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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场转让记 1994年1月，我从中国信息报社调入机关服务中心。此时中央国家机关正在全面开展后勤改革工作。我被指派参与了此项工作。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时，机关后勤管理体制就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其供给制、福利性、“小而全”、封闭式的自我服务特征和运作方式造成经济效益低下，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弊端日益突出。部委办局几乎都成了小社会的构架，后勤部门臃肿不堪，社会上存在的职能部门机关应有尽有，什么房产、基建、人防、交通、通讯、医务、教育、印刷、宾馆、副食基地等等，有的部委甚至从大学、中学、小学直至办到育儿园、托儿所。这种臃肿的机构不但使行政管理负担过重，而且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1993年9月17日，在改革大潮的滚滚洪流中，中编办下发《国务院各部门后勤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机关后勤改革要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为指导思想，实行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分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社会化为目标，转换机关后勤服务单位运行机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国家统计局党组要求机关服务中心要充分利用机关授权的经营管理资产，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后勤保障能力，逐步实现自收自支的企业化管理。 机关服务中心领导非常重视这次后勤改革的机遇。在全员动员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张顺田同志为首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七个处长带着我一个兵，开始了为时两个月的改革工作。我们先后走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新华通讯社等部委，认真学习各个部委机关后勤改革的经验，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小组成员反复讨论，由我执笔起草了《国家统计局机关后勤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局领导的认可，并经人事司批准执行。此后，机关服务中心各处闻风而动，纷纷走向社会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经营项目。 时任交通处处长的王胜国同志在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村以承包名义低价租用了80亩河滩地，租期40年。如何利用好这块土地，尽快创造出经济效益？一时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快，中心领导做出决断：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梅花鹿养殖场。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就是人尽皆知的名贵药材和大补品，养鹿经济效益可观。说干就干。这边土木齐动，鹿舍、饲料棚、办公用房等加紧建设；那边派出人马四处寻购梅花鹿。1997年初春，50头从河北承德地区梅花鹿养殖场购得的母鹿和7头种公鹿入住新鹿舍。它们的饲养许可证载名：“北京市天鹿养殖场”。为了精心饲养，服务中心还从承德梅花鹿养殖场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张贵山。 1998年，机关服务中心在经历了5年后勤机构改革，并且顺应改革大潮，走向社会进行经营开发创收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充分整合经营资产，成立了经营开发处，我被派去做经营开发工作。 在机关服务中心所有经营资产中，天鹿养殖场是唯一的经营实体。它从事的是动物饲养，而且是名贵的梅花鹿，所以服务中心领导格外重视和关心，我更不敢小觑。接手之后，我专门从内蒙古农业大学请来畜牧兽医专家和饲料营养专家，为每一头鹿做了体检，并按照专家的指导，对饲料合理配比，实行科学喂养。 更欣喜的是在两位专家的牵线搭桥下，我们和内蒙古包头市著名的“大圣鹿业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天鹿养殖场的规模不具备鹿产品的深加工，而“大圣鹿业集团”已经开发研制了多种深加工鹿产品，他们的产品展示柜里摆满了由鹿茸、鹿胆、鹿血、鹿皮等加工而成的各种产品，真可谓是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在全国还没有打开销路。我们双方议定，天鹿养殖场的粗产品全部由“大圣鹿业集团”收购；“天鹿养殖场”在北京代销“大圣鹿业集团”的深加工鹿产品。 