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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湾子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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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生产队,队干部和男女社员们热情地迎了过来,把我们簇拥进准备好的房间。当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社员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墙双坡脊顶小窗户的旧式草房,屋里的采光和通风条件都不好。特别是老房子,年代久,杂乱东西多,烟熏火燎,潮湿霉变,往往还有些异味。 生产队为我们滕出了三间草房,在村子中心地段岗子下的院坝里。男女宿舍各一间,还有一间灶屋。当地没有煤,社员家里烧锅做饭统烧柴草,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堆着高高的柴禾垛。好在我们是山区,柴草资源不缺。因为烧柴,厨房里盘着那种很大的双锅灶台。灶台中间的烟囱通向房顶,所以一到做饭时间,家家户户都有袅袅炊烟升起,形成湾子里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 后来,生产队又在岗子上给我们盖起三间土坯房,用坯墙隔出的一间做了仓库,男知青们搬到新房子的通间里。 村里的水塘很多,我们住的房子背面就有一口,塘后是一座不高的山峰。透过木棍隔成的简易窗棂,可以看到水塘里涟漪清波,绿荫倒映,小山上苍翠层叠,涧溪潺湲。当时正值九月,村里的姑娘们从山上采摘了映山红和野菊花,插在女生们的宿舍里,增添了些芬芳的气息。在小山脚下的水塘边上,生产队还给我们划出了一块菜园地,大约有两分多,让我们自己种菜。 队里为我们准备的屋子还算亮堂,室内专门用当地的白泥巴粉刷过,不像土坯墙那样灰暗。男生住的房间里是通铺,形式上很像北方的炕。木头钉的床架,蓬上竹笆子,铺上两层草筛和新买的草席。上面是自己的被褥,感觉十分软和,队里为我们提供的,也算是当地最好的条件了。 国家对每个知青拨发的有安置费,这笔钱归公社掌握,专款专用,生产队不可以染指。因为我们是集体户,所以安置费只能用于集体开支。 除了以后盖房置办家具外,头半年,公社粮管所向每位知青月供四十五斤稻谷,半斤油,所谓知青断粮的事,在我们队没有发生过。公社财务还拨一些零用钱让我们买菜、买盐和灯油,至半年以后,参加生产队分红,逐步实现自食其力。 安顿好铺位,社员们赶忙打来了洗脸水让我们洗脸,然后就是开饭。生产队条件不好,菜蔬一般就是青菜豆腐皮。说起来挺有意思,县招待所,大鱼大肉,公社是荤素搭配。到了生产队,就只有素菜了。不过我们知道,生产队的生活,才最接近实际。当地的青菜和豆制品好吃,大米饭很香,不要菜也能吃一大碗。社员们热情的很,碗里的饭还没有吃完,后面站着的女社员马上就有一碗扣了上来,让我们感到真是盛情难却。 最初几天,队里专派了一位五保老人为我们烧锅做饭,饭做好,老人就走,并不在我们这里搭伙。开饭的时候,有些农村孩子喜欢到我们这里来,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看我们吃饭,我们看不过去,铲给他们一块锅巴,他们才欢喜地走了。 人们烧柴草做饭,锅底结成厚厚的锅巴。待锅里的饭盛完,再加一把柴火,随着咯咯吧吧的响声,沿着锅边一块完整的锅巴就生成了。锅巴将近一分厚,黄焦而酥脆,铲成大块,就是当地人外出时携带的最好干粮。 晚上,生产队在学习室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学习室是一间大屋子,布置有简单的桌凳,有点像当地小学的教室。前方的顶棚上吊着汽油灯,宽敞而明亮。正面是领袖巨幅画像和语录牌,各类画像和宣传画把屋子里的墙壁糊了个严实,连屋子的顶棚上都粘贴了语录和宣传画,富有时代特点,政治气氛十分浓厚。 老程队长介绍了队里的情况,并介绍队委会的成员和全体社员与我们见面。我们到这里插队落户,身份是社员,所以干活也要记工分,和社员一样参与分红。因为我们才来,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是生手,所以队委会确定,男生每个工作日暂定八分,女生七分。(比社员整劳力略低一些)半年以后再作调整。 生产队记工分公开透明,晚上社员们集中在学习室里,听记工员报告当天出工情况,上级有什么精神传达,队里有什么工作安排,也会在这里宣布。大队的有线广播通到生产队的学习室,这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管道。 老队长很郑重地在会上宣布,经队委会研究,上级批准,对于下乡的知青,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一律按贫下中农对待,男生全部编入武装基干民兵排,这是给我们的政治待遇。按照当时政策,家庭“成分高”的子弟,是不可以加入武装基干组织的。(个别政治表现好的可以由大队民兵营灵活掌握) 我们知青点十几个人,也算是个大家庭,需要选一个当家人,管理公共事务。按照队里的意见,让我们选出一个组长,一个会计,因为青年组有些公共收支,还要和公社与生产队对接。那时我们才从文革的乱象中走出来,有些无政府主义,下到农村,多数人不想担什么责任,所以没有人愿意出头。 三一班的学生满堂,文革前才从内蒙包头转学到我们学校,跟谁都没有什么交集,他班上的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做“蒙古老大”,看上去一副憨态可掬,少心没肺的样子,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故意装的。 古人尝说“大智若愚”,有时候藏而不露也是智者包装自己的一种方式。不过在我看来,他不像是装出来的。满堂高个子,皮肤白皙,眼睛有些外突,喜欢傻笑,因为他不是我们班上的人,所以和所有人基本保持等距。既然他自告奋勇愿意干,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选了他。 我们的同班同学卫新,自小在农村长大,长于和农村人交往,为人精明干练,脑子来得快,我们就推举他做了会计。