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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年华》节选(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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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组进厂伊始,我看着他们还是很认真的,了解情况,一一记录在案。随着暴露问题越多,他们逐渐有了倾向性,感觉到这个单位积水太深,在对大老板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防范。职工们看到了大老板一伙虚弱的一面,纷纷冲破阻挠,向考核组反映厂里的问题。 根据考核组的工作安排,考核分三个阶段开展,一是组织谈话,了解情况,二是审查账目,三是通过群众测评,调整领导班子。如果考核组认真调查研究,顺藤摸瓜,相信大老板一伙的问题不难揭露。 考核组在厂期间,大老板一伙真是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看着职工群众们扬眉吐气,他们又恨又怕,还不敢公开有所宣泄。 考核组进厂一个月后,按说基本情况已经了解,正宜进一步深入时,形势发生了逆转。谈话以后,其余的程序,都是匆匆地走个过场。首先是老李组长不再到厂里来,考核组有时也只留下值班人员,甚至锁门,不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大老板一伙重新张扬起来,人们都感觉到,“胡汉三又回来了”。后来,在大老板一伙的“配合”下,考核组组织了一次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测评”,大老板安排爪牙们四下分布,巡睃会场,监视着参加测评的干部职工。 虎头蛇尾的所谓“考核”终于结束了,总结会上,考核组很多人都没有出席,组织部来人宣布领导班子组成,届满六十岁的大老板又一次被委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重任,几乎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事后,我们在一起分析,一定是大老板身后的大领导出手了,在关键时候,叫停了这场正待深入进行的“考核”。大领导分管组织,权势炙手可热,这一番操弄,自是易如反掌。早在企业改革初始,市里几位主要领导为了体现对改革的重视,每人分抓一个企业作为自己联系的试点单位。大领导就是这个时间和我们厂搭上的关系。 此后一系列运作中,大老板投其所好,殷勤巴结,肯定和大领导有过一些不便为别人知道的交集,譬如人情往来,礼卷赉赠,干股分红等等。他们还设法搭上了大领导的夫人,许多交易都是在夫人手里完成的。大领导酷爱书法,听说厂里为了给他买一支称心的毛笔就花了两千多元。 也许我们不应该无端地怀疑大领导,也不相信他们之间存在过多的钱权交易,据说最初的时候,大领导对我们大老板的印象并不好,甚至说他一看就不像好人。在以“维稳至上”的领导人心目中,大老板也是一个令他们厌恶的麻烦制造者。 但是可以猜度,大老板身在其位,利用公权利和企业资源的方便,又以上下级工作联系的正当理由,慢工出细活,会不断对大领导施以软化。 常言道抬手不打笑脸汉,权势者大多利益相通,有了第一次便打开徇私的通道。一旦形成链条,就生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牵扯。 有了大领导这把保护伞,大老板更加有恃无恐。如今危机四伏,暴露在即,狺狺哀吠之下,大领导即使心里头对大老板再厌恶,为自身计,还是要设法保他过关的。因为他们知道,保大老板就是保他们自己。“挖出萝卜带出泥”,一旦盖子揭开,大老板劣迹彰显,以现有的实据,大领导即便不会受到严厉追究,但仕途和清誉都会受到连累。
末路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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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考核组走了,留下了一串人们不解的问号和传闻。厂里不少善良的人们都心怀失望,误以为大老板树大根深,根基雄厚不可撼动。其实大老板的愚蠢,就在于他妄自尊大,不懂得客观分析形势。 本次考核来势凶猛,虽然是风声大雨点小,大老板有惊无险,但绝非空穴来风。如果不是利令智昏,也足以引起警觉,收敛行为,可惜的是大老板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越发地有恃无恐,作威作福日盛。 当时我对形势看得比较透彻。在当时的形势下,反对腐败的斗争本来就是一场持久战,如果想依靠几封简单的举报信,就能改变厂里的政治格局,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必须造成一种态势,使大老板不能继续为非作歹,使庇护他的上级领导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 虽然大老板的权位一时保住,但是他的大量劣迹已经暴露在在阳光之下,在上级领导部门存下案底。眼下的疯狂,不过是回光返照,徒劳挣扎。只要不是和他同恶互济利益相通,清算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而我们要做的,除了坚持斗争外,还要妥善保护自己,不要被这垂死的豺狼所伤害。 我们和厂里邪恶势力的斗争,不仅是拼勇气,而且要拼智慧,拼意志,我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而正义的力量必将突破黎明前的黑暗。 此刻我眼中的大老板像一头受到惊恐的肥胖麋鹿,盲目撞入张网以待的猎人圈套之中无以自拔。尽管它拼命反弹,不过是徒劳挣扎。我把这一想法分享给各位合伙人,勉励大家不要灰心,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旺盛斗志。 通过这次的考核,表面上没有撼动大老板的独家天下,并为他提供了一个引蛇出洞的绝好机会。考核组撤出后,大老板根据每个人记录在案的表现,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名义下,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 大老板手里掌握四套班子,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和职代会主席团,班子成员有的一兼多职,也有的专任一职。