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卫国 于 2017-9-18 22:18 编辑
一九七零年,下乡插队的第三个年头,暮春时节的一个晚饭后,罗队长来找我,要我到面坊做面条。 罗队长是怎么说的,当时还有谁在场,现在一点都记不起了,但那时的天气却记得很清晰:屋子外面下着雨,不是那种贵如油的春雨,而是被虐称为“淫雨”的晚春之雨,淅淅沥沥,烦人,室内一灯如豆,忽闪忽闪,暗影瞳瞳,阴沉沉的,空气也是湿漉漉,正是所谓“梅雨季节”,乍暖还寒,穿了热,脱了冷,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得知要去做面条,自是有点小兴奋。 我们谭家坪一队这个面坊,是个承接来料加工的小作坊,只有两个人,一人在水碾房把麦子磨成面粉,另一个人就把面粉做成面条,本队及附近生产队的社员群众来这里用麦子换面条,服务半径约三公里。在面坊压面条,应该是当时我们谭家坪最好的“活路”(西南地方词汇,泛指各种体力劳动)了,后来我对此有个比喻,从搞农活到压面,相当于从烧锅炉直接调去坐办公室,“蓝领”变成了“白领”,怎能不高兴呢?
这就是那面坊,如今已无人居住
那时谭家坪对某项活路苦和累的判断评价标准简单直接,一是“日晒雨淋两头黑”,也就是在外面露天作业,天不亮就出门,晚上摸黑才收工回家,这是从劳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二是从劳动的强度来判断,最苦的是“肩挑背驮”,还有苦累的就是“栽秧搭谷”或“XX挑盐挖生土”。在面坊做面条,日不晒雨不淋,肩不挑背不驮,就是室内的手头活路。 说是手头活不假,但也算是重体力活。那时谭家坪没有通电,原本是用马达做动力的压面机,就在用皮带传动的被动轴上安个摇把,变成手摇压面机,被动轴是生铁浇铸成型,典型的“傻大黑粗”,用齿轮传动轧面的那两个小面盆粗细的圆柱体辊子,也是黑铁铸就,粗大而笨重,所以不使力摇不动,摇动起来惯性很大,力气小了就刹不住,既要使蛮力,又要用巧劲。还有揉面,也不松活,压面条的面,不是白案师傅揉的那种软面团,也不是像兰州拉面那样能拉长成丝的韧性面,而是将面粉倒进大面盆中,加适量水后反复用力揉搓,直至面粉成“一捏成团,一松即散”的颗粒状。揉面压面一整套流程干下来,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开始那十几天,累的像个狗,晚上手臂酸痛,腰杆胀痛,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才恢复正常。
面坊里还有一桩很苦的活路:到尖山买草纸壳。 那时包面条没有那么多旧报纸,而是一种用最原始的造纸术制作的粗纸壳,稻草碾成纸浆后,不漂白不滤渣直接用粗筛子制成,俗称马粪纸。制这种纸的作坊在尖山,距谭家坪约九十里崎岖山路,打个来回就是一百八十里,所以必须天不见亮就动身。 那天清早,鸡叫就起床,揣上几个头天晚上烙的包谷粑,腰上别一双新草鞋,打着火把就上路,走上十里路到草坝坪才天亮,去时空手,要赶时间,搭脚上坡就是大步流星,下坡就是一路小跑,屙尿都不停,边走边屙,野猪道那一截路陡得很,还得手脚并用,爬上爬下才行。过了小水坪、燕朝,走过麻溪沟,就到了尖山,才十点多钟,找到那个纸厂,买了九十斤纸,捆在翘扁担上,这时才拿出包谷粑,找个大石头坐下来吃。吃完就往回走,走到一碗水的泉水边,找两张桐子叶做个碗,痛痛快快地灌了一肚子凉水。挑担子走山路那真是苦,走慢了不行,压得受不了,要稍快一点,和着翘扁担上下的节奏,这才稍微觉得轻一点,但时间稍长一点两只脚杆又受不了,腿肚子又酸又涨,上坡脚杆软,下坡脚打闪;肩膀磨破皮了,汗水沁进去,像撒辣椒面一样,痛得钻心,汗水还老从眉毛流下往眼睛里灌,迷糊得看不清路,最后几十里路,迈一步都难,几次差点都要把担子扔掉不干了,真是咬着牙才坚持的,硬是一步一步下蛮熬拢的,到家已是黄昏时分了,担子一甩,就倒在床上,好像不是睡着的,而是直接就昏过去了,第二天中午才苏醒过来。其实,本可以不去自己挑的,这一趟,按“百力百里三块”的价钱来算,只值两块四毛钱,我就是想体验一下,“肩挑背驼”真是苦,比我预想的还要苦。 其实,那时我对活路苦和累并不是特别在意,当然,也不是“想起红军两万五”,更不是回忆起了“万恶的旧社会”。而是那时正年轻,有一把子力气,力所能及,就想显摆显摆男子汉的气魄和力量,再苦再累,都是暂时的,都会变成过去时,越苦越累的活路,正是刷存在感的好机会,“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得其所哉。要是安排和那些妇女婆婆一起干轻松活,绝对是一种羞辱。因此,有挑战性的活路,能显示力量的活路,真心觉得就是锻炼成长的机会,斗志昂扬,精神抖擞,那种成长感乃至胜任感优越感,让人感觉很爽。 虽然没想起旧社会和红军,但始终没有忘记我父亲的几句话,临下乡前,他郑重地对我说:“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力气,力气用了力气在,越用越有,越用越大,用不完的,今天用了明天还有,今天偷懒不用的,一点也存不下,明天还是那样,偷奸耍滑,拈轻怕重,天天偷懒不出力的,力气就会越来越小。”这话是真有道理!至今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那时从干部到群众对我的印象比较好,比较关照我,可能与我这种憨厚老实不偷懒的品行有关。 