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修理部

高高兴兴

无线电修理部

初夏的早上阳光明媚，大队会计婆娘打扮得咯咯锃锃，带我去公社所在地肖家庄。她一路走一路与人打招呼，展示了她在老圩这块地面上的人脉很广。

大队会计婆娘是个很有风采的女人，在那个穷得一塌糊涂的地方，穷得一塌糊涂的年代，她就像烂泥塘里冒出来的一支荷花，惹眼招摇。她的老公，也就是大队会计，却从里到外都显得窝窝囊囊，俗话说得好，一块馒头搭一块糕，真是言之不谬。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长得像爸爸，胖呼呼的，小眼睛塌鼻子，小女儿像妈妈，大眼隆鼻，身材修长。两个姑娘都在安丰镇上中学，这在当地农村是很少有的。

这个我称之为“大嫂子”的女人边和人打招呼边主动解释去向：

“支书让我带老高在肖家庄寻间房子开店啦。”

“开啥昵店啊？修收音机的店喔。”

许支书很会用人之长。把我这个会捣鼓收音机的知青安排到老圩公社政治中心的肖家庄去开个修理店，是其会用人表现之一；指派大队会计婆娘到肖家庄去办理租房子的事，是其会用人表现之二。果其不然，大队会计婆娘凭着她在肖家庄处处熟，能说会道，花言巧语，不到半天时间，就把肖家庄主干道边上的一间小房子给谈妥了。

周大妈租给我开店的这间房子是一间小小的茅草屋，六七个平方米，两张床、一张桌子搁下来，让人活动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之所以搁两张床，是因为新开张的修理部里除了“高老板”之外，还有一个学徒兼会计的许兆芬。有着“芳名”的许兆芬可不是一个姑娘，他是许支书大哥的儿子。许支书的意思，开了这个修理部，我和他的侄子两个人自己养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大侄子能学到一门吃香的手艺，解决了前途问题。开修理部还有其它附加值。比如，公社召开“三干会”，许支书在会议期间晚上就睡到修理部来，和大侄子挤一张床，省得早晚来回赶路，修理部又发挥了“驻京办”的作用。

小店刚开张的那会儿，庄上人感到好奇：这两个麻小伙既不卖油又不卖醋，成天坐在屋里干啥子？有人忍不住去问周大妈：是不是看病的“先生”啊？可代人拔牙啊？为了把这个没有任何醒目商品小店的功能说清楚，我请大队给我做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油漆招牌，上书“无线电修理部”六个大字，早上挂到临街的墙上，晚上收回来。陆陆续续，生意好了起来。那个年月，拥有半导体收音机的农家很少，送来检修的，大都是舌簧式喇叭，当时兴化农村里，家家户户都要挂上一只，上至国家，下至生产队，都得通过这个喇叭把文件、精神、政策、通知、决定和各种“特大喜讯”塞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后来，送来修的收音机逐渐多起来了，不仅有个人使用的小半导体，还有大队、生产队用的扩音机，甚至公社广播站把磁带录音机也送来修了。煤油灯上烧烙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一根扁担挑回扬州，坐在家里用电烙铁干活，趁机回家休息两天。

现在家用电器控制部分都是集成电路板，我已经没有本事捣鼓了。送出去修理，师傅说，这个坏了，要换，那个部件也坏了，也要换。从工作原理上分析，不可能是这个地方坏，根本不需要更换。我采取的态度，不是争辩，也不想模仿阿Q大喊一声：“你敢蒙我？老子过去就是干这一行的！”，而是乖乖地认宰，“好，修吧，多少钱？”、“三百？行，换！”我既然已没有本事自己修，东西还要继续用，只有把头伸出去挨一刀。挨刀砍的我和持刀的师傅在心理上是相通的，因为我也干过类似的事。

我的修理部开张，大队投资了两百块钱，主要用来买无线电的零配件。靠这两百块钱，我通过黄震猷等扬州的朋友，在扬州无线电厂买了一堆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音量电位器、舌簧喇叭线圈等零件开始做有本的买卖。想不到的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经营理念带不来经济效益，换一个新的喇叭线圈，买线圈的成本五毛，我只收一块钱。一天修五个，进账五块，刨去买线圈的两块五，在另外的两块五里，要摊销煤油钱、松香焊锡钱、师傅徒弟的工资钱，还有房租钱。七摊八摊，结果就摊成了个负数。眼见得许兆芬账本上老是支出大于收入，高老板就要“穷则思变”了，就不得不磨刀了。