然而，好景不长，“天鹿”和“大圣”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双方刚刚签完合作意向书，一纸王家场村土地由顺义区政府统一开发利用的公文送达到我的手中。北京东方太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王家场村周边开发建设东方太阳城，我们租用的80亩土地属该公司二期建设项目。容不得半点商量，我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整体搬迁，二是整体转让。整体搬迁资金昂贵，此时北京周边的土地已是寸土寸金，一亩地的租金再不是几十块，而是十几万。指望王家场村的违约赔偿更不可能，农民能给政府机关赔钱吗？只能自认倒霉吧。那么，出路只有一条：整体转让。 我们费尽周折，在有关人士的热心帮助下，找到北京首创集团所属“北京康绿达优质肉牛养殖有限公司”，经过四个多月艰苦运作和多轮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我方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天鹿养殖场，转让标的包括天鹿养殖场所有梅花鹿、机械运输设备及地上物。我方所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北京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变更过户给对方公司。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毫无保留地把和“大圣鹿业集团”的合作项目介绍给“康绿达”公司，并陪同“康绿达”公司总经理一行前往包头进行实地考察。 此时可怕的“非典”已在北方悄悄蔓延。 出发的那天，天气阴沉，车过了张家口鹅毛大雪就飘洒而来，“燕山雪花大如席”这虽是诗人的夸张之作，但随着不断北行，风雪铺天盖地，我们真正领略了诗作的意境。 由于风雪的阻隔，又碰上被内蒙古人美其名曰的“蓝鸟车队”（鄂尔多斯市的大型运煤车队），过了内蒙古兴和县就堵车了，而且水泄不通。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我们的两辆车都寸步难行。一行人饥肠咕咕，幸亏我带了一些零食，分发给大家，才勉强解了饥饿之苦。直到下午三点多堵塞的道路才缓缓疏通开，我们在路边的小店匆匆吃了碗刀削面就急着赶路了。到达包头市已是晚上十点多钟。 对包头“大圣鹿业集团”的实地考察，更坚定了“康绿达”公司收购“天鹿养殖场”的信心。 当我们离开包头的那天，听说包头已有两名“非典”死者。 回到北京后我们开始了更为繁忙而紧张的鹿场转让前期工作。“非典”的猖獗没能阻止我们的行动。我们巧妙地躲避着由于“非典”而设立的一次次道路盘查，奔走在延庆、昌平的乡间公路上，帮助“康绿达”公司选择鹿场新址。办理转让的各项事宜。 转让的难关一道道横亘在我们面前。在办理各种繁杂的转让手续时，我们才知道，梅花鹿养殖场不能直接转让给“康绿达”公司，他们是肉牛养殖场，牛和鹿不是一科动物。“康绿达”公司必须申请注册登记梅花鹿养殖场才允许转让。但此时正好受“非典”时期“果子狸”事件严重干扰，有关部门证实“非典”病毒来自“果子狸”，于是不准食用和饲养任何野生动物的硬性规定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出台。北京市林业局停止了一切办理野生动物养殖手续的工作。在那个特定时期，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受到舆论的谴责。 怎么办？我一筹莫展。鹿场厂长孟平不顾生死，连日奔波，多次和“康绿达”公司协商、恳谈，最后，“康绿达”公司总经理刘先生终于表态：“我们想办法！” 在顺义区有关部门领导的帮助和协调下，总算以一种合理的变通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北京市林业局在非常时期特批，为“康绿达”公司办理了梅花鹿养殖场注册登记手续。这张登记证确实来之不易，“康绿达”公司为他们的鹿场起名为“金鹿养殖场”。三个月来，律师郑光远时时陪伴在我们身边，期间他三易转让合同，从法律上给予我们真诚的帮助。 办理各种转让手续的时候，也正是鹿场大批母鹿下仔的的关键时刻，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确保人、畜安全，不让“非典”疫情传入鹿场。鹿场厂长孟平同志就一直吃住在第一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长时间不能洗澡，他的皮肤病严重复发，痛痒难耐。但是他不敢离开半步。有一天，和他一起工作的戴英突然打来电话：“韩处，孟厂长发烧，我们正在北大医院输液！”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坏啦！非典！”我拔腿就往外跑。 刚跑到楼梯口，又听到办公室响起电话铃声，就又跑回来。“韩处，你别着急，刚才医生又给他测了体温，医生说，退烧了，没多大问题，输完液我就送他回家。” 一场虚惊，吓得我半死。 第二天一早，我急忙给孟平家里打电话，夫人告知，孟平去鹿场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感动不已。 接下来是整个鹿场的搬迁，又遇到了很大困难。尽管双方已于四月初签订了转让合同，鹿场已经属于“康绿达”公司，但毕竟转让手续没有办完，转让款未到位，加之对方不懂梅花鹿养殖，我们作为转让方，要信守承诺，诚心诚意去帮助对方，因此我们至始至终负责对鹿场的管理和喂养一百二十多头梅花鹿，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梅花鹿接仔工作。