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妈妈激励我走完人生

高山峻岭求学

贫农妈妈激励我走完人生

 

作者   潘德宁  

2012-11-23

茫茫人生中，人总喜欢做梦，因为做梦会给人美好的感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它伴随着现实生活，伴随着阵阵暗流涌动的脚步，推着我从一个角落转向另一个角落，上演着一幕幕永久的记忆。

在小学课堂上，我与大多数同学萌生过许多憧憬，有过长大做医生、当画家的梦。一九六六年我小学毕业，刚上初中就遇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生命中最珍贵的受教育时光在文攻武斗中被剥夺，三年沒上过一天初中课程。到了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一届初中生照样按时“初中毕业”，并赶上了人类历史最具有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

我出身于一个民国时期的髙级军人家庭，少年时代似乎是在冷嘲热讽阴影下默默地走过，衡量一下自己，自知未来年华是多么的暗淡。在这种环境下，我太需要梦，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 甚至明知是白日做梦，只要它能赋予我精神的意义，使所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都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的精神支柱。

响应时代巨人的号召上山下乡，把自己“个人成份”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对我们这种政治上背负着先辈原罪的受歧视者，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久等的脱胎换骨机遇。所以不知道是自己天真还是浪漫，听从了号召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了一种荣耀来追求。无需工宣队动员，也没有与家人商量，就自作主张在排（班）里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

公元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母亲没到五点钟就早早起床为我准备早餐，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检查收拾行李，生怕第一次出门的我落下什么，给日后生活帯来困难。母亲一生曾生育六个子女，命运对她却如此残酷，长大子女为生存个个各走他乡。每逢佳节悲欢离合，一次次目送子女的背影渐行渐远，莫名落寞在心上刻下道道伤痕。如今又目送未成年的小儿子离开已是残破的家。在儿子出门临别时那瞬刻，母亲忍泪含悲的憔悴容仪，透出那种深入骨髓的伤感与痛楚，流出天下最淳朴的亲情。母亲的落寞，儿子仍懵懂。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信仰、使命感、精神由此派生的价值观，都在敦促年少叛逆的我要向黑五类家庭告别。儿子面对生离死别殊不知母亲痛不欲生，没有掉下感恩泪水，头都不回无知无畏地在革命领袖指引下，迈步走向一座的精神宫殿。

学校破天荒的给我胸前佩戴上大红花，让我在心头上染上了那么的一点红色温馨，在喧天的锣鼓声，鞭炮声中登上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从南宁七三广场（朝阳广场）出发，踏上了赴百色县四塘公社新明大队插队之路。在如今，货车载人是违法的。货车仅能拉载没有生命的货物或者猪、牛等低级动物。但四十年前，绝大部分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乎都是用大货车运送。坐在大货车上，我满怀豪情奔赴农村，心里在无限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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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南宁至百色仅有一条沙石土公路。大货车离开南宁首先途经髙峰林场，髙峰坳里雾气蒙蒙，汽车在雾里穿行。初秋大地水分子满怀着净化的渴望，从大地向上升腾，到了高空遭遇到冷气流，又从苍茫的云层中飘泊了下来，在地面低空形成了一层层白色的雾纱，轻轻地飘荡。我们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透过雾纱观看前方道路及两旁的山峦时隐时现，大自然让我看到颇具意义的变幻。汽车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不断爬坡、下坡；不断地急转弯、急刹车，颠簸着。车轮扬起一股股黄色尘土无情地扑到车厢里，污染了我们的身体，污染了洁白的雾纱。车上一些女同学开始哭了，十六岁的小姑娘远离父母，奔走到一个不知晓的新生活、新环境，路途如此这般颠簸艰辛，想家哭是正常的。我怀着“理想主义”动机走上上山下乡之路，在一片哭声中，表现得出奇地沉寂。但同学们的情绪与沿途景象或多或少影响着我，默默坐在行李上，总感觉到沿途天象和环境现象似乎在演示着我们的人生旅程！一丝惆怅涌出，把没有忧伤没有惧怕的满腹激情，冷却了很多很多。

司机师傅们载送着一群特殊的政治小人物，爬行在没有等级的沙土公路上格外小心谨慎。车队以时速三十多公里到达百色县城，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我们男、女知青被分别安排在城郊县农机校里两间大教室里住宿。床是用教室里现成的课桌拼连在一起，各自把自带来的行李铺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最硕大的床。

我们在百色的第一餐伙食，每人一碗空心菜，菜碗上铺了一层猪肉，饭随意吃。离家第一天就能比在家还吃得好，吃得饱。大家都很开心。

吃完饭已经九点钟了，我和几个同学出于对百色革命圣地的敬仰，急不可待商议要出去瞻仰红七军起义纪念馆。我们向一位负责安排住宿的农机校老师问讯粤东会馆地址。这位老师关心的说：“现在外面一片黑鸦鸦，你们一路上个个灰头灰脸，清洗一下，等天亮再去吧。”我们透过窗口向校外望去，外界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没有，只是远处百色专区医院还透射出点点明亮。

