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思歌腾的故事

龙行天下

思歌腾的故事 发表于 2016-4-25 16:53
忘不了的4.25   47年前的今天——4月25日，是大家忘不了的日子 ...

不忘下乡那一天，
战友总要聚会餐，
大家共同作回忆，
有苦有乐也有甜。

龙行天下

思歌腾的故事 发表于 2016-6-15 14:43
老陈轶事晚上刚刚回到家中，手机响了，一看是老陈。老陈说，你明 ...

老陈也是当年友，
同学插队也同走，
如今仍然真挚交，
根本没有虚应酬。

思歌腾的故事

老秦

    老秦，40多年前曾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达赖东公社的天津知青，我和他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

   大约6年前，我还在一私家诊所上班，这是退休后自己的第一份额外工作。那时这家诊所装修还相对简陋，诊室和输液室分里外间连在一起。那天下午，没什么病人，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那输液。他患有高血压，最近常有头晕，化验血脂、血粘度较高，所以输液治疗一下。病人一边输液一边和护士闲聊，不时有谈话的声音传了过来；他说他年轻时受过很多苦，下过乡，现在该享福了吧，病来了。听他说下过乡，看年龄段应该是老知青了。由于自己也有下乡经历，所以对同命运的人总是有一种同情和亲近感。于是便起身来到他的面前搭讪起来。我说，您下乡在哪？他说，我乡下的地方可远了，冬天可冷了。哪啊？内蒙，牧区。牧区？我心里一动。牧区哪里？新巴尔虎右旗。好么，这一说，还说到一块去了。我说，我也下过乡，也是新巴尔虎右旗，黄花公社，你呢？达赖东公社。真是太巧了！从此，我们便认识了。

   老秦，中等身材，长的粗壮结实。他比我小一岁，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年受文革思潮影响，思想单纯也比较激进。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他就毅然决然地选择提前一年跟着高他一届的学长们报名去了内蒙牧区，成为了一名草原新牧民。1972年冬天，草原有了在知青中征兵的任务，老秦有幸入选当了兵，在部队一呆就是7年。复员后回津，被分配到某五金厂当了一名保卫科干部。后来改革开放，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老秦便走上了创业、经商之路。起初干得还不错，也有了些积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秦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使老秦几乎赔了个底儿掉。所以不再经商，靠给别人打工一直到退休。多年来的劳碌，使老秦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平时血压经常在180/120毫米汞柱以上，服药也无济于事。后来经过认真的治疗和调整，这几年才逐渐地稳定接近了正常。

    近来我很少去这家诊所上班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起来。不过有电话、有微信，所以我们仍保持联系。和老秦这些年的接触，感觉他很朴实，也很有文采。他也曾是新右旗知青联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们草原知青的第一本自编自写的书“草原思歌腾”就有他的文章被收录其中。

  那天上午大雨过后，接到老秦的电话，说中午前能赶到我家附近，要将他写的一篇克尔伦通讯征文手稿交给我。因为他不会电脑打字，也不太懂上网发邮件，所以想委托我帮他打好后，通过电子邮箱转发给克尔伦通讯编辑部的乌兰花。我和老秦相识多年，当然很愿意帮这个忙。他向我询问了我家的具体方位，我也叮嘱他快到时打电话，我好下楼来接。

   看看已经十一点多钟，想想老秦大老远赶来一定也没有吃饭，所以便准备了些饮料，等老秦来时顺便请他在家附近吃顿便饭。此时时间已过十一点半，老秦打来电话说他快到了，我急忙带上东西下楼，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我便邀他到附近饭庄边吃边聊，但这老秦说破了天也是不去，我是真心实意地相邀，他是真心实意地不去。他说，他还有重要的事去做；刚刚在近郊买了房子准备装修，已经约好了人，只是想把他写好的稿子交给我。他说，你给看看，该怎么改就怎么改。看他死拧的样子我也不好强邀，但我们站在路边却聊了很多，他又提起了他选调当兵的事情及复员回城的经过，不觉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饭店就在近前，有这功夫这便饭也都吃完了。

