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阳光话舌耕（酸甜苦辣忆舌耕之3）

张长兴

风雨阳光话舌耕（酸甜苦辣忆舌耕之3）
   张长兴


一   愚人争当教书匠


潼湖的艰苦日子，说不尽说。只能四字概括——潼湖炼狱。只因与文旨无关，且按下不表。
到了1970年4月，苦海上岸了！
对潼湖头也不回，径直到肇庆地区的高要县革委会报到。那时候老师地位最低，记得一位华农来的老九分到中学教书，脸如死灰，说未婚妻也有分手了。我倒行好运，可能是当时斗争多运动多需要写文章的多，中文系毕业生需求大，竟然分配我去金利公社革委会工作。这是许多老九羡慕的事，但我不为所动，与那位华农老九对换，毅然去地处深山老林客家人多的水南中学任教。（又过了许多年，那帮去了机关的老九基本上是处级厅级的大官；我却终生教书匠，老被亲友埋怨和知情者讪笑，我却是终不悔也！后话。）
      
二  斯文扫地话当年


到了日思夜梦的学校，为人师表，知识殿堂的传播者；还有鸟语花香的校园，鲜花般的少男少女，这本是伊甸园；且慢——这时还是文革年代，火红年代，斗争年代，灵魂刺刀见红年代，所以，还是认不得我这书呆子做美梦！
当时的大政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工具”，“办成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培养敢抓敢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学校校长是不能做主的，主要公社干部来学校，我们就知道要配合阶级斗争，配合农业学大寨，肯定停课去农村战天斗地苦力的干活了。那时候，我这班主任常委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对上面要雷厉风行拼命干，学生却牢骚满腹骂“拿钱买劳动”，不给老师好脸色！
往往是上不了今天课，又是劳动劳动的不停。好在我们当时也麻痹不仁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有执行。而且就内心而言，一是保公职保饭碗，二是绝不能乱说话成“三反分子”成为专政对象的身败名裂，保命要紧！
有时候人麻木了，还往往狂热起来——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没有毛主席就上不了大学，就没有我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今天，我就得紧跟革命到底……
我们经常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宣传不过夜”，带领学生漏夜下乡宣传演出；
劳动拼命干，记得快到春节年关了，天寒地冻，我还在上级命令下在上大河水电站高地咬牙苦干；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河源和平县东水中学任教时，为让农作物评委学大寨先进，全校无人敢下厕所底下粪池清大粪，我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不分肩不能跳手不能提的臭老九”，今日雄赳赳气昂昂视死如归扑进无法言状的地狱所在，时被广大师生“传为佳话”……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已粉碎四人帮结束浩劫了，校长不知发什么疯，农村中学还有到更甚的深山老林办什么“分校”！说要学习反动电影《决裂》，办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经过我们师生成了野人，苦不堪言也……
就当时思想指导而言，我今实话实说——1、生存本能，我保住碗饭养活全家；若逆之则身败名裂被专政，谁也不会蠢到如此。2、报恩思想。没有毛主席我就不能上大学，就没有现在的被人尊敬的工作和待遇；所以，我要拼命干，还要干得比他人好。3、比起赤脚少年苦难，比起大学一年多乡下磨炼，尤其是比起部队农村的潼湖炼狱，现在的苦的确算不了什么。所以，我还是“甘洒热血写春秋”，在满腔热血的、傻乎乎的投身“火红年代”，干着与我当初憧憬的园丁使命南辕北撤的愚人行径。今想起来，实乃苦恼人的笑……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一 ——
   冷　与　暖（旧事纪实56）
           
