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王英

忆阳山插队生活诗词三首     黄小励

其一：

忆阳山，调寄“望江南”；写于纽约 2004年8月

 

 

忆阳山，

重峦复迭嶂。

碧水修竹几分秀，

甘薯玉米半年粮；

翻山小路长。

 

忆阳山，

首忆是新圩。

书生学耕初尝苦，

村民相教是良师；

农艰始认知。

 

忆阳山，

再忆是江英。

筑坝修渠挑重担，

赋曲演戏抒豪情；

路漫求索行。

 

其二：七律：忆阳山下乡岁月赠陈挺；写于纽约2009年3月

 

犹记粤北山风劲，

漫步乡间月色银。

笑论烹煮开窍语，

助裁衬衣学姐心。

演出化妆描细细，

渠化编舞教殷殷。

县城赶考同床寐

少年情谊念到今。

 

 

注：下乡时我和陈挺不在一个大队；诗中写我和她相处时的几件事，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我下乡时十六岁，不大会做饭，尤其是用鸡作食材。当年新圩大队知青聚会，一般是许光远主厨。他说蒸鸡要放姜丝红枣。我为此就教于陈挺，她评论说，自己不喜欢放红枣，太甜。

在新圩下乡的那两年（1968年到1970年），中国经济经过文革初期的滑坡后，开始回升。我们这些城里下乡青年，感觉到当时因城乡差别和经济分配形式而产生的一些机会。比如，当时中国买布要布票；像被称为“的确凉”的化纤新衣料，在大城市如广州是抢手货，不仅要票证，还要排队，因此很难买到。可在阳山，因为山区消费水平低，分配来的“的确凉”衣料，价钱较高，乏人问津，因此免布票。我那时买了一块粉红色“的确凉”衣料，请陈挺帮我裁缝一件衬衣，她还教我如何钉钮扣才耐穿。

1973年初，我到县城附近的花溪嘴渠化工地劳动。五四青年节时，工地指挥部要我带几个姑娘搞个节目参加县城的文艺演出。我在惶恐之下，到县宣传队请陈挺帮忙。她给我们编了个歌舞，非常耐心地教我们动作；到演出时，她还亲自到后台为我们化妆。当然，在阳山知青几年乡村生活中，搞了好几次演出，幕后的化妆与舞台设计等，往往也都是陈挺在操心。

1973年夏高考时，在农村的广州知青到县城赶考，投靠当时在县宣传队工作的陈挺、余颖华和吴幼坚。好几个广州女知青到县宣传队的女宿舍过夜，弄得颇有些鸡犬不宁的样子；那两晚我是和陈挺同床睡的。

　　　　　

　　　　　

龙行天下

当年下乡实经历，

方方面面多回忆，

清楚记得桩桩事，

如今写出比肩记。

王英

作者简介：钟如芸，1966届广雅中学新五甲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连陂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1971年初迁往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后搬到企山生产队。曾参加沙坝水库工程建设和高峰公社群峰大队六仔崆生产队的调查工作。1973年9月在中山大学生物系读书，1976年底毕业。1977年初分配到广州中药第九制药厂（羊城制药厂）科研组（研究所）。1986年调到侨光制药厂研究所。1988年秋到美国，1989年春进入纽约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读药物化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底毕业。1992年春起在新泽西州惠氏研究所（Wyeth-Ayerst Research）工作，1997年底跳入先灵葆雅研究所（Schering-Plough Reaserch Institute）工作。2009年退休。

王英

不了阳山情 钟茹芸    

 

    当我离开阳山的时候，我并没有依依不舍，而是感到幸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剥夺了我们不少人在黄金时期的读书机会和就业理想，破坏了我们不少人的美好前途，危害了我们不少人的身体健康。几十年后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句话的目的和历史意义只是为了收拾文革的烂摊子，我们的青春激情只是被愚弄。这种受骗的感觉使我一度耿耿于怀，使我一度不愿回忆阳山。

 

