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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知青地下诗歌创作 二
成都知青诗群－－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等
成都知青诗群源自成都地下文学沙龙。该沙龙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前夕开始，在文革中仍持续坚持活动。其成员有邓垦、陈自强、杜九森、吴阿宁、蔡楚、殷明辉、苟乐嘉、吴鸿、罗鹤、谢庄、徐抷、何归、冯里、白水、野鸣、樵夫、兰成、一了、无慧等二三十人，大多为“黑五类”家庭出身。
1971年，在陈自强的鼓动下，邓垦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辑了一本《空山诗选》，后来因为文字狱，他的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本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为文字狱之故，被迫将这本手抄孤本烧掉了。
邓垦（1944-），笔名雪梦，1963年高中毕业后，在成都当工人。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如其诗第四十九节写到：“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被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服，/她终于不堪凌辱，/跳楼身亡……/这是人的世界吗？！”邓垦虽然没有下乡，但《春波梦》诗在四川、云南、湖南等地的知青中广泛流传，还被越境参加缅甸*游击队的知青带到境外。
成都文学沙龙的多数成员在1968年后相继下乡插队。他们下乡后坚持作诗并相互传抄诗作。其中，陈自强、杜九森与吴阿宁的表现尤为突出。
陈自强（1945-），笔名陈墨；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五岁那年母亲改嫁，即离开了父亲，由外婆带大；在1964年，陈自强就自编诗集《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集》，1965年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文革武斗期间（1968年），陈自强编篡了《中国新诗大概选》，试图全面否定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全面否定独裁专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观（《中国新诗大概选．前言》）；1970年陈自强到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1975年底因病回城。早在1962年，陈自强作的〈蚯蚓〉诗，就表达了强烈的渴望、追求自由的心愿：
……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的驰骋，
为着自由的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泥的沉昏；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
陈自强插队农村所创作的诗歌，则更鲜明地反映了其独立人格，如他在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写作的〈独白〉之五：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人海的风雨又飘下多少红叶？
热泪和冷笑不能使它变成桑田，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残剩的岁月。
希望已落尽还怕什么风风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1970年下乡期间，陈自强在一首〈永遇乐．隐意〉词中即写道：“离意千觞，青袍穷野，几回热梦空谷。长铗在握，挑灯听夜，且把兵书读。黎明风来，推窗成醉，天外晓星亦出。－－认碧血，深山久埋，化为美璞！”（下阕）受革命风云冲击，被文革红潮淹没，诗人仍然热梦空谷，执着挑灯夜读，坚信尽管深山久埋，也总有一天会化为美璞。他自始至终认为：“在独裁和极权统治的话语霸权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人的文学的，只有隐性的地下创作（不只文学），才具独立精神、尊严、品格与风采。”
杜九森（1949-），笔名九九。其父杜均衡（1910-1983）于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曾任东吴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杜九森在父亲赴台时，尚在繦褓之中，噩运却从此开始。文革中，1970年至1974年和陈自强一起在四川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插队。杜九森在农村写的诗作，很有民歌俗谣的风格，如其创作于1972年的一系列诗作：
……要抢水/莫后悔/知哥你爷本是鬼/想当年/敢拿横/耍了机枪耍“吊盘”（注：转盘机枪）/脑壳昏/下农村/这盘老子要当真/哪个上/不得让/一刀一个当解放/想吞饭/就要干/再来拉响手榴弹……（〈抢水谣〉）
走走走/喝闷酒/胡豆豌豆都没有/只有嘴啃手//来来来/敞开怀/一醉方休胜活埋/土地是棺材//唱唱唱/自晃荡/知哥知妹/浪打浪/句句扎心上//哭哭哭/八阵图/不见爹娘不见屋/泪水大扫除……（〈醉酒歌〉）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人寒人苦人霉腰带松/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倒汤倒水倒饭倒栽葱。（〈乡下〉）
这些诗很有元明俗曲的风味，雅俗共赏、兼具深厚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可谓淋漓尽致展现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环境乃至文革黑暗污浊的时代，以及知青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与黑暗污浊的时代中所扭曲的人性；同时，字里行间也体现了诗人对造成这个恶劣环境与污浊时代的体制的严厉谴责与抨击。
吴阿宁（1950-），小学毕业后受父母右派问题株连，回原籍四川荥经农村插队务农。作为黑五类子女，诗人在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尽管早年失学，却爱好写作，自学成才。他的人生遭遇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形象的表现，如：
……
对甜蜜的回忆，莫要问一句“曾记否”，
对苦恨的深渊，莫要叹一声“全怪我”，
对沸腾，冻结的人血莫要大惊小怪，
不这样，谱不出生命的挽歌。
向四壁宣布我的“坠落”，
屈恨无须向苍天诉说，
让行尸走肉塞满新的岔道，
困死我呵，不随下流又不能超脱。
（〈困兽〉，1974年）
