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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不一样的世界
第二天上午,柳絮和张华去买围巾。改改告诉她们,出了村一直往前走,会看到一个钟楼,供销社就在钟楼旁边。改改说钟楼的时候,柳絮没有在意,当她们看到钟楼的时候,都吃惊得瞪大了眼睛。那是一座真正的教堂钟楼,跟上海徐家汇的钟楼很相似。她们赶紧朝钟楼走过去,看到钟楼边上还有一座高大的教堂样的房子,都建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的另一边有一排平房,其中的两间分别挂着大队部和供销社的木牌。整个院子里的建筑都是砖瓦结构,和周围村子里清一色的土坯房形成鲜明的对照。柳絮和张华好奇地绕着钟楼和大院子细细地看了一阵子,发现大多数的房门都锁着,不能进去,才到供销社去买了围巾。
回到家,改改妈已经在准备午饭。柳絮于是问她:"大队部那边是有钟楼和教堂么?""是啊,早先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都去那里做礼拜。""真的!"改改妈看柳絮瞪大了眼睛看着她,就笑了说:"是真的呀,听说那里的神父去过外国,还去过你们上海,这村里有好几个女人,原先都是那里育婴堂的孤儿。"这回柳絮和张华把眼睛瞪得更大了,她们似乎想再问些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问。上海虽然有教堂,她们从来没进去过,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信教的人。她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周围全是信革命的人。张华的父亲虽然是右派,但母亲一直都说父亲也是相信革命相信共产党的。
下午干活的时候,柳絮看到改改的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心想,她该不会也信教吧,于是说:"我们今天看到那里的教堂了,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们也去做礼拜吗?"改改说:"去啊,大家都去。"说完还神神秘秘地从领口小心翼翼地拉出来一个东西,把柳絮拽到一边说:"看,圣母玛利亚。""啊!你们都戴吗?""好多人都戴,不过现在都戴到里面。"柳絮非常地惊讶,她想说点什么 ,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话要说。于是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只在心里想,她到底信什么呢,信革命呢,还是信上帝呢。对于信仰,柳絮一向都没有糊涂过,她从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她觉得这完全不是她一个人的信仰,而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信仰,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她们到农村来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啊,竟然有人不信仰共产主义而信仰上帝么,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突然有点混乱起来。
柳絮她们穿的旧衣服都是在上海穿了很久的了,已经不结实,穿了一两个月就打了一块一块的补丁。倒是村里的姑娘媳妇们穿得比她们整齐。听说姑娘们大多是有婆家的,穿的衣服都是婆家给买的。婆家不仅给买衣服,还要付足几百块钱的彩礼,才能娶到媳妇。几百块是很大的一笔钱,对于每天只挣几毛钱的农民,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后来知道,有儿子也有女儿的人家是没问题的,女儿的彩礼就拿来给儿子娶媳妇用。那么儿子多女儿少,或者没有女儿的人家怎么办呢,怎样来凑足这样的巨款呢。说是靠养猪养鸡啊,秋天打草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买卖婚姻么,柳絮她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买卖婚姻不是解放前才有么,解放以后不是早就不允许了么,她们从来没见过买卖婚姻,,也从来不了解真实的状况,只是在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有一点了解。虽然赵树理被批判了,买卖婚姻总是错的吧。解放都已经二十年了,怎么还搞这一套呢,没人管吗,不犯法吗。这里的人们都在理所当然地实行买卖婚姻,感觉就像人必须吃饭喝水一样正常。错误的东西怎么能够堂而皇之地如此盛行呢。文化革命不是要革一切错误东西的命么,为什么不革买卖婚姻的命呢。她们真是想不明白。
