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闲人一个

有幸讨来了一本，待俺细细看来！

王英

我记得莫屋有一位社员经常对人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就是太阳”，人们说他得了神经病。毛主席的政治真是深入人心啊，就连这个边远的穷深沟里患神经病的农民都念念不忘文革中的红歌。记得上山后第一次回广州探亲时（69年春节期间），我们骑着单车，冒着冬天的毛毛细雨去派潭访问，除了尽情地吃丝苗米饭，被称做“阳山饥民”，我还记得派潭的知青们有生有色地描述了他们生产队跳忠字舞的情景：晚饭后，晒谷场上站满了男女老少，还有那些背着孩子的大嫂大婶们，穿着木屐，两手向上前方伸向“红太阳”，一上一下交替摆动，穿着木屐的两脚也交替地在地上踏跳着，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口中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 也记得我们在新墟公社表演《红灯记》片段，李明，罗伟平和陈挺分别扮演李铁梅，李玉和和李奶奶，我则扮演后台的角色，为铁梅吊嗓子（奇怪的是，我回城不久，嗓子就吊不上去了）。红歌至今仍如源远流长，毛主席的思想可能已被违背，红歌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情，却象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不能简单地抹去。

经过莫屋，我们来到了雷屋。雷屋的地堂仍然象过去一样整整有条，大婶们忙着晒谷，好不热闹。当年陈挺和章淑平（老皮）在雷屋，居住条件比较好，狼某和我经常去她们那边聚餐。我们会到她们的自留地里帮着干活，摘回来一些菜，然后一起烧饭煮菜，谈天说地，共享晚餐。有一次我们酿了糯米酒，狼某把酒倒起来了，把酒糟留在锅里，先到雷屋帮着种自留地去了。我从田里放工回来，快饿死了，打开锅盖，看见酒糟，高兴地吃起来，那酒糟又甜又香又顶肚，整整一钵我一口气吃光了。到了老皮她们的自留地，坐在田基上就站不起来了。后来不知谁帮我回到她们屋里，我就一直睡，连晚饭都没吃。这是我的第一次酒醉。

 

    我们来到老皮的好友伙娣家作客，她还是叫我们“烂鬼华”和“烂鬼芸”。

王英

今天的水圳变宽了，石板桥已经被拱桥代替，使人伤心的是水的颜色变了，那种象宝石一般透明的蓝绿色消失了，我们看见的是绿色的水，几乎象大跃进时小球藻缸里的水一样。梁屋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梁屋了。

 

    我们到当年的连陂小学转了一圈，学校已经建起楼房，孩子们围上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们穿的衣服已经跟上潮流了。离开学校，我们一起沿着水圳向雷屋走去，梁屋和雷屋之间是莫屋，这三个村相互连接，雷屋是是最富的，梁屋也相当不错，莫屋却很穷，据说是“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是当年卢学光和古汉光插队的地方。从卢学光的《斗鼠》一文可以看到，他们在莫屋的遭遇与我们有多么不同。也许由于莫屋比我们梁屋穷，也许由于他们的“阶级斗争”比我们复杂，我觉得我被照顾了，觉得我们队不够艰苦，没有机会给我足够的锻炼，没有机会让我深入地认识社会，认识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向县委张部长（张士儒）要求调去新墟公社最穷的桂花大队。

王英

在那长满野草的地堂之外，我们见到梁兴嫂在她的晒谷场上晒谷。她的地堂以前是一块水田，显然是分给她了。岁月如梭，她似乎有点驼背了，她是当年拿八九分的得力干将，样样活都干在前面，也是热心帮助我们的大嫂。一辈子当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真不简单啊。差不多走到村口，我们又见到梁钦。他是狼某的三同户梁松的弟弟，当时还很年轻，现在已有孙了。梁钦和当年的女青年梁顺（这次没有见到），是我们的好伙伴。阿钦现在生活富裕了，送给我一封利是。

 

    我们走在通往村口小水圳的石板路上，当年余颖华和我每天收工后就是走这条路去挑水的，路上的石板很大，蓝灰色的，被人们的脚步磨得很光亮。石板路跨过水圳，成为石板桥，然后伸向村口。桥旁的水边也铺了几块大石板，村民们在上面洗衣服，挑着木桶站在上面取水。圳里的水是那么清澈碧蓝，我们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圳水不知经过多少村庄，那么多人在水圳边洗衣服，用簸箕洗番薯，也许调皮的男孩子会跳到水里玩耍，把禾杆抛到水里，似乎都没有污染水质，也不知多少年过去了，水还是那么晶莹透亮。在淡棕灰色的珠江里游过泳的我们，决不错过穷山沟赐给的秀水，晚上收工回来，吃过饭，社员们都躲到屋子里去了，我们就跳到圳里。那是多么写意的时刻啊：皎洁的月亮当空，静悄悄的大地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我们泡在清凉的水里，洗去一天的汗水，一天的劳累。我们欣赏着依山傍水的田园的夜景，那嫦娥和白兔的舞姿，那闪烁不停的星星，那远近连绵的群山，那轻轻走来又慢慢离去的闪着银光的圳水。我们享受着微风送来的田野和稻花的清香，享受着纯洁美丽又含蓄的大自然的拥抱。

