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回忆（二）

我是芒种

记得我们从大田区坐汽车到达岔河口，就是我们几个山里公社进山的公路口，等着生产队来接人。几个班同学陆陆续续被接走了，大多是由老乡赶着骡子马驮着行李接走的。我们一直等到最后，才见几个老乡扛着洋马叉来接我们。（洋马叉是当地农村一种扛东西的简易工具，休息时可以架在地上）这令我们大失所望，因为生产队连骡子马都没有，可见有多穷。我们下乡知青基本每人两件行李，一个箱子加一个铺盖卷。要把一年四季衣服被褥生活用品带齐，准备安家落户，就这点东西不算多，但是也挺沉的，农民用洋马叉扛着，我们就背个包跟着，一路上山下坡走到村上天都黑了。生产队也没有什么准备，当晚就在羊圈旁边一间公房住下了。没有床，每人三块从老乡那儿征集来的棺材板，底下垫几块土坯就当床（就是这种床，我睡了三年）。安顿完社员们都走了，我们点着了煤油灯，看着这样的环境，想着一辈子要在这穷地方过下去，心理那个滋味就别提了。我们6个大小伙子，除了我跟毛教平，其他人都哭起来了。我为啥没哭？因为经历过文革以来的所受的屈辱，我早就麻木了。

我们插队这个生产队叫“下村”。全村几十户大概男女老少加起来百来口人，基本都是彝族。生产队的水田加上旱地一百来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生产队主要生产粮食作物，小春种植小麦油菜，大秋种植水稻，还有些高山旱地种植玉米土豆荞麦。农民每户都有几分自留地种植蔬菜等日常需要的作物，每年从生产队分红得到不多的现金，要想满足日常生活开支根本不可能。所以农民只能从自留地的蔬菜出售或其他副业来获取需要的现金收入。生产队长是个老实巴交的彝族汉子，三十多岁，叫倪新友。他各种农活是一把好手，办事也很正直，深得村民拥护。村会计叫李逵西。李逵西四十来岁有点文化，年轻时也走过不少地方，头脑灵活，我们觉得他有点狡猾刁钻，他私下在村里有一定势力与村长对峙，我们觉得这人必须提防。

我们这个彝族山村村民大都是彝族，这里原来属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平地县，是后来划给四川渡口市的。云南的彝族跟四川大小凉山彝族不一样，这里的村民基本已经汉化了。姓名都是汉族名字，语言文字都是汉语，只有服装和一些生活习惯保持云南彝族风俗。

我们到生产队时已经临近春节。国家对下乡知青的政策是从下乡到当年度秋收的口粮副食仍按照非农业人口供应，也就是每月35斤粮食半斤肉和食油还有十几块钱。秋收后就完全是农民待遇了。我们到生产队初期是分到农户家吃饭，粮油和副食品也都分到农户家。我们下村属于很穷的村子，每年收完粮食交完公粮剩下的分到农民手中人平粮食折算两百来斤谷子（折算是因为其中含麦子玉米红薯等其他粮食作物），按70%算除去谷糠只有一百来斤纯粮食，可以说根本不够吃。平时农民只能把自留地里的瓜菜添加到饭里才能维持。生产队会计耍了个小心眼，把我们分到几家困难户家中搭伙，这样我们的口粮就弥补了困难户粮食的不足。春节期间非农业户肉食和粮油都有增加，但是我们在农户吃饭就只吃了一次肉，然后就是吃没有油水的蘸水菜了。吃饭也是大米混着玉米的饭，按当地习俗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一顿下午一顿，在农民家吃饭一家大小男女老少数口人一人一碗就没有了，对于刚处于长身体的青年来说，这两顿饭基本只能半饱。

我们6个知青分到三户农户家吃饭。我分到老周家中。老周有五十多岁了，一个儿子有点脑子不太灵，但是干活儿吃苦耐劳。儿媳带两个孩子，老周老婆也有病不能出工。老周家饭很简单，一口大锅上边蒸饭，蒸笼下煮菜，饭蒸好了菜也熟了，掺着玉米的饭一人一碗，蘸水碗就是煮菜水用盐巴坨坨涮一涮加上干辣椒面，一点没有油水。除了在老周家吃饭我还在刘华芬家吃过饭，当年为啥换也不知道。大概是油水轮流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