工人们两班倒，日夜守护在鹿舍旁，厂长孟平和技术员张贵山常常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5月底鹿场开始搬迁，正值母鹿产仔、公鹿生茸的关键时刻。此时搬家对于养鹿行业可说是大忌。搬迁会造成母鹿大批早产、流产，已产下的仔鹿经不起折腾会很快死亡。公鹿由于碰撞，鹿茸损毁会很严重。梅花鹿又生性胆小，一百二十多头鹿，怎么装车？我这个外行一时又陷入困境。技术员张贵山看出了我的担心，就说：“韩处，您别担心，装车之前我会给每头鹿注射一支麻醉药。运过去之后，再给它们注射苏醒药。搬迁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孟平也说：“每次装完车，我们所有的人员都跟着过去，卸了车，等到所有鹿都醒过来，吃上草料喝了水，一切没有问题我们再回来。”有这么多尽心尽责的好同志，我还担心什么！ 梅花鹿在搬运过程中尽管被注射了麻醉药，可是昏睡过去的鹿死沉死沉，特别是公鹿，体积大，体重沉，把它们抬上两米多高的大卡车着实不容易。又怕母鹿流产，还怕公鹿刚刚长出的鹿茸碰伤，更怕新生不久的小鹿经不住长途运输而死亡。这个时候最能检验一个员工的责任心。孟平用他没日没夜的坚守经受了考验；张贵山以他精湛的技术确保了120多头梅花鹿的安全；天鹿养殖场的所有工人们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实现了“天鹿”向“金鹿”的完美转身。 五月中旬，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两周时间终于将120多头鹿迁往新址。在这项工作中鹿场厂长孟平、技术员张贵山及原鹿场工人们不顾“非典”的生死威胁，冒着随时被鹿撞伤的危险，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2003年5月20日，我和孟平一同在空旷的天鹿养殖场请所有员工吃了一顿便餐。望着和我朝夕相处了三年多的厂长、技术员和工人们，我百感交集。在令人恐怖的“非典”猖獗之时，他们没有因为怕死而逃避，而是至始至终坚守在第一线。他们也没有因为天天接触梅花鹿，跟“果子狸”一样，随时有可能感染“非典”的可怕病毒而畏首畏尾，而是日日夜夜和梅花鹿相厮相守。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实的情感；没有满身的铜臭，只有一份责任。我敬重他们，感谢他们，永远记着他们。 2016年10月的一天，我去离退局，在朱飞处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则讣告：孟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20日逝世，享年64岁…… 我忙问：“朱处，咱们局有几位孟平？” “就是你们服务中心的孟平。” 我一下子惊呆了！孟平走了？这是真的吗？一个体壮如牛的男子汉怎么说走就走了？年初在老干部联欢会上见面，他还兴致勃勃和我约定：天暖和了一起去旅游。后来因为老母亲病危我急急忙忙回了内蒙古。现在还没有兑现约定你怎么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人的生命难道就这么脆弱？那一刻，孟平昔日的音容笑貌一幕幕闪现在我的脑海里。2001年夏季，我去鹿场，一下车就看见孟平和他的工人们扛着一捆捆刚刚修剪下来的树枝，从临近的北京共青林场往回走。进了鹿场大院，放下树枝，抹一把满脸的汗水，指着堆满院子的嫩树枝说：“今年夏天我们的青饲料不用买了，能给中心省4万块钱。” 转年八月份我去鹿场时，他憨憨地笑着，指了指办公室山墙边高高竖起的铁架子说：“我们自己焊了一个水箱，太阳晒一上午，大家能冲冲满身的臭汗。”我说：“按个太阳能热水器吧。”“别了，能省就省几个钱吧。” 2003年7月1日，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同吉国际旅行社”组织全局职工家属赴山东威海度假旅游的事情，孟平打来电话：“韩处，告诉你个好消息，转让鹿场的支票我拿回来了，180万一分不少！今天咱们双喜临门！”…… 孟平，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员工，他用自己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吃苦耐劳释全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的沃土上，有千千万万个像孟平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扛得起责任，肩负起使命，唯有这样，人生才会有价值，才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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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5 18: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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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6 09:25:14
发表于 2018-3-16 12: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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