        ——沉浮舌耕之三






    时序是一九七○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坐上离肇庆往水南山区的汽车。车儿啊，你太慢了！离我兴宁的家越远了，暂且无妨。田野越窄了，山越高了，我反觉清新！
    在旧社会，如华师吴剑青教授说的“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如今，则是“仓库重地，地富反、坏、右、教师不得入内”；有的领导还说：“只有好好改造，你们教师还是有出路的，还可提拔当售货员嘛！”从部队农场出来，命运并不为难我（大概见我家庭成分贫农），我这个师院生并不去教书（我记得华师政治系校友、潼湖“老九”江中焕则分往高要人民医院），而是派我去金利公社革委会！我却是毅然往中学。若得不到学生称我老师，损失太大了！中学苦熬，大学五年，农场又两年，就是图中学生叫我“老师”的那一天……
    车在水南镇停下，我与水南中学负责人下了车，往离镇一公里左右的学校走去。在公路上方，在两座大山夹着的深沟里，绿树成荫，透着几幢瓦房，这便是我日思夜想的归宿了！从孩提时，生活在“文化之乡”梅州的我，便把老师当“神仙”。报考师院，是我的第一志愿；如今，该是自己当“神仙”了，该是一番什么滋味呢？我的腿在飞跨，我的心在狂跳，我要迎接隆重的盛典，我要在心里摄下终生难忘的学生叫我“老师”的一幕！其心情，大概与在北京受毛主席检阅时差不多！
    一入校园，许多学生便涌了来。负责人把我向学生作了介绍：“这是华师毕业的，教你们语文的张长兴老师。”他话音未落，那甜滋滋的、我日思夜梦、盼星星盼月亮的、少男少女纯真的、称我“张老师”的声音，便从东西南北涌了起来——如暖流泡着我，如万千朵鲜花拥簇我，如春潮的欢喧扑来，令我如痴如醉……那十七年寒窗——包括1958年我星夜炼铁苦难当，国民经济困难时刻每天饥饿仍挑灯夜读，大学五年，其后又近两年农场死去活来拼命干的“脱胎换骨”，都在声声“老师”中得到了补偿……
    我到底是书生气。“批林批孔”、“反复辟”、“反师尊严”之类便不断，真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文教斗、批、改负责人“矮仔王”在公社“学习班”的“架势”——
我们大气不敢出，规规矩矩地坐在台下等着“受训”。“矮仔王”昂首挺胸，迈着方步，怀里揽着一大抱“红书”，然后轰隆隆往讲台上一放，最后是如怒目金钢，随着口中的“老师们”一声吼，右手往前一伸，仿然是一挺机枪冲了过来：“我给你们送光明来了，这光明便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向你们开炮来了，要穿过你们这些耙子，射向林彪、孔老二，要接受小将挑战！”尽管我满腹牢骚，因为，我出身好，又是红卫兵，又经上山下乡，怎么成了“孔老二徒子徒孙”呢？但也没办法，只能忍下怒火。幸好一回到学校，同学们亲热地叫我“老师”，我又忘却了痛苦了……
     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深山开山造田。我情绪极坏，因为接妻来信，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家里缺粮，快揭不开锅了！加上受了风寒，我到工地后没几下便挺不住了。匆匆在草堆躺下。想到十七年寒窗，竟凄凄凉凉在荒山，。想着想着，便模糊了……
    “老师，老师！”听到叫声，，睁眼一看，原来在学生家！我喝了姜汤，用村民的草药水冲了凉，病便好了，那“老师”声声，更令人销魂：
    “老师，我不知积了什么德，深山沟里也能碰到你这样的大学老师（按：应为念过大学的老师），毛主席真是好啊，派了你们来！”
    “你们就是以往的‘举人’、‘进士’，以前的官老爷压迫百姓，你们却抛妻别子为我们造福，这世界真好哇！”
   “张老师，不要听上面说的那一套，‘乌金’（文化）就是比黄金值钱！我儿子若不认真读书，你给我狠狠打，不打不成器嘛！”


    这近四十年前的事了。啊，近四十年，好漫长啊！但如今想起来，怦然心跳。而那年、那月、那日，是荒唐透顶令人咀咒的；那山、那水、那人，却是在溢散着人间的甜蜜……     （于2010年春）
                                                                  

张长兴

附录二 ——


战天斗地不怕难

     那年头劳动不少。我们上山割草卖给窑厂，是勤工俭学的“传统节目”。不论是农村还是街道学生，个个是爬山能手、割草专家。不一会便大担小担呼呼啦啦疾飞下山了。我也与学生一起割。有一次，妻中午上山割草，未按限定的下午二时回来，弄得我不能接过工具上山。等到妻回时，我怒火万丈，猛踢脸盆……
上大河造电站，好辛苦！前后拖了好长时间，老是“突击”。春节快到了，寒冬腊月，我们还在拼搏！
到坑告、分界、大播等开山造田，开“现场会”，折腾没完。
     忘不了，我们班在公路下的菜地。那菜地成了我们的命根子。播种、施肥、淋水、除草。早早晚晚，我与干部总在菜地转。功夫不负苦心人，我所在班的菜，长得特别好！
    那时的学生，在特定的“大气候”下，没几个敢偷懒，更不太敢旷课。比如，到遥远的下坪、石牛头托杉木，不少还是小孩子（阮国强、胡永垣等），也咬紧牙关向前冲，在我的印象中，郑火娣、郭玉焕、甘水波、甘明新、杨元娇、刁火兰、林伙先、戴国辉、戴国均等，都是劳动能手。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三——