     然而在阳山的近五年里，我们学会了种田种菜，挑水煮食，磨刀砍柴；我们明白了农民养活了我们，养活了人类，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吃大锅饭是会饿死很多人的。上山下乡使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它的历史，它的结构，和藏在它背后的看不见的真理。阳山生活给我的一生打下了无形的烙印，当我在纽约的制衣厂打工挣学费的时候，在研究所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我有时会想到在阳山插秧的时候如何缩短间隙，增加工作效率；阳山的磨练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勇于克服困难，不怕贫穷，不怕失败。

 

    今天是什么令我们不能忘却阳山？是对那种纯朴无私的精神和天真但美好的理想的怀念。阳山知青的刻苦，无私，乐观，向上的精神使我们连结在一起。

    

    狼某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广州，她到阳山县城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年她刚刚退休，闲不住的她决定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投入阳山的扶贫和教育事业。在以后的两年里，她再次把阳山看作自己的家，住在那里，不计报酬，为它的发展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不顾一切只顾捞钱的潮流中，她逆流而上，再次令我敬佩。

 

     回广州的时候，有一段水泥路上居然晒着谷，我大叫咁都得，但有人跟我说，这并不稀奇。到清远时路过一个悬崖，路从悬崖的半腰走过，下边是一片嫩绿色的梯田，美得使人想起云南梯田。已经是11月中旬，这片嫩绿的梯田却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气息。回到广州已是天黑，似璇在东山湖公园大门口接我回家。至今他还记得，我带回来一大袋番薯，还有糖环。

王英

考大学  钟茹芸

 

    随着知青们陆续地离开生产队，离开公社，离开阳山，我们的激情逐渐消失，我们的坚持性逐渐减弱。我们再也不是天真幼稚的小孩子，扎根农村也许是时髦的口号，但决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需要出路，有的人等待出路，有的人寻找出路，有的人铤而走险。1973年，我终于得到了考大学的机会，那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我拿起数理化的书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临考前，我们进行了集体复习。我记得李明关于准备政治课考试的讨论，她找到生产队里念中学的孩子们的课本和作业来学习，这一点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年当地农村青年也参加高考，考完试后传来了很多笑话，其中有一条填充题是“尼克松是            。”回答是“尼克松是一种农药。”按照广东话，“松”和“虫”是同音的，多么丰富的想象力。

 

    来阳山招生的有华师，中大，还有中山医。我很想报中山医，可是中山医的名额全部都给了本土的农村青年，我完全没有机会。到我们已经被录取了，突然跳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竟然被中央看中，录取的名单可能要重新审核，我们又不得不再等待。后来因为重新审核只是在少数地方进行，我们有幸逃过了。73年9月，我成了中大生物系的第三届工农兵学员。

王英

回家养病   钟茹芸

 

    由于屡次生病，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增加了。在广州养病期间，我接受了不少民间思想。也许因为林彪事件的发生，也许因为对知青政策的不满，我听到不少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也听到很多对极左思潮的批评。是的，也许我过于偏激，也许我只是天真烂漫，但是上天知道我的真诚。文化革命中一个又一个的最大的当权派被打倒，一个又一个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被揭露，我们还以为自己的辨别能力低下，每每受蒙骗。为什么最忠实于伟大领袖的人会背叛伟大领袖？为什么马列主义者的书架上摆的都是《资治通鉴》？我们的国家那么强大，为什么阳山的农民还那么穷，那么落后，就象生活在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历史中？中农比贫农更会种田，更会精打细算，在经济建设年代中为什么要还要依靠贫农呢？是的，我们的辨别能力低下，因为我们没有只听上头的理论，没有掌握真理。这时似玢传给我不少外国小说，大多是手抄本，其中有《悲惨世界》，《牛虻》，《红与黑》，我被那些活生生的充满人性的故事吸引。为了寻找我心中的答案，我还看了一些哲学书，其中有艾思奇的著作。曾经企图读资本论，尝试了几次，觉得太难，只好作罢。也许那些小说，那些哲学书给我不少启发，但是阳山的活生生的现实和动荡的社会思潮也许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唯物主义者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而我们国家却创造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思想慢慢地冲出了牢笼。