百色县革委会对我们南宁第一批来插队的知青十分重视，在农机校办了两天学习班。组织学习革命领袖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教育我们树立扎根农村讲奉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

十九日上午，由于县车队无力调度运送我们的车辆，县委决定派遣拖拉机运送行李，动员全体知青步行近二十公里，赴四塘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来到四塘公社，新明大队各生产队的干部，和分配安置到各个“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农户贫下中农，已早早等候在公社前广场。在广场召开了一个短短的欢迎会后，我和其他同学三男三女分配到六匿屯九队。公社干部领着插青与生产队对接，队干和东家用扁担把知青的行李挑起，像领到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一样，把插队知青领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及家中。

我被分配到贫农罗日方家里。我和他见面时，看到他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提着刚买到一副新鲜猪肺。他比我仅大五岁，是一个刚刚做了爸爸，身髙仅一米六左右的小伙子。我按当地风俗称呼他叫哥方（壮语方哥），哥方热情抢过我所有行李挑起，让我空手跟着往家里走。

六匿屯离公社约三、四公里，是一个屯前是丘陵，屯后是深山的壮族自然村屯。村屯建筑依山而建，从屯头走到屯尾大约两公里，有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安置六名南宁知青。九队是六匿屯里集体经济收入最好的的一个生产队。

哥方的家座落在村头山脚一处小小的平台上，我们一行十八个插青，我是第一个到 “家”。

哥方领着我沿着台阶走到一间用泥砖和茅草盖小屋前，坐在门口一位老人立刻站起迎了过来。哥方轻轻介绍说她就是妈妈，你可以称呼她“妈方”。

我是怀着抛弃旧家庭，脱胎换骨追求革命理想而来的，我很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妈妈，帮扶着我挺胸走向新生活。所以，我一见到这位可亲可敬贫农大妈，立即是用龙州壮话叫了她声“咩”（是壮话妈的发音）。随一声“咩”的称呼，此刻，我的生命中开始有了两个妈妈。一个是生我，养我十六年的“剥削阶级”家庭的母亲；一个是在日后对我精神与意识追求和生活劳动进行再教育，再帮扶的无产阶级贫农妈妈。

妈妈髙兴地拉着我双手，眼晴上上下下在观察，她的目光是那么的慈良又温和。用壮话对邻居哥走（生产队指导员）说：“这个仔长得这么白嫩，他们家里怎么让他来我们农民家做仔呢？”我也是壮族人，父母辈平时全用壮话对话。所以我虽然不会说壮话，但还是能听懂一些。我羞涩地笑了笑。

晚饭有炒猪肺等三个菜，饭是大米干饭。在吃饭中，我从妈妈和阿嫂的谈话中，隐隐听出家里好象从中元节至今，很长一段时间都沒有吃过肉了。但妈妈和哥方还是不断给我挟菜，下乡第一天我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

哥方家是一间典型的右江壮族建筑，每个房用芭芒杆（一种当地壮语叫‘米勒绞’象芦苇的植物）作隔墙。我住的后房是家里放粮食和杂物小房。以前可能是为了防盗，房间仅开了个约三、四十平方公分大小窗口，并钉上一块活动木板来挡风雨，不管外面的阳光如何强烈，都几乎无法透射给房间添加光明。我睡的床与妈妈的床铺只是用芭芒杆简单隔开，距离仅十多公分，几乎互相可以看见。那个年代没有电灯，房间总是漆黑漆黑的，所以不点灯什么都看不见。吃完晚饭哥方忙着给我铺床休息。我感到床板不平，有两处凹坑。一天的劳累，我也不再在乎床板的平整，很快就进入梦乡。

关于我的睡床，后来还发生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是过了几天，我想自己整平一下床板，用手电筒照着翻开席子，发现这床原来是用已经挖好凹槽的两块棺材板拼起来的。我吓得不知所措，立刻跑到生产队指导员家反映这一发现。指导员哥走对我说，事先他就知道此事，只是哥方家太穷，实在没有其它木板，才用捾材板给我铺床的。从百色地区文工团下放来的邻居老明也对我说：“按当地风俗，哥方能把准备给他妈妈办后事棺材板给你铺床，这是很看得起你了。说不定你睡了这副棺材板，将来就能当官发财，这是别人梦寐以求想都想不得的好事呢。”当时我想他们说的有些道理，但心里总感到有些不是味儿。也许哥方知道我为此找过哥走，次日中午收工没有回家，进山砍回一根竹子劈开，编了块竹床板铺在棺材板上。我的床铺睡起来舒适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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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哥方就把我从美梦中叫醒。我揉揉那还没睡醒的眼睛，草草洗漱，喝了碗妈妈半夜起床熬好的玉米粥，拿上农具，开始了餐餐都喝玉米粥，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