与怪“字”鏖战（旧事纪实58）
         
        ——沉浮舌耕之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云“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此，那些造反的调皮学生则把为难老师作为“英雄行为”。
    有一天，我带学生到高要县水南公社的坑告村开“大寨田”。中间休息时，一位调皮仔说：“张老师，你来自梅县地区文化之乡，有一字我不认识，想请教一下。”待我微笑点头之后，只见他伸开两手，扒、扒、扒，在泥地上扒净枯叶粗石，扒出三尺见方的平面。然后，折了树枝当笔，扎、扎、扎，卡、卡、卡，没几下则出现了一个如此怪“字”——最上面三个“山”字，三个“山”下面为四个“马”(繁体)，四个“马”下面是繁体的“门”字，“门”字下面是“入”字！天哪，这是什么“字”啊？就是“伟大领袖”也不一定认识呀！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实实地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看他平时管我们风风火火，杀气腾腾，这下子，嘿嘿嘿——”有学生在窃窃私语了。
    正当“水深火热”之际，我先默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决心”一下，心里马上安定，“思路”也就来了，且看我的表演：“同学们，革命小将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能识别一切，没有攻不下的难题。地上的宠然大物是什么字呢？‘死’字，‘死佬’的‘死’！”
   “死字，不是吧？”许多人哗然。
    “大家听我讲！毛主席说过，学习语言不能用古人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还说要‘去其糟粕’。大家想想，这个‘字’说不定不是字，是古人搞迷信画符驱邪时的符号；即使是‘字’，也早已废止不用了。大家说，谁在如今的报刊书籍上见过这个‘字’？它不是‘死’字，又是什么？”
   我的话一完，大家竟傻了眼，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时光已流逝二十七载，世事沧桑。但在肇庆市那山沟里水南中学时令人哭笑不得却又令人深刻反思的沾着甜酸苦辣的闹剧，我却至今历历如现…                               （于1999年）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四：




           乍 到 和 平（旧事纪实62）
         
        ——沉浮舌耕之8

     谁不知道七星岩的肇庆好？谁不知道九连山下的和平穷？可是，谁让我这“老九”的老婆在乡下兴宁呢？而且，在那中央集权的年头，在哪里工作，工资也差不了多少；加上几乎全国大体一致的物价，即使“发达”地区，也“发”不到哪里去。到和平，我还有如下想法：除靠近家乡外，应该是客家话的天堂。我是教语文的，我在西江的水南中学，几乎是无人讲普通话的，都要广州话。说起我这个外地人讲白话，还远不如本地人呢。教语文要正音，倒不如请个本地佬来教还好；我这个华师毕业生老读错音，脸面往哪里放？因此，虽说和平穷，但对和平这个纯客户县还是心往神驰——该在语言上“天高任鸟飞”了吧？
    水南——肇庆——广州——和平城。个中奔波，且按下不表。我记得在远山含黛、夕阳晖映、行人稀疏的时刻来到和平。行李暂寄车站，一心要了解心往神驰的和平客家话，急切要把即将扎根的伊甸园探个明白。岂料，一下车我用兴宁客家话探问，人家竟然听不懂。后来，我用普通话慢慢问，人家才懂！
天哪，这便是我日思夜梦的客家话！
    我再往街市探，果然与梅州客家话大相庭径！初初交流，障碍极大！我想用兴宁话与和平人的流畅的表达，又白日做梦了……
    肚饿了，还是“民以食以天”。一九七四年九月的和平城，还是那座大桥周围有点气派（否则，还不如兴宁小镇），桥边的国营饭店如鹤立鸡群，煞是堂皇：“我们奔波多日，如今目的已达，该加点菜啦！”我提议。谁知，我们按肇庆标准，来个“加菜价”，千呼万唤，等出来的只是沙锅里沉沉浮浮的几只油炸豆腐！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以为和平穷，大家购买力低，物价会便宜！想不到这里物价贵得如此丢那妈！
    “和平最衰，——一到便给贼佬偷了粮票！”至今不知多少次了，妻还在诅咒。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少说两句人家也不当你哑巴！”我挺讨厌妇女总挑起厌烦事来唠唠叨叨。
    不过，从情理上说，妻的诅咒不无道理。在高要水南，在那“视粮如命”的“火红年代”，我们辛辛劳劳积了六、七十斤粮票（其中30斤还是陈仿麟哥援助的），巴望着带回“饿乡”兴宁救命，想不到……唉！

    记得孩儿时，便听老人讲“东江贼”、“和平贼”厉害。那可能指的是明朝王阳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的池仲华领导的农民起义吧？那时的劫富济贫当然好；但在今天，那帮贼佬，一来便光顾我这个“臭老九”，而不去贪官那里捞一把，实在是老天瞎了狗眼！
     堂堂县城，如此窄小、破烂；山区穷县，物价如此昂贵；同是客家话，却难于交流。来到这里，到底是图什么？有什么可图？加上被死贼偷去了我们咬紧牙关省出来的粮票，我们夫妻俩，垂头丧气地在和平窄小的街道旁踯躅。
只觉得还是来到了异邦，与原先的设想完全两样。
    新鲜感没有了，热情减退了许多，连呼吸也好像不那么顺畅了。只觉得：天低云暗，眼前灰黑。不尽的破烂房，弯弯曲曲的、起伏不平的小街小道，在脚下伸延。抬望眼，啊，那高大陡峭的九连山诸峰，如不可抗拒的通天老妖，从天上黑压压地朝我直扑过来！那在大山的重重压迫下艰难挤出来的浰江河水，在这晚秋长风瑟瑟的时节，如有气无力的长蛇，不死不活地在我脚下蠕动，蠕动……

