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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遗憾的交易
称其“遗憾”显然都是后话了,当初的当事人如果认为是一个“遗憾”的话,也许就不会酿成这场让后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应该说,皕宋楼藏书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除了因其所收珍善图书确实很多以外,还因为由这些图书引发出一起震惊中外的“皕宋楼藏书东渡”的事件。谁能想到就在陆心源故去的仅仅13年时间,其心血所藏竟被其儿子陆树藩卖给了日本人,从此国人难以再见皕宋楼的旧藏了。
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光绪十五年(1889)恩科举人。后来由于陆心源捐书国子监等原因,特赏二品衔,赏戴花翎军机部存记。分发江苏任侯补道,并驻苏商部议员总办江苏商务局、刷印官纸局、江苏军械局,并任江苏实业学堂监督、铁路学堂监督,在苏州办孤儿院并印院长。著有《吴兴词存》、《皕宋楼藏书三志》、《穰梨馆过眼三录》等。陆树藩是陆心源的长子,他是出售皕宋楼藏书的经手人,关于出售藏书的原因,多部著作的通常说法是由于“陆树藩坐吃山空,对家藏图书之价值不甚了了,加之岛田翰的一再怂恿和鼓动,”他才把书出售给日本人。事实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还是学者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说得比较合情入理,既公允,又有可信性。
陆心源去世前,在上海曾开办一家缫丝厂,去世后由陆树藩经营,当时他在苏州做官,所以上海的瑞纶缫丝厂只能依靠管家沈联芳管理。在此日本发明了人造丝,并大量向东南亚倾销,很快占领了江浙一带的市场,所有缫丝厂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瑞纶缫丝厂也在劫难逃。紧接着陆家兄弟经营的钱庄、当铺也入不敷出,相继破产,这无疑对陆氏家族在经济上是个沉重的打击。除此之外,陆树藩因创办庚子之难京津救济会等赈捐慈善事业所赔资,负债累累,也急待偿还,再加上家庭生活费用上的支出,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尽管知道这么做有违其父临终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的遗训,还是决定出售祖宗传下来的这部分遗产——皕宋楼藏书。
其实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陆家企业尚未破产时,他就曾经有过把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以统一永久保存的动意。本来张百熙《奏办大学堂》的建议获准,张又提出以汇集私家藏书为基础筹建京师图书馆,对此陆树藩抱有很大希望,结果方案不了了之,期望变为失望;再就是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地方政府,由地方建藏书楼以贮藏这批珍籍。为此他曾向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工部局都建议过,但均未获得批准;最后又登报声明,征求有经济实力而且喜爱藏书的藏书家能建楼而集中赠送,结果也无人问津。从这几个方面看,为保护皕宋楼藏书,陆树藩还是竭心尽力的。当然,既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陆树藩也不应该选择把藏书出售给国门之外的外国人这条路。
陆树藩决定以巨额价格出售后,便托其在日本留学的堂弟与日本联系。一开始希望日本宫内省收购,但未能如愿。后来三菱集团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日本东京静嘉堂的岩崎弥之助,认识到这些书的珍贵价值,很快就表达出要收购这批书的意愿。因为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中,经部书比较齐备,子部书也有不少善本,而史部书和集部书则缺得很多,因此他很想买回这批珍宝,以完备其四部汉籍的收藏。1906年3月,弥之助派静嘉堂文库任库员职务的岛田翰来到中国,亲自对陆氏藏书进行实地调查。岛田翰一眼看出这些藏书的珍贵价值,后来他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坦言:“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于是,他下定了“必欲致之于我邦”的决心。开始时,陆树藩索价50万元,岛田翰嫌价格太高,反复压价,又由35万元降至25万元,最后又经过几番周折,最后以12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交之后,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及守先阁藏书全部归之于日本财阀兰室岩崎的静嘉堂文库了。
徐祯基先生在《潜园遗事·皕宋楼事件》上披露了这样两件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件是当时运载图书的情景。文上写道:“1907年6月,三只汕乌船,由一只绍兴小火轮拖着,由上海经黄浦江拖到湖州。由于当时湖州码头一般很少见到小火轮,特别是把陆氏大量藏书装上船,因而轰动一时,热闹非凡。但当时的老百姓并未知这次运走的是我国重要文化遗产。船载书抵沪后,即装上日本汽船从上海运回日本”。第二件是藏书卖出前,陆家人在书上钤盖藏书章的情景。文中这样写道:“在家中,当时三太公陆树声在湖州,岛田登楼观书后,预知此类书必将出售,与管家人李延逵合作,在所有秘本上均盖上‘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等。在这些书中不像心源公那样,看过印有‘存斋读过’、‘存斋四十五岁小像’、‘存斋’等,而是为说明这些书原为陆氏所有而盖,当然其中亦有树声公读过之书。谁知此举对识别静嘉堂文库中的秘籍书何者为陆氏所藏提供了方便,至于他当时有无提示陆氏后裔一旦有条件时收回此书的用意,则很难说。不管他的用意如何,第一个目的是确实达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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