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总理诞辰120周年

无声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总理诞辰120周年，这两个主题太好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现了非常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到很大的提高，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成就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70年代初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分不开的，文革中的“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抱病与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时会场上后面的人有的站在桌子上鼓掌欢呼，那就是人心所向！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抱着我不下虎穴谁下虎穴的牺牲精神，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紧张忘我的工作，特别是与江青四人帮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保护了大批党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中知网这台晚会将纪念改革开放和纪念总理诞辰作为并列的主题是非常恰当的。


中国仍在高速发展，全国人民更需团结奋斗，尽管改革开放后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但是习总提出了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应该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不能走回头路，也就是说不能错误的认为用文革的方法可以解决改革开放的问题。因此，纪念改革开放，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这两个主题合为一体形成了更深刻的问题。即，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各界对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知青一代如何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如何胜任思想成熟的一代？这台晚会出现的两个醒目的主题标语给出了提示！
谢谢！

无声

中知网成立10年了，看过了这里上传的照片，回首我本人自2008年注册中知网后在这里的见闻和经历以及本网个别板块的现状，感到很多不同观点的忧国忧民的老知青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话题非常关注，多年来在一些问题上反复争论多少轮了，但是不但没有得到共识，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越撕越裂，更不用说和而不同了，例如对于改革开放起始原因和40年来改革开放的评价等等。

争论不是目的，争论如果不能引起深入的思考而是引出了年复一年的森严壁垒隔空叫骂，那我们知青一代就只能给后人留下一成不变的结论，多少代后在我们知青的墓志铭两面各写了两个大字，无悔，有悔。难道这就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人生的结论？要么就无悔，要么就有悔，必须选边站队然后双方展开最后人生的攻坚战，最后知青一代的“内战”终于在夕阳中湮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知青。人生论悔，对骂间，樯橹灰飞烟灭"

知青一代经历了文革前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改革，有的还走出国门走遍了世界。难道知青一代就不能对历史，对国家，对世界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共识？难道历史只能对我们留下“断代”的记载？个人以为，知青一代在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这代人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并没有被人们认识！本人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梳理，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没有结果的话题，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课题。

无声

首先，中知网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否能够给出一个让这里大多数知青网友都认同的主题和共识？例如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强国富民，万象更新还是腐败丛生，两极分化？在不同观点或派系的老知青们似乎只有一种选择？ 难道改革开放就不能既带来巨大的成就又带来严重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先跳过这个问题，先看看改革开放是怎么产生的？

改革开放是怎么产生的？答案很简单，上山下乡运动被迫终结后的知青大回城运动从客观上逼出了改革开放。

无声

上海知青网新疆兵团的老大哥老法师是文革前十万上海知青上天山的一员，文革后老三届知青发动的大回城运动成功，但是新疆兵团上海知青发动的小回城运动却失败了，老法师属于个别逃跑成功的。但是即便后来新疆兵团上海知青回上海后却生活无着：

老法师回忆：

近半年以后，新疆解除了戒严，知青们陆陆续续的回了上海，大家都期盼着上海进一步的政策出台。知青们回了上海，断绝了经济来源，这时的知青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做起生意。上海政府对于知青问题始终是处于被动状态，对做生意的上海知青采取了围追堵截断绝生路的方式，知青们也采取游击战术和政府“躲猫猫”。为了解决我家的无米之炊，妻子伙同苗条、张招娣摆康乐球盘，可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充了公。

无声

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位新四军出身的老学者薛暮桥是先于邓小平最早提出“双轨制经济”的！他的想法直接源于浙江省知青在省委请愿“闹事". 老法师自传中生动的描述了文革"四人帮”倒台后新疆上海知青逃回上海之后成为三无人员，他们自谋出路摆个康乐球台赚点糊口的小钱都被政府没收查封，还是那套“革资本主义尾巴”的老套！只有返回农村才是扎根农村埋忠骨的革命知青？


