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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故乡
张华去世的时候，她的弟弟张强已经和妻子“离婚”，揣着“袋袋户口”回了上海。因为没有上海的准迁证，他们是私自把户口从农村迁出来的，回到上海不能报户口，只好自己“装在口袋里”。他父母非常地担心，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二十大几的人了，又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黑”在家里怎么办呢。他们从没做过这种“黑”的事情，张华因此而没有回上海。张强也因此而没有顶替回来，但最后却是这样回了上海。他们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怎么会这样呢。张强自己并不很担心，反而劝父母说：“怕什么，那么多袋袋户口呢，又不是我一个人，总要解决的。黑在家里你们担心怎么办，我在那种地方你们不担心怎么办吗。”说实话张强的父母对农村是没有概念的，他们一直呆在城市里，不知道孩子们在农村过怎样的日子。孩子们怕父母担心，常常没有告诉父母真实的状况。张强回上海以后跟他们说了许多农村的事情，他们相信儿子说的是实情，却更增添了许多担忧。那万一报不上户口，再让孩子回到农村去怎么办呢，他们都不敢往下想。张强说：“没有万一，我既然出来了，死都不会回去的。”听张强这样说，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侄子住在上海，最终没有报上户口，只好回到他户口所在的小城市去，他们的心就悬得更紧。
张强是跟着潮流回到上海的。在农村的许多年里，他没想到过还能回上海。似乎是一夜之间，返城的潮流汹涌而来，似乎是一夜之间，没结婚的都走了，结婚的也开始离了婚走了。曾经认为是那么遥远的上海，已经与他毫无关系的上海，突然离他近了，简直近在咫尺。他内心深处那个似乎从没有存在过的回上海的梦，一下子被唤醒了。脑子里充满了上海的柏油马路，百货商店，高楼大厦，拥挤的公共汽车，家里的天井亭子间。点点滴滴都是那样地熟悉，那样地让人眷恋，那样地令人向往。他突然没办法抑制住回上海的渴望，突然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属于上海。只不过历史拐了一个弯，现在到了拐回去的时候。他不属于那片贫瘠的土地，不能在那里呆一辈子，他必须回去！而且他很容易回去，只要和妻子离了婚。
他和妻子商量离婚的事情，妻子心里有点忐忑，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她知道丈夫是爱她的，爱女儿的，不会扔下她们不管。她对于上海，也有迷一样的期待。他们结婚的时候，张强带她去过上海。虽然住在亭子间里，没有农村的土房宽敞，但是她觉得上海哪儿哪儿都好。跟她的家乡比，上海就是天堂，她从来没敢想像过，将来有一天，她也能成为上海人。要是丈夫回了上海，那以后她是不是也能是上海人呢。至少丈夫会接她们母女去上海住，这一点，她没有多少怀疑。
张强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把户口放在袋袋里，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一路上兴奋得不知道怎么好，漫长的旅途好像转瞬之间就到了。从上海火车站走出来，看到上海的天，上海的地，上海拥挤的人群，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地亲近。在农村的那些年，他也回过几次上海，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就是一个过客，甚至没有对于家乡的依恋。这里的一切已经跟他无关，他跟这里所有的事情都不沾边，也不关心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只不过是回来看看父母是否安康而已。而且在上海人眼里，他们早已不是上海人。现在不同了，虽然户口还不能报，但是他相信一定会报上的，他既然回来了，就一定要重新成为上海人。
报户口的事情拖了很久，张强父母的心也悬了很久，他们的感觉是太久太久了，张强终于报上了户口。又过了很久，街道里给他安排了工作，在里弄加工组里当工人，每月工资20多。他和父母一起生活，交了生活费，剩下就不多了。
张强一开始常常给妻子写信，说还没有报户口，说还没有工作，说事情都安排好了去接她俩。他也的确希望着接来她们母女。等到报上户口，等到有了工作，等到在上海住得久了。他渐渐明白，根本不可能把老婆和女儿接到上海来。既然离了婚，他和老婆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可以把老婆接到上海来的理由。即便是没有离婚，即便是那些通过正规渠道调到上海工作的人，也没办法把配偶调进上海。上海的大门关得非常紧。他们趁着返城的潮流回到上海是千载难逢的例外，这样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妻子和女儿是农村户口，到上海来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他20多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呢。要想阖家团圆就只有他回到农村去。但是他骨子里是那样地眷恋着上海，好不容易回来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他宁可抛弃一切，也决不愿意再离开上海。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和妻子轻松合谋的假离婚变成真离婚。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他们早就在法律上真实地离婚了。巨大的障碍在他的心里。想到妻子的温柔体贴，想到临行前妻子充满期待的目光，想到活泼可爱的女儿，无数遥不可及的温馨都揉进了酸楚，搅得他常常神情恍惚。