我们生产队田地都一块块地散落在山沟与半山坡上，农作物大部分要靠天种植；集体经济很穷，几乎没有一件农业机械，所有的农活都是靠原始的手工劳作。我自幼在城市里长大，没有参加过什么劳动。此时才十六岁，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对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开始还真是难以适应。手上磨出了血泡，握农具时刺骨揪心般地痛。一旦在田间休息，累得也不管田地里环境有多脏劣，都歪着身体就地躺下，以争取休息片刻。晚上更是感到全身的骨架都已经累散了似的。

妈妈心里也很难受。她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不知道怎样来安慰自己这位新儿子。只是每天晚饭后，亲自帮我烧了一锅热水，让我烫一烫身体，帮助消除一些疲累。

半年后，县里通知各生产队另安排我们插队知青自己居住生活，一切生活、劳动都得自理。我们结束了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历史。

我与小扬、小李三个男知青搬到生产队一间经修缮好的原牛栏里作为知青屋。知青屋不到一人高的墙是用土垒起来的，门是用细桉树条编成，墙头到屋沿用茅草围档着，屋顶也是茅草盖的。人在屋里不论从那个方位都可以看星星，新春的山风从半墙上茅草帘缝隙中吹进来，呼呼地响，寒意令人不住地发颤。同队的三位女同学得以安排进一间生产队旧仓库生活，条件比我们男插青好一些。住了两年，自治区拨专款给我们知青盖了泥砖、茅草建筑结构房子。我们都很知足，兴高采烈地搬入新家。

我原以为凡怀着“理想主义”信仰，志愿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受了劳动锻炼，就可进入“已经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获得社会认可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红色成分”。所以我通过艰苦劳动，竭尽全力从灵魂深处到身体，都脱胎换骨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我拼命咬牙干活挣表现，细皮嫩肉晒成了古铜色，手上、肩上磨起老茧。犂田耙地、插秧、割稻打谷、锄草、放牛农活都学会了，还结识了众多淳朴的农民朋友，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与农民们更为接近的思想感情。

我从少就喜欢画画和写文章，经常在生产队宣传栏出版墙报，报头和文章多是我负责完成。后来又得到百色文化馆李墨老师的美术指导，创作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人物画作品在地区、县画展中展出。县宣传部干亊也经常辅导我写通讯报道，十几篇报道被县、公社广播站采用。

我的表现慢慢地得到公社的认可，一九七四年被光荣地安排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积极分子，出席了地区和县代表大会；并荣任知青副组长（组长是大队党支书）。

虽然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表现不错”，而在劳动工作中接触地、县工作队领导（新明大队六匿屯是地、县农村工作的重点试点），仍受某些执权者白眼和歧视，“家庭出身”，“彻底劳动改造”等尖言冷语，象一条无形的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透视“表现”在某些待遇上摆脱不出“家庭出身”桎梏，还属另册相待的对象。

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有所复苏，国家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生、招工。我因为有一些美术专长，得到县文化馆和公社推荐为上大学候选人，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在政审中被抹了下来。

一九七四年各级政府加大经济建设，增加在插队知青和农村青年中招收工人。在我参加知青积代会后，位于广西与贵州两省交界的广西沙陀煤矿招收矿工，我再次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接着一批批企业和学校多次在四塘公社招工、招生。身边许多表现一般的知青都一批批通过招工、招生走了，而我全都名落孙山。一种有关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所以儿子也就是国民党，甚至世世代代都是国民党等流言一波接着一波向我袭来。

为什么我下乡五年来都怀着虔诚和真挚，吃苦耐劳忘我付出，却还承受着精神生命的尴尬和无奈，遭遇青年人无法想象、难以承受的艰辛和坎坷的恐怖。我无法接受血统论制造出来的卑贱，而为父母赎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人最可怕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出路。我付出了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社会对我的歧视，不能像人一样活着。在绝望中我产生了不如自我消失来逃避这个可怕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春节，大多数的知青都回父母身边探亲去了。我为了彻底与“反动”家庭决裂，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已完全教育好的子女”，决定今生不再回南宁“探亲”。

那年我们屯几十名南宁和百色知青，就仅我一个留在生产队里过春节。春节生产队不安排出工，我也沒有为过节准备任何食品，自己一人呆呆留在知青屋里。既想家，又为家庭出身引来的的卑贱想哭都哭不出声来，仅能以泪洗脸。