面对苦难人生，诗人冷静而又淡然，坚韧却也无奈。
……
呵，崩蹋吧，云端里的巨岩！
暴涨吧，让一切都重来，都重来！
看，来了，那漫天的洪水，
要浮起地球，翻转整个旧世界！
（〈鹰嘴岩〉，1973年）
诗人愤怒了，他借助山间怪石，倾泻了满腔的悲愤。
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
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
里面还泡着一个活人！
一个人，
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
除了希望和绝望的交替折磨，
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坑和人〉，1976年）
他描述坑和人，也是诉说自己和命运，更是展现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
由上引诗例可见，在怀疑现实、叛逆体制方面，成都知青诗群跟与白洋淀知青诗群颇为一致；然而相比之下，成都知青诗群当是更为直面及关注现实社会，历史责任感也似乎更为强烈而执着。
南国知青女诗人－－舒婷 在今天回顾文革中的杰出知青诗人，“北有食指，南有舒婷”的说法，基本上已得到读者及学界的普遍认同。
舒婷，本名龚佩瑜，1952年生于福建漳州。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山区劳动改造。因父母离异，舒婷长期寄养在厦门外婆家，因此厦门可说是舒婷的故乡。文革中，舒婷躲在家里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1969年到闽西上杭县太拔公社插队时开始写诗，并先后得到厦门诗人黄碧沛以及当时被流放到闽西北山区的印尼归侨诗人蔡其矫（1918-2008）的指导。舒婷的诗作在知青中流传开来。她在其文革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中，回忆知青生活说：“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舒婷在插队期间认真地记日记，摘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
1971年，舒婷与一位学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有过一次关于诗的政治的长谈，这次长谈让舒婷认识到，文学是有思想的，是承担着社会使命的。这种思想对舒婷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这次长谈，舒婷写了“第一首成形的小诗”〈致杭城〉：
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
也是那样的风，吹得脸发烫
也是那样的月，照得人心欢
呵，友人，请走出你的书房
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
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
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
江水一定还是那么湛蓝湛蓝
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
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
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
榕树下，大桥旁
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
漂泊在茫茫的天上……
1975年前后，已回城工作的舒婷创作了一批洋溢着清纯浪漫情调却也不乏深沉哲思的诗作，如〈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赠〉等一批作品，表达了困境中的青年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大海的日出
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
大海的夕阳
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
多少支在峭壁上唱出的歌曲
还由海风日夜
日夜地呢喃
多少行在沙滩上留下的足迹
多少次向天边扬起的风帆
都被海涛秘密
秘密地埋葬
……
“自由的元素”呵
任你是佯装的咆哮
任你是虚伪的平静
任你掠走过去的一切
一切的过去－－
这个世界
有沉沦的痛苦
也有苏醒的欢欣
（〈致大海〉1973年）
一只小船
不知什么缘故
倾斜地搁浅在
荒凉的礁岸上
油漆还没褪尽
风帆已经折断
既没有绿树垂荫
连青草也不肯生长
满潮的海面
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
波浪喘息着
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
无垠的大海
纵有辽远的疆域
咫尺之内
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
隔着永恒的距离
他们怅然相望
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
世纪的空间
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
难道真挚的爱
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
难道飞翔的灵魂
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船〉1975年）
舒婷的诗意象明丽隽美，思维缜密流畅，善于通过复杂细致的情感体验来表现出女性独有的敏感，并从中发掘出深刻的诗化哲思，从而使她的诗歌散发出特有的感染人激励人的魅力。
经蔡其矫介绍，1977年舒婷开始与北岛书信往来。1979年10月，舒婷北上，蔡其矫带着北岛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此，舒婷与北岛、芒克、杨炼、顾城等北京诗人密切联系，并通过北岛等在《今天》先后发表了〈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等诗作。舒婷从此登上了中国新时期的诗坛，进而成为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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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6 14: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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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6 14: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