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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湾子纪事
驻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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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插队落户,因为是第一批,公社特地给我们派了一个随队干部,程桂忠同志,是驻队干部的性质。因为当时没有介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桂忠同志是公社革委会委员,讲究点官面的人喊他程委员,一般人称他老桂忠。 桂忠同志五十来岁,身上经常披着一件黑棉袄,光头,戴着一顶当地农村干部标志性的浅灰色制帽,抽一杆小旱烟袋。他的话不多,走哪里都习惯蹲着,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老农民。 最初几天,桂忠同志跟着我们,默默地帮干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家务活”,譬如扎院墙、垒鸡窝、扫院子,开会的时候,老程队长介绍了他的身份,他是公社派下来,具体负责落实我们知青安置的领导,派到关田冲知青点的驻队干部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知青安置小组副组长武家让同志。 当地后生嘴巴调皮,喜欢编排一些新鲜事,带有调侃的意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进口日本化肥,各公社分的都有。化肥的包装袋是一种新型合成纤维,俗称“尼龙布”,非常结实。当时公社收集了一批化肥包装袋,作为福利,每个干部分了两条,而两条化肥袋子就够做一条长裤的面料。 干部们领了去,在公社的染坊里染成蓝或黑色,做成裤子,穿在身上,比当地土布好看的多,走起路来,还有点忽忽闪闪的。只是土法染色工艺不行,颜色不够均匀,时间长了,还有点褪色,包装袋底子上的黑色字体就会显露出来。当地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大小是干部,穿着尼龙裤,前边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包装袋印有尿素品名和日本某株式会社生产字样) 老桂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对党和领袖感情朴素,工作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但是他身上也有着基层干部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跟形势,对上级的指示唯命是从,主观固执,不知变通。在那个年代走到哪里都讲突出政治,把政治学习放在第一位,农村也不例外。生产队里,政治队长是一把手,其次才是生产。老桂忠搬到我们男生宿舍,首先抓的就是突出政治。 桂忠同志毕竟是农村干部,说话有很多乡土特点,有些词语甚至是他的独创。比如谈到当前形势,他喜欢用“非常很好”“非常好的很”这种带着半官腔的特色口语,语法上不伦不类,叫我们感到可笑。此后“非常很好”、“非常好得很”就成了我们知青们的大众用语,多半含有调侃之意。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的氛围依然浓厚。我们插队后,每天要在驻队干部带领下坚持做“五项政治活动”,早请示、晚汇报,这种纯粹表演的形式,我开始觉得有些别扭,每每找借口不参加。桂忠同志为这事还批评了我,并用威胁的口气说,谁要不认真参加就要单独操练。 大冲是个好地方,有山有田,距离公社所在地不远也不近。老桂忠看到男生们下工后无所事事,整天不是到庙店子闲逛就是商量着找地方打狗吃肉,觉得我们这些“城里学生”特别不靠谱,有必要叫我们先“收收心”,收心的有效方法就是把空闲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加强政治学习。 本来经过文革,我们又都是些被边缘化的“老保”学生,对于空头讲政治那一套已经有些懈怠。虽然嘴里不敢明说,对一些流行的时尚口号,解读中已经有了调侃成分。想着来到农村,脱离了家长管束,没有了学校的是非,图的就是自由自在。再做那些空洞的表面文章,实在没有必要。 桂忠同志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这些小青年之所以散漫,就是因为政治学习抓得不紧,所以一切都要从“源头上”开始抓。晚上召集我们开会,总结了我们下乡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生活上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表现后,肯定这些都“非常很好”,同时重点批评了前一段个别人的作风自由散漫。 为了突出政治,桂忠同志提出每天晚饭后,集中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领袖著作,这是对领袖的态度问题。话说到这一步,我们心里不乐意也不敢有异议。 心里有了抵触,说话也不免会带些油腔滑调。讨论中,大家都不愿意积极发言,桂忠同志不满意,点名要叫我先说。 我借着发言的机会,学着老桂忠的腔调,拿腔拿调地说:“桂忠同志提出加强政治学习,这非常很好,啊,非常很好。以后每天晚上学学习,讨讨论,了解国家大事,更有利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个是非常好得很呀!” 大家都笑了,桂忠同志虽然觉得我的态度“不够严肃”,也不好说什么。在当时大环境下,我们也只能以调皮话来宣泄敢怒而不敢言的牢骚。 当然,空乏无味的学习,毕竟是一种形式而缺乏实际内容,所以一般是集中起来以后,念上一两段领袖著作,由桂忠同志对当天工作做个简单的小结便散了。时间久了,桂忠同志也有点懈怠,不那么严格要求了,桂忠同志一调回公社,我们也就自觉地取消了宝贵的学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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