王英

我们住过的房子已经倒塌了，一窗之隔的梁屋厅堂也荒废了。当年狼某可能万万没想到，趁她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房间里捂着棉被收听美国之音（山区的接收效果比广州清晰多了）。虽然那时还只是为了学英语，但也许这对我的思想转变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用过的万叔家厨房也荒废了，从我们的住房经厨房到村口水圳的大石板路还在，但已铺满了尘土。梁屋的大门还在，大门的外面还是那个地堂，我们以前白天曾在这个地堂上晒谷风谷，晒番薯干和芥菜（芥菜晒至半干，放在罐里用来做酸菜），晚上曾在这里点着煤油灯练手腕力（剁喂猪的番薯藤）。那年在这个地堂上分番薯，我分到162斤，两个箩满得堆起了两座小山，我竟然一下子挑起来了，一直挑到我们的房间里，堆到床底下，这是我的最高记录了。然而现在的地堂已经长满了野草，鸡群在上面觅食，似乎成为它们的乐园。我不禁感到失落，现在是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了，人们都跑到别的地方盖房子了。似乎那时有生产队的梁屋是整整有条，现在没有生产队的梁屋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也许数百年或千年之后，这些废弃的由厚厚的泥砖砌成的冬暖夏凉的房子，以及梁屋的村落结构，会成为阳山的宝贵历史遗产呢

王英

在祥叔家吃过午饭，小杨和志远先去新墟，颖华，淑平和我开始寻访旧地。跟这里的很多生产队一样，梁屋背后是山，祥叔的房子就靠着山边。我们从他家走下来时，当年生产队的会计梁强从后面追上来。他一只脚跛了，拄着枴杖，大声地对我说，阿芸，我知道那8分钱的账错在哪里了，接着给我解释那8分钱的来龙去脉。天哪，没想到他把三十多年前8分钱的帐记得一清二楚啊，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当年我在生产队帮着当会计，这使我了解了生产队的财务是怎样运行的。我们每天的出勤都由记工员记录下来，到年底算出每人的出勤日，同时生产队开会按能力和贡献大小给每个人评工分，满分是一个劳动日10分（记得我被评为6－7分）。根据当年的收成，包括所有的农作物，谷，玉米，番薯等，按当时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减去开支，比如农药，化肥等，得到的净收入除以全队社员的总工分（每人的总工分＝出勤日x被评工分）再乘以10（每个劳动日10分），就是生产队的每个劳动日的收入。这个数字是衡量一个生产队穷与富的重要又简单的数字，是我们经常讲的数字。相当富有的梁屋队当年的劳动日收入是五，六毛钱。如果我的工分是7分，那么我每天挣的只有三四毛钱。扣取分的口粮，我们似乎没有分到什么现金。我们墟日去买猪肉的钱，还是家里给的。当我回广州探亲时，跟人说到这个数字，引起不少评论。似玢的同学黄粤明说，“从南方大厦行到海珠广场逐分钱执都不止啦”

王英

通过实践和观察，我终于学会了插秧的技巧。我半蹲着，把左手踭（肘）靠在左膝上，同时尽量靠近把秧插进去的地方，尽量使右手和左手的距离，也就是掰秧到插秧的距离缩到最短，两腿一边交替向右移步，一边不停地带动腰和屁股左右摆动，快手快脚，跟上了生产队的前锋。到夏季插秧的时候，我已经很熟手了。夏季的秧跟春季的不同，春季的秧是连泥一起铲起来，一块一块的，而夏季的秧是用手拔起来不连泥块，一扎一扎的，插起来容易一点。生产队里有各种各样的水田，有肥有瘦，有深有浅，有大有小。有一块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这块田小，只需一个人下去，田里的泥比较烂，显得比较深，我一脚踩下去把卷高的裤腿都弄湿了。下田后不久，我发现左小腿被一条骑乸（蚂蝗）叮住了，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摔掉。一看，原来它叮的是我好久都没有好的灌了脓的大疮，这下可好了，那种胀痛的感觉马上消失，第二天就好了。从这天开始我真正认识到骑乸是我们的朋友。

 

    

王英

我们用的厨房对面是梁锡的家。锡伯个子高高的，很瘦，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们自己开伙后，柴米油盐都得自己动手。我们得上山割草，一边割，一边摊在地上晒干，然后捆成一小扎一小扎的，再绑成两大捆，用一根两头尖的竹竿，一头插到其中一捆，用肩膀支起来，再插进另一捆，然后挑起来。如果草绑得不结实，挑起来的时候就会散掉；竹竿插不到重心，草也会掉下来。这些我们当然都尝试过，但队里的大婶大嫂们都热情地帮忙，使我们很快地掌握了技术。锡伯则教我磨镰刀，他首先告诉我磨刀不误砍柴工，然后教我如何磨刀。他说判断刀是否快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刀口一边看刀，看不到刀口。二是用大拇指轻轻地拨刀口时，感觉不是滑的，而是粗燥的。

