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一起成长14

宋效奇

       1970年，省市机关开始干部下放。当时，我家隔壁邻居孙大爷家下放到大同，两家人一辆货车拉家俱，人是坐火车走。孙大爷家有大娘，还有一个已经上初中的女儿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女，上小学的女儿人长得漂亮，但腿有残疾。孙大爷是旧邮政人员，听说阎锡山政府当年给他定的军衔是少校，以军衔领工资。文革时期我们院少将就四、五个，文革前人们就说阎锡山政府是将官满街走，校官多如狗。 一天下午，我们送孙大爷一家到火车东站乘车。当时，太原站是客车列车始发站，东站是货站。东站准备了下放干部专列，我们送他们走时，不知要走的人中谁说了一句，下次就轮到你们了。我父亲听到这句话再想想当时的形势，也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文革开始以来，院内变化不小，六六年红色恐怖时，院里将一些五类分子、历史有问题的人和家属赶回乡下。到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院子里发生了多起自杀行为。我们楼下的梁老师，听说她父亲是托派，她的爱人在山西大学工作，姓麦，文质彬彬，穿着中式罩衣，白发梳向脑后。她爱人每天到迎泽公园练太极，已经熬过党的九大召开了，忽然在迎泽公园跳湖自杀，文革也没有见有人来抄他家或院里斗争他。后来梁老师带着三个儿子被下放了。
       子弟学校刘明德老师一家下放到石楼县，后恢复高考时，石楼县当年仅考取三个大学生，其中有两个是他的儿子。
       迎泽公园湖边三天两头有人投湖自尽，我父亲的一位女同事，可能历史和作风有些问题，喝了滳滴畏后一个人骑车去往汾河边上，死在汾河岸边，听说脚和手把周围地面刨了四个坑，可想而知临去世的难受。我父母中学的同学解放后在汾阳当地当老师的多，有几位跳到厕所粪池中自尽。
       省局的一位造反派头头在七二三布告下发后骑着自行车在迎泽大街直接钻进行走中的大货车下死亡。
       文革中，我父亲由局机关打发到河西支局当了邮递员。和他一起下来送信的老史是沁源县人，全家革命，本人红小鬼。但老婆岳阿姨历史有问题，六六年被赶回农村。岳阿姨能干，文革后是太原市北城区计生委负责人。
       70年形势稳定，厂矿企业开始招工，居委会先后给我推荐了两个单位，太钢和砏硂材料厂，一体检，我体重只有42公斤，眼睛还近视，不说政审，体检就不合格。我的父母只会听党的话，我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了。       居委会大妈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院的黑小只上了几年小学，他妈妈说：我们家黒小没有知识，不是知识青年。但留在城里未走的知青后来也只能到街道工厂工作。
       我父亲考虑到我只有下乡一条路，那么干脆回老家，先建个窝，万一将来全家都下放也有一个地方。于是就联系祖藉孝义县大虢城村。抗战前我爷爷奶奶就在汾阳城当教师，我父亲岀生在汾阳城，我文革中才知道祖藉是大虢城。在大虢城我度过了给我一生打下深刻烙印的两年，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回到现实生活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实际一些了，对今后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还是书生气太多，八四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同宿舍的王工和我说：你看的书太多了。大虢城人亲土亲，我的根在这里。我的履历表上，祖籍是孝义大虢城，而我父亲户口本上祖藉却是汾阳。他生于汾阳，中学上学在汾阳，所以他的祖藉是汾阳，看来，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天蓝

           文革期间，很少有家庭不受冲突胡，您想想，连老一辈革命家都没能幸免，何况咱们老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