他一天天地捱着，下不了决心跟妻子说真离婚，神情常常恍惚着。他终于觉得这样下去要崩溃了，必须跟妻子有个了断。为了让妻子不再抱希望，他写信说，自己在上海已经结婚了，以后会给她们寄生活费去。后来他也的确寄过几次钱，妻子没有回过信，渐渐断了联系。
柳絮的大姐柳晓一家，与许许多多兵团的农场的知青也陆陆续续病退回了上海。他们有病或者没病，都只能办病退。病退只是一种理由，一种手续，一种程序，跟实际上有病没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没有这个理由，这个手续，这个程序，你说你实际上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就不能回上海。当然这是非常荒唐的理由，荒唐的手续，荒唐的程序。这种理由，这种手续，这种程序，结果就是教会人们说谎，教会人们互相欺骗，而且双方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当年知青们满怀着伟大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充满着献身精神，能够忍受一切的艰难困苦，他们心里只有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丝毫不考虑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当这样的革命理想不再被大众认可，而被认为是可笑的狂热，许多原先推崇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的笑谈，许多的牺牲，被看作傻。他们的努力与牺牲似乎对于国家与民族不再有价值，他们就有理由不再忍受任何的艰难困苦。当社会的潮流转向以自我为中心，人人都只想着自我的时候，那份为国为民的情怀便悄然消失。当崇高等于傻子，大多数人又不愿意被人看作傻子的时候，心里原先被崇高压抑的小我自然放大，放大到只考虑个人的幸福与安宁，将崇高抛到九霄云外去。那么为自己，为孩子，为父母亲情，他们都找不出任何理由不回上海。他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回到家乡，正如他们曾经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奔赴边疆。社会舆论大潮的转向引导着社会的转向，当大多数人都认可了这种转向，有一天想要逆转就比登天还难。我们赞美崇高的时候，崇高被放到了无限大，无视个体的需求。我们强调个体需求的时候，个体需求被放到了无限大，抛弃了底线。我们就这样偏爱极端，而极端总能结出恶果，人们在走极端的时候没有想过，并且不想要的恶果一定会来，而人们自以为在追求着的幸福安宁则未必会来。
柳晓的婆家没有地方住，她一家三口住在了娘家。出去了十几年的女儿能回到身边，柳妈妈很高兴，很愿意他们住在家里。
在不知不觉的社会舆论的转向中，工人阶级的红色光环渐渐退去，工人们的工资收入渐渐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回归了他们社会最底层的地位。丈夫的工人出身，没有象柳絮希望的那样，为儿子带来光明的前途，而是成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柳絮没有抱怨，没有愤愤不平，她已经习惯了付出努力与得到收获毫不相干，已经习惯了接受现实，无论这现实是怎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愿意跟着时代大潮冲锋陷阵，愿意怀着美好的理想与现实较劲，成熟老道就是不再冲锋陷阵，不再有美好的理想，不再跟现实较劲。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她和工人丈夫过着平和的日子，他们是一家人，无论是不是相亲相爱，他们都是一家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她的思想其实跟许多中国人一样很传统。当年革命的时候，不过是在传统观念的外面套了一件华丽的新衣，人们穿着这华丽的新衣，以为自己彻头彻尾是新的了，大家一起做一些史无前例的新事，社会于是为之一新。骨子里渗透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其实一直还在，一些革命思想与传统观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忠君报国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等等之类的。当脱去了华丽的革命新衣之后，还原的还是一些有着中国特色的人，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润，有着与这种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理念，无法脱胎换骨。柳絮只想跟一个男人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无论这个男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她有怎样的不同，只要他爱惜她，他们就是永远的夫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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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2 14: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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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2 15: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