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回忆（一）

我是芒种

  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年轻时想做的事也没法做了，就是脑子老在胡思乱想。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太多了，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部小说，但是下辈人年轻人对我们的经历不感兴趣，再也不会有“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这种事了。但是我觉得我有些经历必须写下来，也算对这代人历史的一个记录。
  那还是在1968年，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造反派不再打仗，学校也“复课闹革命”每个学校都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接管，班级也成了连、排。我们学校是子弟校，由局所下属单位派来工人师傅管理。我的班66级1班编为三连一排，由刘师傅和黄两个师傅管理。学校没有上课，搞“清理阶级队伍”，旧社会过来的人哪能都这么干净？于是很多人被“揪”出来，每天脖子上挂着牌子，胳膊上套着写了黑字的白袖套，有点像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一样，早上排队站门口弯腰低头向领袖“请罪”，而那些耀武扬威的“群专队”，胳膊上戴着红袖套，就像盖世太保，手里提着皮带随时准备抽人。我老爹57年被打成右派，所以不出意外进了牛棚，我在学校抬不起头，每天的日子度日如年。班上也有不少同学境遇跟我一样，有同学父亲抗战时当过远征军的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也有的近亲属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也受牵连，连文革初期根红苗正的红二代，老爹成了“走资派”的还没解放，他们也灰溜溜的。学校还有好几个犯点错误的学生也被批斗进了“牛棚”，尽管如此，我们每天还得跟着红歌学跳“忠字舞”。
  这样到了68年底，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开始纷纷部署我们这批学生的处理了。那时候老三届的升不了学毕不了业，占着学校，小学连着三年学生上不了中学，小学毕业学生“戴帽”在小学上中学，所以我们必须离开腾地方。成都各中学基本都确定了下乡的区域，大多数都在西昌一代，我们学校被分到渡口市，算是离家最远的了。
  渡口市是六十年代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中央决定在金沙江两岸四川和云南各划出一些地区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城市（现在叫攀枝花市）。我们学校分配到大田区（现在属于仁和区），这个区以前属于云南楚雄彝族州永仁县，学校低年级68级年龄比较小，也就16岁左右，他们分到离公路比较近效益比较好的公社，我们66级以上就分到山里比较穷的乡村了。下乡前学校工宣队和选出的老师学生代表共同组织到那里去走了一遭，回来宣传那里好的不得了，热带水果挂满枝，四季如春物产丰富贫下中农热情好客，正等着迎接我们的到来。一幅广阔天地正等着我们去发挥青春力的美图摆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