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道传薪 于 2017-5-19 07:24 编辑
翻检旧书,我在书页中无意中发现一封信笺,抖擞开一看,原来是40多年前我的中学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谭文波写来的。端详着已经发黄的两页纸,咀嚼回味着热语亲声的话语,我不由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起来,信中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关爱和呵护,同时也对我寄托了美好的期望。如果说,走到今天,我的写作水平有了些许的提高,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当初老师的启蒙之功。想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40多年前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景象—— 大约在1979年夏季,在一片“复课闹革命”的鼓噪声中,我们回到了长春第六十八中学,由于当时还没有标准化的教学教材,所以老师授课相对地说比较自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语文老师谭文波就在课堂上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了诗词欣赏课。当时谭文波老师看上去能有40多岁,风流倜傥,一双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课来清脆响亮,尤其是吟咏起那些脍炙人口的新诗来,更是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似乎有一种磁性,让这些从“文革”的荒蛮中走进学堂的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都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 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哟,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酗酒作乐的是游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这首郭小川的《祝酒歌》,经过谭老师一板一眼的高声朗诵,让同学们如醉如痴,顿时沉浸在无比的甜蜜之中。 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同志,停下脚;请抬起头来仰望,请脱帽;欢乐和幸福吗?暂且把它忘掉,英雄碑前,要静悄悄……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谭老师朗诵这首严阵的《英雄碑颂》时,面容是那么的凝重,语调是那么的低沉,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狼烟四起的革命战争年代。 在那段时间,谭文波老师精彩的授课内容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后来听说,谭老师其实是吉林省的著名诗人,文革前就在《诗刊》上发表多首诗歌,他的代表作《大车店里》曾经轰动一时,后来我听农安的李满园老师说,就我们吉林省的诗歌作者来说,文革前能在《诗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也是凤毛麟角,因此省内的诗歌作者对谭老师也是刮目相看的。听到对自己的老师的如此介绍,我当时更加对自己的语文老师葵向和仰慕了。 毕业后,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下乡到位于白城地区的大沁它拉草原——洮儿河“五七”干校,在干校时也偷偷地写过一些顺口溜似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在一起工作的王凤歧唱和几首,那时我知道自己麻袋片子绣花——底子差,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敢轻易地拿给别人看。尽管如此,说句心里话,我对诗歌这种文学样式还是情有独钟的,1971年8月,我从干校抽调到长春铁路分局农安工务段,置身于工人们火热的工作场面,就不由得跃跃欲试,总想用诗歌这种形式把工人们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于是便拿起笔来,开始了我自己的新诗创作。 稿件写出来以后,我颇费踌躇,既想拿给老师帮助修改,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稚嫩,不好意思呈现在老师的面前,犹豫再三,还是把自己的诗作寄给了谭老师,稿件虽然寄出去了,但心里一直打鼓,生怕自己写就的东西太拿不出手,让老师为难。几天之后,我万万没有想到老师不仅给我回了信,而且对我作品逐篇作了修改,信中切中肯䋜的话语让我深受鼓舞,当时觉得不继续写下去,不写好诗,好像对不起老师的一片苦心似的。在此之后,在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要写出诗歌,觉得没有把握时,便拿给谭老师帮助把关,谭老师不仅不厌烦,而且每次都能得到他的热情鼓励。 后来,谭老师另有高就,被选拔担任区教育局局长职务,他的工作也越来越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寄给谭老师的稿件就逐渐减少了,说心里话,就真的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了。1974年6月,我的处女作《列车批判会》在《长春日报》上发表,谭老师知道我的稿件见报的消息后,还特意委托我的另外一位同学捎话以表示祝贺!在此之后,我的诗作在《长春日报》《吉林日报》《长春演唱》《沈铁通讯》《辽宁日报》《辽宁青年》等报刊上源源不断地刊发出来,由于当时小有影响,于1975年5月调到《沈阳铁道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做了多年报社副刊编辑。结果,我自己也意想不到,一干就是38年,新闻工作竟然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回顾我的成长历程,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谭文波,应该说,在我人生的旅程中,谭文波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是一座永远照耀我前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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