王英

企山救火（杨小杨写）

    大约是1972年入冬时节，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听有人说“企山着火了”！我和志远走出村口往企山方向望去，果然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么大的火靠企山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扑灭的，“火光就是命令”，我们村、邻村已经陆陆续续有人自发赶往企山协助灭火。我和志远赶紧回屋告诉老皮，同时穿上鞋子赶往企山。几年前在新圩一次扑灭山火的行动中，由于我穿了胡萝卜那双不合脚的草鞋，没走多远鞋子就掉了，结果赤着脚根本没法接近火场，扑打不了几下就坚持不住了，双脚还被烫出了几个大水泡。

我们一路小跑赶往企山。夜色中火光冲天，我们远远就听到孩子的哭声、妇女的哭声、男人们的呼喊声、狗叫声、还有木头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响成一片，给人一种特别凄惨的感觉，这种情景就像“鬼子进村”一样，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我们的心头不由得一紧，钟如芸在企山，她的情况会怎样？

到了企山，我们看到是村口那排房子着了火，其中有两间房的瓦顶已经被揭去，熊熊的火焰直往上串，火势并没有往两边蔓延。有经验的、年轻力壮的男人有的爬到房顶上揭瓦泼水，有的在梯子上递水，其他人则到村口的圳上挑水。虽然气氛紧张，但大伙的行动井井有条。我们看到如芸低头挑水，都没工夫和我们打个招呼，但看到她人没有事，她住的房子与火场还隔着很大一片空地，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马上投入了挑水、递水的行列。

王英

企山  钟茹芸              

 

    从六仔崆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企山，那就是我和启枝离开寨狗塝后去过的村庄。它的后山就象一个直立的锐角的三角形，名副其实。小杨问我是否要进去看看，我害怕进去认不得人，别人也认不得我，就说不要了。我和启枝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长，我们72年到企山，启枝先被招去军工厂（72年11月）。我则有段时间患黄疸性肝炎回广州养病，住了好一阵子。不久后73年准备考大学，上大学前就离开了。

 

    但是我还记得那位热情关心我们的大婶，她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话语不多，总是手脚不停地忙着干活。我记得她送给我们的暗绿色的艾糍，又香又甜真好吃。我回城后曾经去探望她，她特意给我做了粉丝煮鸡，那对于她们来讲是上等佳肴啊。也记得我是这个时候开始学会吃辣椒的。我们的自留地里种了辣椒，启枝走后，我一个人煮饭吃，辣椒成熟的时侯，常常吃辣椒送饭（米当然不是生产队分的），起先还觉得很辣，但很快就上隐了。

当然也不会忘记六个猪脑的故事。我和启枝到企山一段时间后，都感到身体弱了，时有头晕眼花，有气无力，决定补补身子。我们相信吃脑补脑，就到江英墟买了六个猪脑，还有一些药材，挑去猪脑上的细小的血管和黏膜，做了一盘炖猪脑。回广州时告诉家里了，似玢说：“两个人吃六个猪脑呵？怪吾得你咁蠢啦。”

 

    我们在路边下了车，小杨为我和企山拍了照。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企山的那场火灾，并说那天晚上他和志远，老皮到企山看见我的时候，我抿着嘴不理睬他们。今天我请他为我写下这一段：

 

龙行天下

建设水库担子重，

江英墟头记忆中，

六仔崆的乡间事，

件件桩桩在心中。

王英

这件事他曾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真为他的热心感动。后来他经常上阳山，有时为山区的学校捐献一些电脑，去年夏天还给群峰小学的孩子们送去微波炉饭盒，使这些小学生中午能吃上热饭。

李志远还记得，村里有一位妇女，我们叫她绍姐，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六仔崆了，不知道自己的娘家在哪里。在一次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从高峰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干部那里打听到她母亲的下落。绍姐感激不尽，母女重逢不在话下。这件事我已经忘记了，但今天志远提起，使我感到安慰，觉得我最低限度为阳山的农民做了一点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