满堂做事缺乏思考,口无遮拦,没有分寸,时常会影响到我们和社员的关系,实在不是合适的领头的人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改选卫新做了组长,满堂则退居会计。 卫新本是农家子弟,跟着叔叔到郑州读书,农村的事情,他懂得比较多,听说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媳妇。下乡以后,他顺势剃了个光头,穿着一件对襟的中式黑棉袄,激动的时候,葫芦头上爆出青筋,看上去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老帽”。 当地没有电,点的是那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我们还有一盏从郑州带来的马灯,挂在茅屋的土墙上。我也有失眠的时候,时逢夜阑更深,队友们酣然入梦,只身独坐窗前,听山籁喑哑,秋蛩呜咽,偶尔也能感受出一丝残灯如豆的凄凉。 作为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摆脱一切管束的放松,也有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失落,扎根农村后人生道路的迷惘,更多想到的是,如何从现有条件下改变自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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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场面的热烈和被称为“光荣”的虚无很快就成为了过去式,当一切归复于冷静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面对现实。 离别了熟悉的城市生活,青山绿水在我们眼里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闭塞的交通环境,匮乏的物质条件,繁重落后的劳作方式,周边群众的贫困生活以后都将成为我们面对的常态。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也许会变得和当地老社员一样,难道这就是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最终体现吗? 头几天,我躺在陌生农舍的床铺上,经常会睡不着,插队几天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翻来覆去。我们来到农村安家落户,这只是迈开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怎么走,难道真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吗?我似乎还有点不甘心。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自身没有优越的背景,总想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会生出很多想法。由于缺乏社会实践,有些想法显得狂妄而可笑。 当时,我们都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还能回城,以扒田沟务农终老一生,显然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所以我一门心思想从眼前这个环境里,努力打拼,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 我觉得,按照目前的大田耕作模式,日后只能成为众多农民中的一员,这不是我们的强项。要想改变命运,就要另辟蹊径,比如说建林场、果园、药场、茶园等等,当时还没有能想到旅游开发,以非农业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最初的想法也许觉得很朦胧,有点异想天开,几十年后,这些都被后人变成了现实。 插队落户后的第二天,村里老乡带着我们熟悉情况,攀爬了队里的几座山头。村里最高的山峰叫大寨头,大寨头下面是社员开垦的山坡地,大冲大队在那里办了一个专业队,种植毛竹、茶园和中药材。只是零敲碎打,并无规模可言。 登上大寨头,极目远眺犬牙交错的山峰,那磅礴气势不禁令人肃然。附近较矮的山包统被松林遮盖,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的气象。山梁间大片毛竹蔚然成林,高处望去,茂密枝叶随风摇曳,此伏彼起,翻动着像绿色海洋般的波浪。 竹和松都是常青树种,所以即便到了秋冬季,山中仍是绿韵笼罩,而少有万物凋敝的萧瑟。薄雾从山脚下面升腾而起,为大山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大寨头的下面,有一处开阔的山窝,叫做老鹰窝,意思是老鹰做窝的地方,可见地势之险峻。老鹰窝地貌相对平整,还有一口天然的水塘,只是山高路陡,没有人在那里居住。我看到这里四面山包围屏,地理条件好,土地没有开垦,又有水源,不禁突发奇想,感觉将来如果能在这里建设一个林场,搞多种经营,说不定我的梦想就可以从这里放飞。 走过河湾,看着大片的河滩地,我又想,这里可以栽种果树,办果园。我时常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身边的几个队友分享,务实的队友们多半觉得我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不切实际。 后来在我的积极提议下,生产队也曾进行过尝试,买了些果树苗,在河湾里开辟了一处苹果园。社员们挖坑填土栽下三百多棵苹果树苗,我还自告奋勇搬到河湾的小窝棚里去看守果园。然而仅住了三天,终于不能忍受窝棚的简陋和蚊虫叮咬,搬回了我们居住的草房里。 其实我根本不懂得土壤学和果木的栽培技术,只是有些急于求成的热情。河湾地本是乱石滩,石头下面属于当地的“胶泥板地”,土地贫瘠,容易积水,不适应果树扎根生长,树苗都没有长起来,实验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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