第一招是“看人兑汤”，来人是一个钱要掰成两个花的农民，那就服务为上，不图个财气还要图个人气；来人是个拿工资的，或者送修的是集体用的机器，那就在商言商，原来收五块钱，现在收八块钱啦，反正物价局就是本人开的。第二招是“暗度陈仓”，把换下来的坏零件修一修，当做新零件用，新换下来的坏零件如法炮制，下次再用，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这无疑是“奸商”行为。所以，我现在认定一条死理：无商不奸。再好的正派人，比如我本人（不谦虚了，哈哈），只要走上经商这条路，迟早会唯利是图，掉在钱眼里不能自拔。商家的热情永远是鳄鱼的眼泪，一切宣传、广告、优惠、让利都是伸向你荷包的小手，滥用一句伏契克的名言：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原来在生产队，吃饭都是自己烧，住到肖家庄来了，没锅没灶，吃饭成了问题。公社是有食堂的，但只对当年的“公务员”开放，我虽说搞的行当在当地算得上“高科技”，在公社干部的眼里，仍在“三教九流”之列，不可“同桌而食”的。经过大队会计婆娘的努力，最后在公社供销社食堂搭上了伙。那是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像现在，用钱可以买服务。我和许兆芬虽然是自己花钱买饭菜票吃饭，但由于不是供销社的职工，只能“听奶奶赏锅巴”，“奶奶”就是食堂的炊事员小徐。小徐是个坏东西。他自己是个烧饭的临时工，却把吃饭的人三六九等分得个一清二楚。对供销社里吃皇粮的，他是毕恭毕敬，唯恐伺候得不到位；对在供销社里干体力活的临时工，他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冷冰冰，待理不理；我们去了，增加了一个更低层次的吃饭人，小徐的势利眼直接长到额头顶上去了。

“没得菜了，你们就将就些吧。”

“这是留给王主任的。”

“这是留给陈会计的。”

“红烧肉只卖给职工。”

我们的饭菜票经常买到的就是冷言冷语，让我们嚐足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有一天，小徐端着一部半导体收音机跑到我门上来了。主宾换位，牡丹花开。面对笑容满面的小徐，“奸商”老高热情服务，替他当面修好了收音机，而且一文不收。感情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好人如此，坏东西和奸商也不例外。从此以后，难得一见的红烧肉就不是只卖给职工了，连最价廉物美，数量有限的肚肺汤，小徐也会留一碗卖给老高。

时间不长，肖家庄的无线电修理部除了是王好大队的“驻京办”，又成了扬州知青“俱乐部”。

潘自清是我附中高中的校友，隔壁班上的，本来并不熟习。他插队到老圩西韩大队，先我一年到肖家庄谋生，是通过一个亲戚关系，进了公社农机厂当会计。我初到肖家庄时，生活上处处不方便，老潘就邀请我们到他那儿去洗澡。农机厂的职工晚上都下班了，偌大的工厂院子里，就住了潘自清一个人，我在院子当中心搁个澡盆，百无禁忌，脱得赤条条地洗澡，好不痛快。因为住在同一个庄子上，老潘成了知青当中“无线电修理部”的第一个常客。每天晚上，下了班，吃了饭，洗完澡的老潘总是优哉游哉地晃过来，要么吹牛，要么下棋，把我的一灯煤油熬得差不多了，尽兴了，他打个手电筒晃回去睡觉，我们再关门打烊。和老潘一同留在我记忆里的，还有他的牛肉干。牛肉干是他的妈妈托人带给儿子补补身子的。有一天晚上他来玩的时候，带了一小把给我尝尝。说来惭愧，先前从来没有吃过牛肉干，想不到是那样好吃，吃完了，居然有一种向他再要几块的冲动。潘自清也许早就忘了请我吃牛肉干这回事，他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还有一个人把他和牛肉干捆绑在一起塞在头脑里。

肖家庄既是公社所在地，又是肖家大队的实体。知青插队的那会，肖家庄安排了两个知青组，一个男生组，一个女生组，都是附中初中的，也是我的校友吧，但相互之间很不熟。我到肖家庄开店的时候，这两个组的知青走得差不多了，男生组剩了一个龚明华，女生组剩了一个郑玲，他们俩那时候已经提前进入如胶似漆，相依为命的人生阶段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俩在肖家庄就是过日子，没有什么上工干活的印象。我这个“知青同类”到肖家庄时间不长，和这两口子来往自然而然就多了，就熟悉了，就成了朋友。