   回家后看了老秦的稿子，心随着他的所写，又一次回到40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想一想我们知青一代，确实不易。最近我们新右旗克尔伦通讯正在着手编著又一本我们知青自己写的书——“情系巴尔虎”，老秦的“抉择”就是其中的一篇约稿。他所讲述的是草原知青当年重新分配后去向之入伍参军的那部分人的一些故事和归宿问题，他将本文命名为“抉择”也是颇有心意的，知青的命运由谁来抉择，是我们自己吗？

   下午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将他这篇两千五百字之多的稿子打完，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乌兰花。能够做好和完成朋友之所托，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和老秦相识并成为朋友，主要是一种知青情结；艰苦的草原生活经历，培育出了我们正直、不虚伪和坦诚待人的品格，磨练出了坚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两个萍水相逢的人能有共同的语言并相互信任。有人说天下知青是一家，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龙行天下

闲聊发现下乡同，
结成友谊互帮拥，
知青当年同命运，
如今牵手夕阳红。

思歌腾的故事

知青小聚——大家一起回草原

   一周前收到群主、库（简称）的微信，说他想请部分同学小聚共同商量明年回草原纪念下乡50年事宜，他希望我能参加并就相关活动提些建议。由于我有工作在身，不敢保证能准时参加，便说我看看吧，尽量。周一上班后即找到相关领导相商请假事宜，为了不影响工作，提前加一个班，为自己参加这个活动提供了保障。9月8日上午10点钟以后，前来参加活动的16名老知青陆续赶到。作为特邀嘉宾，有着“知青专家”美誉（这是本次聚会时人们赋予他的一个称号，其实我觉得称他为“明星知青”更为妥当，他是目前草地知青中活跃在天津知青舞台上的活力四射、才华横溢的、较为耀眼的一颗新星）的杭乌拉公社启旗还有本公社白音宝力格队的老程——他在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一个（曾任某大医院领导之职）。库之所以特邀他们参加，可能是想利于他们的资源，以便于明年回草原的活动更能顺利进行。
   能够回到青年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看看，一直是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近十年来曾婉拒多人邀我一同回访草原，主要是担心身体不好不便成行，只是把它当作埋在我心底的一个梦。而今大家决定明年同回草原，我也渐下决心参与其中。
   也曾经觉得重回草原是件可行也可不行的事情。因为离开草原已经45年，过去所认识的农牧民几乎都已作古，我们回去看谁呢？只是看看那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吗？去年8月，库曾带领几个老知青回了一趟牧区，受到了已有联系的、本公社的满洲里老知青洪深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后来又联系上了原达赖队的社员锁柱和巧遇了现任大队书记，他们虽然是小字辈牧民，但对曾经的天津知青印象深刻，并充分展现了蒙族牧民的淳朴和热情。在他们的安排和引领下，库他们去了想去的任何地方——曾经放牧过的草场，达赖湖、张勇墓等等。有了他们，让库对于明年的回访充满信心。
   一晃50年，半个世纪前我们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而今已步入晚年，且不少同学都有慢病缠身。虽然现在交通方便、通讯发达但回去一趟也非易事，因为毕竟路途遥远。 所以需要精心地准备和周密地安排，要确保大家顺利、安全、愉快地完成此行。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草原的夏天，是最美丽的季节也是回访草原的最佳时间，提前或错后天气会依然很冷。这段时间也是旅游的高峰时段，到时一票难求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设想，旅行时间以一周为宜，最好选择双飞。而今已经有天津直飞满洲里的飞机了，这样可以简便行程、减少许多劳顿之苦。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我曾经放牧过的草场；莫盖图、查干陶勒盖、三间撓来、颐和波楞，还有大队仓库，我曾在那里放了半年多的趴虎子，还有那一块标志性的被称为乌呼鲁初鲁的大石头，我应该跟它留个影。我还想去东庙看看，毕竟我也在那生活过半年时光，虽然现在的东庙早已风光不再。达赖湖，我曾在湖边放过羊，钓过鱼，在湖中游过泳，也是很想去的地方。虽然原公社所在地额尔敦乌拉已成废墟，但还是要去看上一眼。1972年夏天，我和库被抽调到公社参加整建党和一批三查运动，运动结束时库等几位知青被发展入党而我被安排在第二批。但天有不测风云，随着草地知青的重新安排和调动，使我失去了这个机会，不然也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然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一年我在公社巧遇后来牺牲在草原的张勇，那一天我得到了她热情的帮助，在我们举目无亲、无处食宿的窘境中是她为我们安排了住处解决了难题。所以重返草原，到张勇墓前表达我的哀思也是必须的。在千里草原，北国边疆，过去的曾经的草原知青绝大多数早已离开了这里，唯有张勇墓和墓碑依然还在。我们的同学、战友长眠在此，而今大家就要来看你了。想到此，一种辛酸之感油然而生。唉，这就是人生！
   库很想为明年的草原之行设一个主题；就是想为那里的人们做点实事，这也是他召集大家征求意见的初衷。这就需要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接触，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头绪，自己找上门去不显得突然么？我明白他的意思，也表示支持但也有些不以为然，凭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想这些我就不必操心了。聚会中已经初步拟定了几位同学负责筹备各项事宜，一切交给他们去办，到时我们只要很好地配合就行了。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库不失当年本色，这些年来一直热情地为大家付出，的确是一位好同志、好同学、好朋友。
   距离明年的重回草原还有10个月的时间，我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重点是调整好身体，免得到时给大家添了麻烦。我想每一个身体有些问题的知青朋友都要关注到这一点，以便我们安全顺利地完成此行。的确这次不去，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50年前，受时代潮流影响，我们满怀激情、满怀热望、满怀理想地来到草原，数年后我们多数人又满脸彷徨、满怀失望甚或满怀悲伤地远离了它。50年后，已是年过花甲、满脸沧桑的我们却非要回到那个我们曾经奉献了美好青春、大好年华的草原去看一看，只是为了再看看那里的一草一木、找寻一下当年放牧的感觉、回顾一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吗？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结？相信没有几人会称颂上山下乡年代如何之美好，也没有几人会说草原那一段生活不寂寞不艰难，但这帮人，老了老了却对那里十分地思念，这是一种单纯的老年怀旧吗？是一种纯粹的知青情结吗？我说不清。

