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高玉宝,仿佛与我们渐行渐远,他已经成为过气的名人了。 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记忆中恐怕都会有“高玉宝”这个名字,想当初,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被周总理称为“战士作家”的高玉宝呢?他的代表作《半夜鸡叫》曾被编入小学课本,书中的人物形象周扒皮后来成为千千万万个地主的代名词。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高玉宝》当时发行了500多万册,这部书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一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 《半夜鸡叫》的故事梗概是: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里学鸡叫,然后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地干活。日子一长,长工们对鸡叫得这样早产生了怀疑。小长工小宝为了弄明白此事,在一天夜里,他独自躲在大车后边观察院内动静,不一会儿,只见周扒皮悄悄来到鸡窝跟前,伸长脖子学鸡叫,随后又用棍子捅鸡窝,直到公鸡都叫了起来,他才离开。小宝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长工们,大家非常气愤,都到地里睡觉去了。天亮后,周扒皮到地里一看,长工们都在睡觉,他举起棍子又骂又打。 长工们不甘心受压迫,他们想了个对付周扒皮的办法:当天夜里,正当周扒皮在鸡窝跟前学鸡叫的时候,躲在暗处的小宝喊了声:“捉贼!”早已准备好的长工们纷纷跑来,对着周扒皮一阵乱打。地主婆闻声赶来,说明被打的是老东家,大家这才住手,并故意表现出惊讶的样子。地主婆无可奈何地扶着狼狈不堪的周扒皮回到屋里去,长工们见状都高兴得笑起来。 《半夜鸡叫》当时是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因此说,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恨透了周扒皮。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有一个姓周的体育老师,他大概是腊七腊八出生的,所以对一些淘气的学生,经常动(冻)手动(冻)脚,同学们出于愤恨,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周扒皮”,文革开始后,他与当时的女校长一起,成为最早受到批判的老师,那些淘气的学生正好寻机报负,让这个体育老师受到许多皮肉之苦。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和《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英雄儿女》的作者毛锋、《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等人一同被沈铁东陵师范学校聘请为校外辅导员,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参加主题实践活动,与几位著名作家有过许多近距离的接触。相比之下,与高玉宝的交住更多一些。当时出于一种仰慕的心情,再加上自己的职业习惯,所以总是喋喋不休向他提问各种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向他问道:“《半夜鸡叫》和《我要读书》你是怎样写出来的?其中的虚构部分能占多大的比例?”高玉宝谦虚地说:“我当时哪写得出来啊!我当时的“入党自愿书”都是一半写一半画出来的,最后能成书,是组织上安排专人帮助我修改润色的。” 我又进一步追问:“周扒皮的原型真的那么坏吗?”高玉宝沉思片刻,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周扒皮,也是一种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首长和同志们帮助拔高的。”当时我就听得出来,对于自己的作品,高老当时并不是那么认可,但是不那么描绘,在审查中肯定是不能通过的。从高老只言片语的叙述中,似乎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自己文化水平低,能写出这样一部完整的著作,其实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老人的几句话,顿时让我对老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对他这种虚怀若谷的胸怀尤其感到钦佩。 几年之后的一个五四青年节,我们报纸准备开辟一个“寄语”专栏,想请一些老革命、或者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撰写一篇文章,对年轻人提出几句希望,此时我第一个想到了高玉宝老人,遗憾的是,电话拨过去后,得到的其老伴婉拒的回答,称由于身体的原因,高老已经不能写字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只能悻悻然地放下电话,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高老的消息。 前几年,天涯微博上有人撰写文章,肆意诋毁高玉宝的形象,打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幌子,攻击高老为了达到个人的钻营目的,不择手段地贬损陷害“周扒皮”。对此我曾经仗义执言,写出我知道的一切,事实上,也像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扒皮的原型并没有那么坏,据在他家做过长工的人反映,他很勤俭,对待长工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把这一切过错都推到高玉宝身上,显然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如果说是悲剧的话,不单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更主要的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观察和分析任何问题,都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否则的话,必然会走到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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