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的影响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新诗的影响又使诗歌创作在中国另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随着苏俄政治文化体制全面“移植”大陆,苏俄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也以“置入性”的方式输进大陆文坛,广泛影响了大陆五六十年代热爱文学的青少年。文革时期,在一切“封资修”旧文学被全面扫荡之后,取而代之的红卫兵文学(以及稍后的工农兵文学),便主要是各式各样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诗歌创作在知青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凡有知青群体的地方,都可发现有进行诗歌创作的知青。
知青诗歌第一人--郭路生
知青诗歌创作领风气之先者当属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出生在行军途中,故名路生。郭路生自幼深受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影响。1967年,正当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中,郭路生拜访了已被“打倒”的著名诗人何其芳(1912-1977)并开始向何其芳请教作诗。在此期间,郭路生写下了被广为传诵的诗作〈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等。〈海洋三部曲〉在写作技巧上受到莱蒙托夫影响,内容却是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失败的悲观情怀。郭路生还参加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学沙龙活动,和张郎郎、王东白等朋友聚会,一起聊天、唱歌、听音乐、讲故事,尤其朗诵诗歌。郭路生可说是由红卫兵诗歌向知青诗歌转变的关键人物。1967年秋,属于当时受打压的老红卫兵郭路生与朋友在离京逃难之际,他的朋友张郎郎在友人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为此,郭路生次年就创作出其成名之作〈相信未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这首〈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但却使郭路生声名大噪。〈相信未来〉的出现,激励了许许多多在文化专制下倍觉苦闷失望的年轻人,也唤醒了-代青年诗群,其影响被及文革后新时期七八十年代的诗坛。
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载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被派赴山西插队的郭路生也正是在这列火车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9年3月从北京赴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宋海泉(1947-)曾记述了当时火车站送行的情景:“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车站车厢,突然爆发出一阵揪动人心的声响。这声响,激越而又凄厉,这是由哭泣和叫喊交织成的撕心裂肺的声音。”郭路生只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真实地描述了这么一段具有共同特色的历史画面:知青们要离开亲人远赴他乡。这里没有高亢的口号,没有昂扬的激情,只有刻骨铭心的亲情牵绊,只有依依不舍离乡情怀。当他将这首诗念给一同下乡的知青朋友听时,朋友们都哭了。
到山西插队期间,郭路生依然不停地创作诗歌。他的诗,知青们争相传抄诵读,从邻近山西的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
当年的白洋淀知青诗人宋海泉记述说:“196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读到郭路生〈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使我看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些‘失望的灰烬’、‘余烟叹息’、‘凝霜的枯藤’、‘孩子的笔体’……朴素的词语编织的一种与心灵相共鸣的律动,鲜明的诗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反叛与抗争。”
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诗人史保嘉(齐简)则着文回忆当时读郭路生诗的情景:“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他对于个人真实心态的表达唤醒了我,使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之中把煤油灯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大致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记她吧〉、〈鱼群三部曲〉等。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郭路生于1970年离开农村进工厂当工人,次年参军,两年后复员,曾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因在军队中曾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后长期住在精神病院。其〈相信未来〉刊于《文友》杂志1998年1月号,获颁该年度“文友文学奖”。同年8月14日下午,郭路生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了这一荣誉。没有任何颁奖仪式,只有文友副主编伊莎和一群诗友相伴。《文友》的授奖词是:
“他在他的时代里,独力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谨以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授予《相信未来》的作者、中国现代诗的一代先驱食指先生。”
宋海泉将郭路生誉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并评曰:“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这样一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这样一个称誉对郭路生而言,亦无疑是实至名归的。
知青诗人的盟友--北岛
北岛并不是知青,他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在北京当建筑工人,但他跟知青如姜世伟(芒克)、甘铁生、史保嘉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文学创作上也与知青们有非常深刻的互动影响,北岛的诗歌创作就是受到知青第一诗人郭路生的影响。
郭路生〈命运〉诗句“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北岛,后者不由慨叹:“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1978年北岛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后,在送给郭路生那本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下:“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北岛也正是在跟知青们的交往中写下了一系列优秀诗篇,开始奠定了自己在(地下)诗坛上的地位。如1975年写的〈结局或开始〉: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颤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北岛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的〈回答〉更可视为他的代表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当作第一千零一个吧。
……
倘若比较一下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们会发现,郭路生其实是坚韧地高张着一种“理想主义”,而北岛的〈回答〉却固执地秉承着一种“英雄主义”。在此,“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分别体现了这两首诗的精神实质,事实上就是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蜕变/嬗变而来的。只不过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基于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郭路生与北岛则基于知青群体/叛逆一代的共名立场。具体而言,郭路生之所以能坚韧地呼唤“相信未来”,是从张郎郎等老红卫兵群体的相互勉励与支持中获得力量;而北岛之所以能固执地宣称“我-不-相-信”,是从之前的“一千名挑战者”以及之后的N万名挑战者中获得道德勇气。二者依然体现着一种对集体主义(尽管叛逆了主流意识形态)强烈且根深蒂固的依归与认同。多年之后,北岛在《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的〈附录〉中即声称:“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由此可见,郭路生与北岛只不过是用知青群体/世代的共名立场取代了革命/国家/民族的共名立场,他们诗歌“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在新的语境/情境下的异质同构--主流意识形态被颠覆/消解后的重构。
北岛的〈一切〉,似乎是〈回答〉的姊妹篇,提出了同样强烈的质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想。不同的是,〈一切〉少了〈回答〉的那种英雄挑战意识,而更多了几分小我的虚无悲观情绪: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尽管如此,诗中清醒而明晰的思辨,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显示出其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福建知青女诗人舒婷在七十年代后期结识了北岛,双方不仅通信往来,还用诗歌进行交流与对话。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就是以反讽的方式,对北岛〈一切〉的怀疑与否定进行交流与对话,以期从中体会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消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
无论如何,北岛的出现,标志着文革地下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岛的诗广泛影响了各地的年轻诗人,当然也包括了知青诗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