好多年以后,读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对其中一句话:“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深以为然。“苦”和“累”难以避免,但怕不怕却是由自己来选择的,我选择了不怕,不怕苦,苦不会变为甜,但可以不在乎,不怕累,累还是累,但可以坚持下去,若怕苦,那就会越来越苦,苦不堪言,怕累,就熬不下去。所谓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一定是不怕苦的人才有的感悟,怕苦怕累的人,苦难只是无尽的悲哀,人生的梦魇。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揉面压面,跟在健身房举杠铃甩哑铃,练俯卧撑和屈臂撑差不多,才大半年时间,我的两个手臂就练得像“锤草棒”,和同龄人扳手腕,简直所向披靡。两个膀子看起来像健美运动员,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还有三角肌都隆起来了,真的好!可惜后来读书教书,成天伏案不爱动弹,这些让人自信心爆棚的肌肉慢慢地变成了肥肉,还有的干脆就消失不见了。
这活路当然也有一些技术含量。比如在开始和面时,绝不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盲目地机械循环递加,必须准确判断水的分量比例。水加多了一点,揉起来是要轻松一点,摇起来也轻一些,但最后压成的面条不仅“颜值”差,呈黑色,不好看,而且晾晒时容易断掉,短面碎面又要泡水后重新加工,划不来;水少了,不仅揉起来费力一些,摇起压面机也更吃力,虽然最后的面条成品看起来显得白一些,但这种面条在下锅煮食的时候“浑汤”。要想面条不“浑汤”,水和面的比例就要控制好,不多不少正合适;揉面时用力重一点,时间长一点,揉得瓷实,揉得通透,压面皮子时要舍得用力多压一到两次,这才能使最后做成的面条好看好吃有劲道。 那时的我十八九岁,不似现在这般肥硕笨拙,而是剽悍精壮,“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这点技术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快就成了压面条的一把好手。生产出来的面条,很快就在顾客中享有盛誉,如果搁现在,绝对是一金牌产品,无任何化学添加剂,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颜值白又亮,下锅不浑汤,分量充足,居家美食,馈赠佳品。看到自己生产的面条受到欢迎,成就感油然而生,劳动生产积极性愈加高涨。 现在想来,我那时劳动热情积极性高,应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队里原先压面的也就是我师傅叫秦春和,人称春老和,是队里的贫协组长,人很不错。他压面干得好好的,为啥突然不干了要换我呢?他在教我做面时对我说,做面就是一个人,收进来多少麦子,发出去多少面条,没人监督,就是记个良心账,完全靠个人的思想觉悟,假若稍微有点私心,每次发面条时秤稍微压平一点点,毫毛成捆,积少成多,最后就是一大坨。再就是社员用麦子换面条交的加工费,一斤麦子五分钱,这也是全凭良心记账,无人监督,无法查账的。也就是说,这小小的面坊,也有油水可捞,有腐败的空间。春老和说,开始还无所谓,后来就觉得有人在背后说闲话,但又不可能查账,查也不可能查清楚,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清白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不想遭人怀疑又无法言说,就提出来不干了,另外换人,换哪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思想觉悟要高,用现时的话来说,就是清正廉洁,不贪不腐,过得硬。经队委会研究,我就是这个思想觉悟高信得过的人。领导信任,让人温暖,就是一种动力。为了不辜负领导,不仅仅是要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劳动干劲积极性也要冲天才行。
2016年秋,“不忘初心,永跟党走”活动,返回谭家坪,和当年教我压面条的师傅秦春和老两口合影。
到面坊没几天,我的名号就由“胡知青”变成了“胡面客”。据我后来考查,谭家坪民间对职业的称谓,最高等级的是“先生”,能被恭称为先生的,只有教师、医生、端公(阴阳先生、地理先生)等,其次就是“师傅”了,但“师傅”又和“匠”难分,许多手艺人就是工匠,铁匠木匠石匠等都被尊称为师傅,还有兽医被称之为“撬猪匠”,已经带有一点贬义了。后来听到有的教师自诩为“教书匠”,那是一种自我贬低,也可能就是自卑了。压面条,称为“面客”,显然不属于先生和师傅级别,但比“佬”应该要高一点,“佬”带有蔑视之意,“乡巴佬”即为例,还有杀猪佬(匠)、剃头佬(匠)、吹鼓佬(手)等,后缀为“客”,好像只有走乡串户的货郎被称为“货客”,再就是家人中老公是“男客”,老婆是“右客”或“婆儿客”,女婿叫“女婿客”,可见“胡面客”之称非褒非贬,职业称谓而已,但是,在我众多的角色名号称谓中,这却是值得夸耀的一个了。 说压面是个好活路,当然并不仅仅如前所述,更主要在于劳动的环境好,自由度较高。(待续)
2017年仲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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