资料：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原名薛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参加新四军。
解 放前，开始作经济工作：
1943年，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后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财经部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先后任中央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文革中，思考酝酿经济改革：
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下放到五七干校后，65岁的薛暮桥主要工作是看花生烧猪食。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只有在五七干校，才有时间）
文革后，领头经济改革“智囊/顾问”团，组织讨论，建议，制定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
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巨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薛暮桥大概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人物之一。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曾出版过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1943年，在山东担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法币、伪币，占领市场、稳定物价，创造了一段光荣的历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此时，是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根儿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邀请他参加并讲话。
　　此时，我手里握着这份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只一读，便禁不住叫好。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研究一下二十二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这样慢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这一套经济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灵活一点?凡是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让大家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吗？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一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
　　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机场愿出十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
　　他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度过的，曾经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三十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无声

首 页 > 观察家> 专栏2008-12-11

把“漏洞”改成大门 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把她父亲的一些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一批是书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组知青的信。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最近，重新找出来读。
显然，信都是冒寄的，收信人是：“北京 国家计划委员会 交 薛暮桥主任亲收”，想让薛暮桥读到，却又不知他确切的地址、单位、职务。
这一封写在很小的纸上，来自河南淮阳郑集公社殷庄：
薛暮桥所长您好！
我是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也是一位返乡知识青年。我已经十年了，是否可以回城？时间短的可以回，时间长的为啥不可以回哩？这是什么道理？请薛所长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吧？
薛所长，我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热心邮政工作，想当一名投递员，我愿风雪无阻保证投递畅通。二个是热心列车员工作，愿把工作做到旅客满意。
另一位城市青年向薛暮桥反映住房问题，起因则是这样的：
暮桥所长：
您好！我阅读了你七月十八日对北京日报记者的谈话 ‘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而且是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各地都大办服务和商业网点，解决大批待业人员，中央军委又做出英明决策，今年征兵全部征社会青年，在职在学不征，又解决了很多待业人员。你是经济学家，我向你反映城市住房的严重问题，希望向中央汇报。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信，薛暮桥不仅收到了，而且细心地保留了下来，作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来源。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时年75岁的薛暮桥带吴凯泰、余学本去杭州，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想的是要总结28年的经验教训，清理“左”的错误。可实际写起来，发现很困难，越写问题越多，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很少。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这不是孤立的行动。此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
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如此巨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中，薛暮桥大概是最有学者气质的人物之一。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调查研究始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后又加入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中国农村》杂志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知书店曾出版过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学》等书籍。1943年，在山东担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法币、伪币，占领市场、稳定物价，创造了一段光荣的历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此时，是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根儿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邀请他参加并讲话。
此时，我手里握着这份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秘书处整理的薛暮桥讲话 《谈谈劳动工资问题》，印在黑而薄的纸上。只一读，便禁不住叫好。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研究一下二十二年来工农业生产发展这样慢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这一套经济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灵活一点？凡是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让大家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吗？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社会主义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 ‘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过去，各地都在‘堵资本主义的路’，结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会主义的步’也就迈不开了。”
接着，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业的办法不改，“总有一天会把劳动局的大门挤破”。“劳动局一安排，就是‘铁饭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开除，开除出来还要劳动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点自负盈亏的建筑队伍。车站码头食品供应，组织一批小贩来干。……城市居民最忙的是吃饭，卖小馄饨、烤白薯等类的小摊贩也可以恢复起来。洗衣也是一项繁重的家务劳动，现在家庭买不起洗衣机，洗衣作坊有可能买一个洗衣机，这样职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劳累。”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
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中国机场愿出10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只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他还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度过的，曾经体验过市场经济，对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三十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记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下起步的？
透过文字，仿佛在听薛老讲话，听他发问，穿越时空，又回到那个年代：
“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缩短几倍，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
“现在看病这么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铺子里补一双鞋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
“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
1979年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接着，《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
家住王府井红霞公寓的薛暮桥，每天早上去天安门散步、打太极拳。看到有个体户在那儿照相，他很高兴。这天，他特意上前照顾他们的生意，当他在取相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那位个体户激动地说：“噢，是您啊？就是您说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他高兴地给薛暮桥照了好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一般来说，个体户在天安门一天可以拍到100份照片，一份7毛5分，成本大约2毛钱，晚上在家里冲洗，第二天就给客人寄出去，一天可以挣个二三十块钱。而那时的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 （此人后来做起了最早的电冰箱生意，成为最早的百万富翁）
1980年中央提出 “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了解决。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解决。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薛暮桥把一个具体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层次，除了使知青成为受益者之外，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步。
2006年薛暮桥夫人罗琼去世时，为了寻找和父亲一样的骨灰盒，女儿薛小和去了同一家卖骨灰盒的小店。薛小和向店老板描述她想要的样式，只见老板从里间捧出来一个，有点骄傲的说：“去年，薛暮桥家买的就是这种。”店老板如数家珍地说起薛暮桥的生平，还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没有我这个小店”。当薛小和告之自己正是薛暮桥的女儿，这一次是为妈妈选购时，店老板掏出100元钱，要求二老骨灰安葬时，为自己代买纸钱。薛小和婉言谢绝了。
然而，老实说，30年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系，还没有实现薛暮桥的理想。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薛小和正在广州替父亲领取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的一个奖。当《南都周刊》的记者电话通知她时，她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还没有忘记他，真有良心。”
是薛老真有良心。