 

    余颖华的外号叫狼某, 虽然我们叫她时“狼”的发音是第一声的, 它的意思仍是第二声的, 就是广东话的”好狼”。这个外号充分表现了她的个性，她非常要强，绝对不能落后，敢想敢干，决不向困难低头。我虽也争强好胜，但绝对不是她的对手。记得下乡后第一个插秧季节（春季），天蒙蒙亮我们就得起床了，我们跟着生产队下水田，脚踩着烂泥，弯着腰，左手拿着比巴掌还大的连着泥的秧苗，右手把秧苗连泥一小撮一小撮地掰下来，插到水田里。队里的大婶大嫂们已经插完一列了，我才插了不到四分一。好容易挨到“太阳上山岗”（9点多），队长梁诗叫收工了，才叹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家“吃朝”了，几碗粥加几个番薯下肚，稍为休息一下，坐在门坎上与对门聊几句，看见别人戴上竹帽，我们就知道又开工了。大概一两点钟收工“吃晏”，晚上干到天黑才收工。回来以后还得挑水做饭，吃过饭洗完澡，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这样几天下来，我就顶不住了。记不得是因为脚底起了石哽还是累坏了，居然开不了工。而狼某不怕苦不怕累，跟着大家干到底。使牛是男人干的活，她也要去干，有一次竟然骑到牛背上了。梁屋人给她的外号是”烂鬼华”, 其实可以认为是阳山话对广东话“狼某”的义译。烂鬼华不只在梁屋出名，雷屋的女仔也叫她烂鬼华，由于经常和她在一起，后来我也被叫成“烂鬼芸”了。

王英

我妈妈今年92岁了，还记得我们那口大锅。父亲去世那年，她在从英德茶场来看我。她说她先坐汽车到阳山县城，还得住一晚，旅店里有人大声讲电话，弄得她睡不好觉。第二天她到了我们梁屋一问，人们就告诉她我在田里，并带着她来田间找我。我招待她茶水，就是用煮麦羹的大锅来煮的，茶叶放得太多了，做出来的茶很苦。招待她的除了我和颖华，还有淑平和陈挺，妈妈至今还记得我的这三位朋友呢。记得她非常称赞我们的炸豆腐，当然还有阳山鸡。回干校时，她抓了一只鸡给似璇弟弟带去（他当时在英德茶场，离中大干校很近）。第二天还没天亮，她就得上厕所，我急急忙忙地点了煤油灯，照着路带她走出屋外。茅厕在梁屋大门外，离我们睡房有好几分钟的路，厕所没有门，只有门口，门口旁堆着一两捆竹篾。里面的地面是由木板搭成的，中间留一两条木板宽的空位，下面就是积肥处了。里面正在办公的人如果听到脚步声，就装着清嗓子，以免尴尬。农民们没有手纸，他们用的就是竹篾。虽然不是十分理想，但却是聪明的办法，还挺环保的。 我当时担心妈妈一定很不习惯，心里很不安。

 

    有一天，余颖华和我从七拱墟抓回来一头圆滚滚的黑色小猪，企图用未经煮熟的番薯藤（发酵饲料）把猪养大。结果原来圆滚滚的小猪越养越瘦，身上的毛黯然失色，肚子两边都凹下去了。后来万叔和万婶看不下去了，把它接过去养。没多久，小猪又变得圆滚滚的了，身上的毛也光亮起来。

王英

梁屋   钟茹芸

 

    我们来到当年余颖华和我插队的梁屋（新墟公社连陂大队第四生产队），先到我的三同户梁祥家。祥婶和家人，大女儿有娣（当年带我们下田的大姐），儿子梁学光，以及当年生产队的伙伴们请我们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中午饭，肉菜做得几乎象广州餐馆里做的一样，自然少不了阳山鸡。祥叔的房子似乎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从泥屋变成砖房了。当年我被安排到这一家，得到祥叔夫妇很好的照顾。祥叔已经去世了，他活到90岁呢。记得祥叔是中农，家底较好，为人忠厚，把我安排在他家，显然是对我的照顾。但我当时还想，怎么把我安排在中农家呢，不是让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吗。余颖华的三同户梁松的是贫农，但是家底也不错。

 

    下乡半年之后，我和余颖华自己开伙了。我们的睡房就在梁屋厅堂旁边，房间很小，泥夯成的地，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张床，旁边放一个尿桶。我们用的厨房是梁万家的厨房，有一口很大的锅，可以倒进去一个大木桶的水，这是用来煮粥或者麦羹（玉米羹）的。另有一口小锅，也比我们广州的大很多，是用来煮番薯芋头的。这两口锅放在同一个灶上，放草烧火的一端是灶头，连烟囱的一端是灶尾，灶头放大锅，灶尾放小锅，烧一灶，两锅熟。每天晚上我们煮一大锅的粥，一小锅番薯，吃了晚餐，剩下的就是明天早上和中午的粮食了。到了春天，番薯吃光了，就吃番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