红樱桃

新巴尔虎右旗五十周年纪念又要出一本草原知青生活情节的书，听说知青博物馆要扩建，明年下乡草原知青五十周年，听说不少天津知青准备回草原。

龙行天下

众友再议回草原，
点点滴滴难忘间，
那片热土与亲人，
都想再去看一遍。

思歌腾的故事

                  读药贩子有感

   看到文友八村先生所写“药贩子”一文，颇有感触。我从医多年，退休后又在一家私人诊所坐诊了几年，所以对药贩子们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大批国企开始了“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工人下岗，持续了几十年的“劳保”名存实亡，职工及家属看病一般不再有单位报销之说。所以那时在医院里见到有病无钱医治的情况很多，百姓怨声载道也很司空见惯。

   进入了21世纪，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人人应该享有医疗保健，我们国家也正式启动了城乡职工医疗保险机制。从那时起，凡是符合规定者都有了医疗保险，都有了医保卡和医保证。看病可以按照比例给报销了，但最初还需要个人垫付，到年终或在规定的日子里由单位到医保机构申报报销。由于需先个人垫付且还有一个高额的门槛费，所以除非真的有病，一般看病开药的人并不多，医院也不算太忙。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大约从十年前始可以直接刷卡看病了，个人花过门槛费后按照比例承担个人应负担的部分而其大部分则由医疗机构垫付，最后再到社保中心去结算。如此方便了百姓，看病、开药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人满为患，特别是到了年底来医院开药的人群之多之拥挤超乎想象而真正有病急用药的人拿不到所需药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苦了这些人也苦了医院、苦了大夫们，可以想象医院门庭若市的样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就医环境？由于是医院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用，最后由社保中心来结算，假如结算中心认为你的用药不合规定，它是可以拒付的，而拒付的金额由医院承担而非病人，假如医院的领导觉得这损失不可承受，那便转嫁到了相关科室和相关的大夫身上——由他们来负担损失，如此医生也有怨言。