无声

通过上面两份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文革结束后并非象现在有的人说的那样马上就出现了所谓的“鼓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复辟”，纯粹是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大回城运动”使得68年国家和社会所面对的就业分配难题在78年又回到了原点！

在计划经济下，公有制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因此在就业方面，国家什么都要包下来，当然个人不能象现在这样“自主创业”，而且国家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理论上说，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割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农民养几只鸡，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因为是“资本主义”，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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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  节选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在想尽一切办法后，废除高考后的1968年终于想出了“一片红，一刀切。一锅端”的文革时期模式的上山下乡，城市就业难题看似解决了，但是1978年“大回城”后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关系到今后如何处理这个难题。

无声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知青一代正是“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让国家踩着过河的石头，记得10年前龙班长就说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国家试图走出困境的"铺路石”，现在来看说成试验品更为准确。试验什么呢？

共同

周秉和理事长，无声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的非中国人。他几年前就在这里肆意攻击开国领袖毛主席，摸黑上山下乡，蛊惑知青仇恨毛主席。当年这里有很多了解他的人，如无为，小红柳，二黑等网友，揭露他“五毛党”的身份。在众知青的曝光下，他灰溜溜销声匿迹了几年，这都是有案可查的。如今，这几个老会员都不在了，他看到机会来了，就卷土重来，继续他丑化毛主席，挑起知青仇恨上山下乡的情绪。连篇累牍借文革大做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让知青借文革上山下乡为名，给习近平出难题，挑起不满，制造事端，配合美帝的贸易战，内外配合，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达到他效忠美帝国主义亡我之目的。  他的罪状有目共睹，证人多多，赞同他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曲折，十年的帖子都在这里，我们不怕公开。与中国知青网风风雨雨，同舟共济的表现人人皆知。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语有案可查。相反，洞察这个五毛党的言行，字里行间都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相信正义比必将战胜邪恶！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无声

我在这里赞同本网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共同前来捣乱就最好的说明了她拥护江青文革倒行逆施的事实。

既然共同来我楼里反对纪念改革开放和纪念总理诞辰120周年，而且向周秉和理事长提出申诉给我罗列的种种罪名，那就正好请共同在这里说清楚她为我罗列的所有罪名的事实根据，否则她就是造谣诽谤。现在PK开始。
她的原帖是：

周秉和理事长，无声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的非中国人。他几年前就在这里肆意攻击开国领袖毛主席，摸黑上山下乡，蛊惑知青仇恨毛主席。当年这里有很多了解他的人，如无为，小红柳，二黑等网友，揭露他“五毛党”的身份。在众知青的曝光下，他灰溜溜销声匿迹了几年，这都是有案可查的。如今，这几个老会员都不在了，他看到机会来了，就卷土重来，继续他丑化毛主席，挑起知青仇恨上山下乡的情绪。连篇累牍借文革大做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让知青借文革上山下乡为名，给习近平出难题，挑起不满，制造事端，配合美帝的贸易战，内外配合，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达到他效忠美帝国主义亡我之目的。  他的罪状有目共睹，证人多多，赞同他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曲折，十年的帖子都在这里，我们不怕公开。与中国知青网风风雨雨，同舟共济的表现人人皆知。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语有案可查。相反，洞察这个五毛党的言行，字里行间都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相信正义比必将战胜邪恶！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