发妻子，这家伙差点就成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李云龙的例子是对当时中共的一个折射，很多像李云龙那样的将军，进城后就变成了土匪，欺男霸女，三妻四妾，乱搞男女关系。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就是《婚姻法》，这是在毛泽东的授命下，从苏联归来的王明主持制定的。毛泽东之所以选王明干这件事，一个是因为他对于成熟的婚姻法比较熟悉，另一个就是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也只有王明这种外来户才能干。
慷慨正直的李云龙可以变身陈世美，看来第二种境界的共党也不怎么靠得住，革命一场，到头来还是有力者多吃多占那一套，无非就是吃相比国民党好点，占的比国民党少点而已。当然，这么说有抹杀共党成绩的嫌疑，我从不想否定共党对中国的贡献，但像李云龙这样的共党充其量就是个有能力的统治者，绝不是什么马列主义者。
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给李云龙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其实在GCD的党章里从一开始就说的很清楚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富裕而没有压迫的国家。按照李云龙们的做法，中国倒是能强大富裕，但绝不会缺少压迫，而消除压迫和剥削正是GCD最重要的一条宗旨。跟着共党闹革命，就是为了消除压迫，消灭阶级，结果到头来却又很多共党干部自己变成了压迫者，变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一理论出发，说李云龙他们是反革命并没有冤枉了他们，当初他们入党，曾对着党旗神圣的宣誓，那是革命的誓言，如今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那就是反革命，这毫无疑问。
明白了李云龙们的做法，明白了共党的纲领，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一目了然了。这其实跟当初毛泽东撇开党组织发动“双百”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初他依靠的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次他依靠的是几亿人民群众，以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在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双百”是为了让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意见，监督共党，“大鸣大放”是为了让老百姓自由表达意见，监督共党。在没有互联网，各级官僚一手遮天的时代，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表达意见，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手段。
文革的爆发，很快震动了世界。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反应。过去人们对共党领导人的看法大体只有一种：斯大林式的强力统治者。斯大林很厉害，但他号称共产，实则维护的是一个官僚集团，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在野的时候口号的喊的震天响，一旦上台，就把人民撇一边去了。这是几千年来统治者的共性，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两者都是官僚的天下，只不过资本主义的官僚后面还 站着大资本家。
对一个政治力量来说，不管你当初再怎么喊平等，上台之后造成不平等的最大力量就他本身，古今中外概莫除外。两大阵营谁 也别说谁，在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下层民众心中都憋着一股火。
结果现在却出了这么一个统治者，他居然鼓励本国民众冲击本国政府，他明确对民众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沿路，最有名的莫过于陈胜吴广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封建时代的造反宣言。但说这种话的人都是造反者，当他们造反成功，是绝不会认同这句话的。刘邦当年想来也曾响应这句话，等他当上皇帝，最容不得的，就是这句话。
所有的统治者都是这样，唯有毛泽东不同。他甚至手把手交给民众造反的方法，主动帮他们创造理论依据，他告诉民众：当一个政权蜕变为欺压民众的利益集团时，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推翻他，即便这个政权是我建立的，也要毫不留情的砸碎他。就像我在很多贴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签名档：
很多网友用这句话打共党的脸，大概同时也想打一打毛泽东的脸。想打共党的脸可以，但说起打毛泽东的脸，实在挨不着，他们幸灾乐祸的认为：你看这就是共党当年忽悠人的话，说的多好啊，还是你们的领袖说的呢，结果言论现在被重新挖出来，打脸打的很爽吧？
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当年敢把话说的那么死，那么绝，那么不留余地，是因为这是他的真心话，绝不是什么忽悠人，只可惜，信奉厚黑学的人们心中成见已深，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固执的认为，毛泽东这些动听的话都是假的，就像现在烂大街的“为人民服务”一样，老子要信你才怪！老子现在觉悟了，有自己的思想了，再也不受你GCD的愚弄了，早就把你们的真面目给看穿了。于是毛泽东在他们心中跟那些口是心非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那些官僚更可恶，乃至于邪恶。
毛泽东从理论上给了民众造反的权力，并且向民众保证，你们冲击政府，不会遭到军队的镇压。在依靠党内监督已经不可行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干脆的将监督和审判的力量给了人民，这也就是后世深恶痛绝的批斗和公审。在那个时代，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好干部的人被批斗，被迫害，但如果我们将那时的情形搬到今天：某日，习总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审判贪官污吏，批斗砖家叫兽，并向民众保证，军队不会来镇压他们，可以想见，人民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那些官僚会有什么下场。很多人——即便是整天骂共党的人——都有个观念：毛泽东时期的共党大部分是好的，没多少贪官污吏，没多少砖家叫兽。可如果没贪官污吏，大跃进是怎么失败的？当年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三反五反又是反的谁？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亩产万斤的又是谁？
那个时代的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和砖家叫兽的痛恨丝毫不下于现在，他们所受的委屈也不见得就比现在少，现在有这么多人大骂共党，却不知道，当年的人民对于共党的观感其实跟现在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没了毛泽东那样的人物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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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1 13: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