痛苦、悲伤、绝望是精神失去理智成因，我穿着塑料凉鞋独自往深山毫无目标地走去。来到六匿水库在坝首徘徊，山间的麻雀不停地发出声声悲凄雀鸣，野鸭拍打着沉静的水面离我远去，对我可能污染它们的生存环境表示着极大的蔑视。我少气无力向平布大队方向盲目走去，心想找到一个山洞，躲进去再也不出来。渐走渐深，树木从两侧的山壁上罩下来，在诸多的树木中，仅有我熟悉的犂木树可怜地望着我。大山里天色渐渐变暗，六匿八队一位蒙姓的老农正好从平布大队回六匿屯。见我独自往山里走，感到奇怪问我去那里？我没哼声。他见我精神恍惚，拉住我往回走，直把我送回知青屋。

老蒙走后一会哥方就过来看我，他帮我煮了锅粥，回家拿了点菜给我，便默默无语陪着我坐到深夜，也没问我什么。

妈妈也过来看我，可能她观察到我这么冷的天还穿着塑料凉鞋。第二天一早，哥方说要下地摘菜借我凉鞋，但仅十分钟就送了回来。春节那几天，我见到妈妈一针一线纳着一双土布做的鞋底，嘴里不停的唠叨着，这么冷的天不穿布鞋那成啊！

几天功夫，妈妈把一双用蓝靛染的壮族布鞋送来给我，要我当着她的面穿上。穿上妈妈做的壮族布鞋，眼睛湿润了。一双土布鞋用金钱来估值不算什么，而是它所表达出来了真挚的情感，它对一个生命的的维护是刻骨铭心的。

指导员哥走、贫农组长姐兰也给我送来热腾腾的粽子和其它食品，关怀和鼓励我。

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老粱春节后刚刚上班，来到六匿屯检查工作。听说我进山的事便专程找我谈心。

“你以为“躲”起来消失了，就了结了吗？如果公安认为你是督卒（偷渡）去了台湾、缅甸，你就把家里兄弟姐妹害得够惨了。”

严厉而现实的批评给我很大的震慑。他接着和缓地对我说：“出身是不由己的，表现是公社和生产队都看得见的，一旦有条件，公社一定会考虑你前途。”

过了春节，生产队安排我去参加修建水利工程，集体生活的气氛使孤独感、压抑感有所改善。每次到公社开会、办事，老粱见了我总关心地拉我到他家吃饭，询问生活、劳动、学习、思想情况，敦厚仁慈鼓励我努力学习，勇敢战胜困难。

人的生命过程如同天象。纯朴、善良的农民和老粱在我精神上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齐伸关怀之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拯救”之情，如同初春的大地在曦曦春阳下，显现出夺目的春色。我心结已开，精神“脱困”了，一切劳累、烦恼、苦闷和怅惘全抛到了脑后。

下半年，新的一轮招工又开始了。一家主要运输煤炭的地方铁路企业——普洛铁路到四塘公社招收养路工。公社认为养路工在政审中应要求不髙，便把我推荐给铁路。但在政审中普洛铁路竟提出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可能会搞破坏铁路，颠覆列车而拒绝。老粱和公社领导拿着新明大队和生产队对我的鉴定书，以及我出席地、县知青积代会材料，煞费苦心百般介绍，都没能打动该招工代表。以致双方拍桌争论并把该事件向县委作了汇报。

次日，广西大型化工企业河池氮肥厂也到百色县招工，县知青办、四塘公社都向该厂介绍推荐了我，并批评了普洛铁路的唯血统论的错误招工政策。

招工负责人陈书记是氮肥厂一位中层领导，对政策掌握较好。听到知青办和公社介绍，表示可以和我面谈，并派工作人员小乔到生产队现场了解。

那天我刚好收工回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机会。贫下中农们七嘴八舌向小乔介绍了我六年来的表现。小乔又进入我宿舎，看了我画的美术作品和藏书，便带我回公社和陈书记面谈。我身穿刚劳动回来的衣服，脚穿壮族布鞋。布鞋引起了陈书记的注意，我坦诚汇报是贫农妈妈为我纳制的。小乔同志也汇报了调查情况，给了陈书记一个满意的印象。陈书记当即表态说：“象你这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人家不要，我们厂接收你！”

此刻，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变，成了“国”字头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进厂后，我不断地加强学习文化，自强拼搏，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多次入选自治区美展，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一九八五年得到专业单位的主动商调，从亊美术专业工作，评上了职称，担任了科室负责人。小时候的梦，经过艰难险阻终于梦已成真，成为了现实。

贫农妈妈一双土布布鞋，让我享受无比的温馨，重获做人的尊严，也给我带来改变身份机会，激励我走完人生。

像人那样活着，走完人生，这是我们这一代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人骄傲的“业绩”。

我感谢农村，怀念最朴实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