龚明华是个玩角，晚上，他到我小店里来，用蜡烛油凝固在筷子头上，再脱下来，做成一个个蜡囊，把“山萘”（一种剧毒化学品）装到蜡囊里，再用蜡烛油把口封起来，准备夹在烧饼里去毒狗子。他一边郑重地告诫我们，不能乱碰，一边小心翼翼地操作，其认真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修半导体。

郑玲总是跟在龚明华的身后，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龚明华就是郑玲的保护神。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被惊雷打醒的郑玲看到一个男人就站在她的床铺前，吓得大喊大叫，那个男人被她一叫，转身溜了。据郑玲事后回忆，根据那个男人的身影判断，这个人就是平日对她很和善，家就在她们知青屋后面的大队支书。郑玲和龚明华的关系在庄子上明确之后，夜半惊魂的故事不会再发生了。龚明华也确确实实开始履行他今后一辈子要承担的责任。有一次，郑玲发疟疾，高烧到昏迷状态。龚明华跑到我这里来，要“高老板”帮忙，把郑玲背到公社卫生院去。公社卫生院在肖家庄的南边，离庄子有好远一截路。我和龚明华轮流背，看起来长得很瘦的郑玲，由于处于软瘫状态，让人背得十分吃力，而所谓的“路”就是七高八低的田埂，捱到卫生院，我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

2008年年底，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年，我约老朋友们聚了一次，龚明华郑玲夫妇应约而至。每天遛狗的贵妇人又高又胖；当过学校总务主任、机关书记的龚先生，前凸的肚子大得如怀胎十月的孕妇。我暗暗祈祷，郑玲啊，你现在可千万不要打摆子啦，你现在打摆子，谁也没有本事背你了。

自从许广宇在插队两年即回调扬州之后，王好的十个知青就开始分崩离析，自谋生路。林郭舍的四个人，走了三个，剩下的蒋寿建也不住在林郭舍，他到文邱中学做老师去了。我们新东八队的六个人，连许广宇在内，走了三个，徐树茂难得回队里来，在扬州运作上调的路子；张祥华在队里利用搞“九.二O”的设备底子，一个人搞蘑菇养殖。有时挎个篮子，把当天采摘的新鲜蘑菇送到公社供销社来卖，来了，必然到我小店来坐坐，吃个饭回队里去。再后来，老张、老徐也离兴化而去，王好的十条汉子仅剩下蒋寿建和我两人，我们虽不如龚明华郑玲那样相依为命，却也在生活、精神上相互支撑，度过了下乡之后最难熬的那段日子。

我做手艺，修机器，无论春秋，却也关心起“星期几”来，原因就是巴望星期六。到了星期六下晚，蒋寿建散学后没有特殊情况，就赶到肖家庄来团聚。晚上，我们抵足而眠，讲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至于讲的什么，谈的何事，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那种无话不谈，海吹神聊的快意如醇厚的老窖，直到今天仍余味不尽。蒋寿建从政之后，我们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虽友谊长存，但随着所处环境的天壤之别，气质、观念都渐行渐远，有欢聚而快意不再，当为憾事。星期天，在肖家庄的知青都来了，我从扬州家里带来一只煤油炉，一只加接过底子的“钢精”锅，到庄子上的小店里买一挂五花肉，大家一起陪蒋老师过周末，快乐地过难熬的日子。

“无线电修理部”的牌子挂了不到两年就寿终正寝。肖家中学有一位老师生病，需长期休养，在肖家中学做老师的陈鼎力荐我去代课，相权利害，我决定放弃做老板，去做老师。大队支书通情达理，同意关门歇业。遗憾的是，许兆芬跟了我将近两年，没有学到什么门道，我不在店里的时候，他也会接下诸如换喇叭线圈、擦洗电位器等简单的业务，收入往往就不记账，进了自己的口袋，教不严，师之惰也。

我回到扬州以后，不止一次地突发奇想：假如，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都留在兴化农村，现在又该是一番何等景象？记得老圩供销社的陈会计，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梳个大背头的农村知识分子在我的小店里曾语重心长地劝过我：“老高啊，你有手艺，在我们肖家庄寻个婆娘，养两个细大爷，日子多好过啊”。景象有了：在肖家庄，不，在安丰镇！有了一家全玻璃门，装修漂亮的门面店，店门上边是用最新光源LED显示的霓虹灯，白天也亮着，“祖传专修家电”六个大字，红颜色的。店里有两个年轻人在忙活，你就别猜是什么人啦，手艺传男不传女，那是我生的两个细大爷。

                        

黑土阡陌

龙行天下

奉命公社租个房，
无线修理技术强，
知青相聚也有地，
梦中后代更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