还有更想不明白的事情。她们常常看到一个和蔼的总是微笑着的老头儿,背着筐在村子周围拾粪,觉得有点奇怪。她们三个人是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出工的时候带一个筐,在来回的路上拾粪,收工回来把粪倒在院子里晒,晒干了存在放杂物的小房子里作燃料。那老头是谁,是干什么的呢?改改妈说:"他是咱村的老地主,早先,村里只有他一家是地主,好多人都是他家的长工。咱们村大多是山地,打不了多少粮食,只是在村南有两、三百亩能上水的好地,都是他家的,现在队里的菜园子也是他家的,可阔气了。""那村里的人都恨他吧,拾粪是监督劳动吗?"柳絮问。改改妈说:"啥恨不恨的,早先他对大家还不错,上面叫监督劳动哩,啥监督不监督的,都七老八十了,背个筐转转,给他记上一个工,他也靠工分活命呗。"刘彩芳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些日子她们干活干得辛苦极了,据说一天才记七分,要农忙的时候才能一天记一个工,于是说:"他这样轻松还记一个工,不是照顾他么!"改改妈笑了,说:"啥照顾不照顾的,他种地可有经验了,每年适宜种什么,不适宜种什么,队长还要听他说道说道呢。"
柳絮,张华,刘彩芳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心里本能地想到,在上海,这样的地主少挨几次斗就算幸运的了。但奇怪的是,连柳絮这样爱憎分明的人,对那个老地主也找不到仇恨的感觉。照改改妈的说法,他过去没有欺压过贫下中农,还有丰富的生产经验,一点也不象凶神恶煞。在电影里,她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地主,也没见过象改改妈这样平和地看待地主的贫下中农,更没见过跟地主咨询生产的队长。电影里的地主都是恶霸,贫下中农跟地主都不共戴天,生产队长都是爱憎分明的革命领头人。是电影里的故事错了呢,还是现实生活本来就不象电影里演的那样呢,她们不知道。她们以前一直相信电影里演的,书上写的,广播里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这是从小种在心里的明确的观念。而现在她们心里有一种“原来是这样啊”的莫名其妙的感觉。这里的地主是好地主,对穷人好,又会种地。地主也有好的么,不是个个都坏么,她们不知道,因为之前从没有见过真的地主,也许真有好的吧。在她们纯粹的脑子里,世事渐渐复杂起来,没有了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甚至搞不清楚是非曲直究竟该是怎样的。
6月是天最长的时候,早晨四、五点太阳就露出了红红的脸庞,晚上八点半以后才肯从西山隐身而去。农民没有钟表,只看太阳。日出是起床的时间,起床后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就听到生产队长“走哇!”的吆喝声,柳絮她们拎着锄头,跟着人群出村去锄地。
锄头把一尺多长,蹲着往前锄,每人三垄。开始不觉得累,渐渐地腿脚就压得麻木了。动作越来越慢,手臂也不听使唤。一锄头下去,明明是对准了草去的,却把秧苗锄掉了,草还好好的长着。眼看着社员们渐渐地锄远了,她们3个落在后面。心里只想锄得快,手里的活却越来越慢。东一歪,西一扭,深一下浅一下,地没有锄松,草没有锄掉,苗没有护好。看到有些人已经锄到地头休息了,她们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往前赶。队长锄到地头,返回来检查质量。嘴里不时地骂着:“操你妈的,这是人干的活么,这能长球个粮食么,真他妈的丧良心,良心都让狗吃了啊!”走到三个上海姑娘后面,姑娘们埋头苦干,等着挨骂,他只是粗粗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她们锄到地头,感觉腿脚都不是自己的,使了一把劲才站起来,努力地伸直了腿,伸直了腰,刚想坐下休息会儿。队长已经带着大伙儿往回锄了,她们只得又蹲下锄起来。
红红的太阳终于亲吻着西面的山头了。大伙儿拎着锄头回家。队长走到柳絮身边说:“你们跟女队长干去吧。”她们知道,跟着改改干的,都是些媳妇和十三、四岁的孩子,每天只挣7分工。队长这样说了,她们当然必须得去。队长的管理方法很简单,谁的活干不好,开口就骂,没有骂她们,已经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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