他们都像大老板手里的棋子,只能任其摆布。出车吃马,跳马抽车,隔山打炮,卧槽将军,不断变换章法,拿出一手去制约另一手,利用一些人去对付另一些人,在看似合法的程序下,不断强化自己对权利的彻底垄断。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周边确实还有过一些不畏权势,不计得失,追求正义的人。他们在那近似恐怖的高压氛围中,不避险恶,采取各种可能方式,和无良权势展开斗争。 但他们毕竟不是权利核心中人,他们不可能过多地知晓圈内暗箱操作的龌龊隐私,加之上下勾结,钱权交易,官官相护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的浩然正气虽然使邪恶人心惊肉跳,却不可能对他产生实质性的触及。 这些大胆人们的义举,尽管没能最后摧毁本厂的黑暗专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权霸一手遮天,肆无忌惮的嚣张气焰,为广大职工群众开创了斗争的先河,也为后来的权利更迭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以后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从根本上动摇了黑恶势力一伙的权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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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副总,当时是班子里的重量级人物,身兼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掌管着生产和经营,是名副其实的“二老板”。据说因为和考核组谈话时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大老板悍然拿下,发配到一个自负盈亏的分厂任党支部书记,离开了领导班子,他的工作,由横鹿副总接手,做了常务副总经理。 表面上看,卫国副总是一个满口江湖义气的草莽,其实作为一个文革时期的学生造反派小头头,对于拉帮结派这一套权谋,也是谙熟于心。在领导层厮混的久了,耳濡目染官场倾轧,权利争夺的尔虞我诈,心中城府渐深。他以交友为名,在在管理层中拉拢一些亲近自己的人,聚集实力,聊以自保。而对于想通过蝗虫帮掌控全局,一人独断专行的大老板来说,自有分庭抗礼之嫌。 于是大老板不念卫国昔日的鞍前马后之劳,开始对他进行打压。大老板仿照当年最高层处理林x事件的套路,杜撰出一个所谓“第二司令部”的莫须有罪名,大会小会加以挞伐,中层干部们都怕入了“第二司令部”的另册,而这个臆想中第二司令部的司令所指就是卫国。 随即,大老板对所谓“第二司令部”干将们实行整肃,免职的免职,发配的发配,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怨声载道。还有一些中层干部和机关人员,虽然并无过失,在“能上能下”的幌子下,纷纷被赶出科室,下到车间。 安新书记也被贬出领导班子,下到分厂当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由牛家帮的渡边弘治接掌。只是纪委书记一职,因在上级备案,只能等党委换届时再做处理。 其实大老板最想拿下的,还是安新担任的纪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厂里虽然没有实权但涉及敏感,是帮助大老板掌握舆情和化解上级追责的一道防火墙。安新书记已经明显不是自己人,何时才能拿下,仿佛是扎在大老板心头的一根刺。 为了完成心目中的党委换届,大老板早早就派人下去“吹风”。大老板的可耻走狗,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张某兵完全是一个被牵线木偶般的蹩脚表演者。他秉承大老板的意旨,竟然毫无底线,上蹿下跳,游说基层,为“换届”制造舆论准备。手法不外乎还是借力打力,封官许愿那一套。 张某兵向基层支部书记们放出口风,换届时像卫国、安心这些人就不要选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公司的领导岗位。至于纪委书记一职,反正公司没啥问题,工作量不大,到时候我一人兼了就行了。其人格之卑下,令人发指。 令大老板心有不甘的是,直到他离开土皇帝的宝座,换届的愿望,都没能实现。想拿掉安心纪委书记的构想,上级不批,安新书记得以保留职位。 大老板的黔驴技穷,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顾。党委委员,党代会选举,这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产生,这是公司章程规定,工会主席,是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市管的副总经理是上级考察任命,怎能由大老板一句话决定进退,足见日暮途穷的大老板已经失去理智,倒行逆施,穷凶极恶。 有一句话说,“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大老板愚蠢的反扑,为自己树立了庞大的对立面,无形中加快了垮台的进程,使得更多人们认清了大老板一伙的虚弱本质和多行不义的必然下场。盲从的人,开始和他拉开距离,观望的人,逐步选择了斗争,客观上动摇了大老板的统治,壮大了职工斗争的队伍。 其时,大老板一伙虽然依旧重权在握,实际上已经是色厉内荏,日趋孤立。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五九现象”,指的是一些企业领导人,届临退休,自知来日无多,所表现出的最后疯狂和孤注一掷,正是当时反腐关注的重点。大老板自知作恶多端,民恚深重,他不敢相信任何人。 尽管他心里并不完全放心“蝗虫帮”,他们中一些人表现出的权欲和贪欲也不断引起大老板的反感,特别是横鹿夫妇自以为翅膀已硬,渐不把大老板放在眼里。然而到了此时,大老板众叛亲离,“蝗虫帮”成了他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大老板心里就是再不情愿,也不得不依靠这些人来掌控局面,打理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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