   由于有个门槛费；普通病650-800元，门特1300元，而这门槛费每年都得有，所以花过门槛后，余下的那数千元医保账户，在年底前一般人都想把它用完，有用的没用的也要取些备用药，有的则直接把它转卖给药贩子换取些收入、“弥补门槛费的损失”，后来有些人就干脆把它变成了一种收入、一种生活来源！“药贩子”作为一种职业也就应运而“发”，似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壮大，他们几乎遍布了各个医院门前、街道角落乃至菜市场周围。其情景正如八村所描述的那样。我想这也是商品经济派生的一种“商业模式”吧？这些药贩子成为暴发户也就不足为怪。在金钱私利面前，道德变得一文不值。

   药贩子的确需要治理但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一般是收销售一条龙。这些被药贩子回收的药品，最后还要回到医院、回到患者手里。所以提醒大家到医院取药时，特别是到某些民营医院（公立医院药品零差价，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特别是一种药品超过两件时一定要看看它的保质期和批号，如果一种药品出现了不同的批号，那一定是从药贩子那里回收的、不知过了几手的甚至存在质量问题的药了。

龙行天下

今日细解药贩子，
形成原因与机制，
特别劝你看批号，
否则过期危险至。

思歌腾的故事

大伟

   去年天热时候的一个下午，我正行走在路边。忽然耳边一个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抬头一看；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陌生男子正满脸微笑地跟我打招呼；还认得我吗？看着他一脸的憨态，我的大脑飞快地搜索着，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脱口而出；大伟！

   我们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晃40多年没见面了。

我和大伟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发小了。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文革前她母亲（我们称她为庄姨）和我母亲都参加街道工作——那时叫群众代表，所以关系非常好。大伟是独生子但非亲生，而是从某亲戚家过继来的养子。上山下乡了，在一向积极左倾的庄姨鼓励下，大伟报名去了牧区——内蒙呼盟新巴尔虎右旗。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不是一个学校（大伟是爱国道中学，我是42中），所以没有分配到一个公社。大伟所在的贝尔公社是西旗最为偏远的地方，限于当时草原的落后条件，我们到牧区后各自投身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大多时间都在蒙古包放羊的日子里渡过，所以几乎没有联系过。唯一的一次见面还是1971年6月3日，张勇牺牲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他们是乘坐旗里安排的解放牌卡车来我们黄花公社的。对此大伟记忆犹新，他不无感慨地说，咱们上次见面还是那次集会呢！不过那么多年你的模样没怎么变，所以我一眼便认出了你，然而岁月不饶人啊，当年我们风华正茂而今都已暮年！

    大伟是1972年初冬离开草原的——他父母年事已高，当时有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可以特需、特困等原因回津。当时，牧区已经开始了对天津知青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去大庆，一部分去农场，也有当地选调任务。大伟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了回津。

   国庆节后的一天，我们在河西正阳春饭店小聚一次，除 我俩外还有我妻（她俩是初中同学，下乡也都在贝尔公社）、还有住在附近的我哥、弟弟、妹妹等都来坐陪，因为我们两家可谓世交了。

  大伟回城后被分配到某运输场当了一名汽车司机。后来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此时父母已相继病故。随着改革的大潮，单位越来越不景气，特别是运输场（如今早已被“物流”替代）。所以1995年大伟就下岗了。为了生活，他靠会开车的技术多年来辗转多家公司或私家企业给人打工。当然再就业的日子是艰辛的，有一次还因车祸差一点就送了命！他甚至还在海河边的一个尼姑庵当过司机，给二和尚们拉货送矿泉水（从大伟口中得知，寺里的尼姑叫二和尚，庙里的和尚叫大和尚）。打零工的日子一直干到退休，一直干到他突发重病（心肌梗塞）。

   如今的大伟，孩子早已成家，有了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孙子，老伴身体尚可。俩人都有退休金，日子还算无忧无虑。

   40多年后故人重聚，让我颇多感慨。感谢命运，让曾经的发小“狭路相逢”。感谢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通过网络和电波随时保持了联系。感谢命运让我们还能快乐地活着，感受着发小、老街坊、老同学、老知青纯真、朴实的友谊。

   我和大伟，闲时常常打个电话互致问候。在个人的生命里，多了一份友情，也多了一份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