张长兴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五：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夜 战 丁 陂 桥（旧事纪实63）
      
        ——沉浮舌耕之9

    我1974年秋，来到东水中学，没过几天，遵黄功福主任之命，我从陈光霭老师那里接过高二级班主任工作。——那时，高二毕业级才一个班。把我放在关键位置，意味着我这呆子要“士为知己者用”，要拼出老命为“皇军”卖力气了。
   又没过几天，接到公社命令，要我校派一批人去丁陂桥夜战。
   据气象预报，这两天内，将有大雨来临。当时的丁陂桥，框架已造好，但拱桥两侧还未压沙泥，两侧之桥墩也还要加护。据公社指挥部同志讲，若不及时搞好，洪水一来便有冲垮危险，弄不好前功尽弃！
     派谁去呢？一、在上级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必须显示东水中学健儿英雄本色，这关系到学校形象，不是谁都可以去的；二、情况紧急，的确要能出大力、流大汗者；三、带队的人（班主任）必须是硬汉，既要身体力行，又要“敢抓敢斗”，不要“软、懒、散”（陈永贵大叔语）。算来算去，黄主任马上拍板：“老张，你带队去夜战，我也去，一定要出色完成任务！”
    我们匆匆吃完粗糙的晚饭。小个的刘志伟同学托起一小钵饭，用筷子夹着豆腐渣当菜送饭。我往学生一看，能有蒸豆角干作菜者，也是罕见。大部分是随便一点咸菜、干菜了事。大家都在催“快点”！
    踏着暮色，我们准时来到丁陂桥。一到，我们即投入战斗。我们主要任务是到附近山嘴挑来沙泥填桥西侧斜坡。班长叶伟青、劳动委员骆维贞、刘维远及骆成强等身强体壮，斗志昂扬，挥着“铁笔”，大汗如雨，的确是劳动模范！张振均是团支部书记，虽然身体较瘦弱（长期生活艰苦，营养缺乏），但他写作水平高，能言善辩，“斗私、批修”头头是道，学习“毛著”深有体会，因此，在这关键时刻，更不能含糊：必须用行动这个最响亮的语言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里有重担，便往哪里挑。挑着的担子快如飞。我知道他气力有限，几次私下提醒他“注意休息”，也只换来带感激的微微一笑，又继续热火朝天了，东水街道的骆惠平、骆秋莲是学校蓝球健将，力气是有的。但他们对当时的学校整天劳动，“农业学大寨”，是有“看法”、“讲法”的。每当学校布置劳动，常听到他们“又劳动了”以及这样那样的议论（那当然，还是照样苦干的）。但在此时，听不到他们的半句怪话，与大家干得风风火火的。张春英小个，学习委员骆联英病弱，刘玉英纯静，刘美英矮小；刘志伟、沙松兴、刘仕青、叶伟新、叶新民、叶永周等，大概是生得矮小，加上后天失调（营养缺乏，长期劳动过度），读书到高二毕业了，还是又矮又小、又瘦又弱的可怜兮兮的“小朋友”；加上斯斯文文的叶雨珍、张文强、张洪强、黄仕波、殷华兴，以及平日带几分斯文、几分成熟、几分幽默、几分玩世不恭的清清秀秀的，为东水、林寨、和平一路通；既为自己，又为众人做件大好事。这样的流汗，值得！
    黄主任也在边干边指挥，干瘦的他，穿上肥大的假军装，更显得空空荡荡。他弓着背，跑来奔去，不时叫喊，脸上更显乌黑、干瘪，两排门牙更突了！我呢，自然被眼前的一切所感动。我的左膝关节；几个月前刚切除一块斩骨，多站几下，多走几步则红肿。但在此时，我顾不了，也不能顾了！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在考验我，党和人民在考验我，顶头上司在考验我是硬汉还是窝囊废，同学们不顾一切的拼搏在深深感染我！何况，我经过赤脚少年磨难，经过潼湖炼狱，经过西江风云，如今来到这东江边，我这个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我这个广州第一批上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谁愿做孬种？虽然白天工作已一身疲劳，但在此时，却是“雄赳赳，气昂昂”……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指挥部说“休息一阵”，我们才如梦初醒。待“醒”过来，才觉得周身疲劳，我与张振均、叶伟青、张洪强、骆维贞等一大批男同学直挺挺、懒洋洋地躺在河滩上享受这难得的休息。
享受！巨大的享受！身下的沙特别软，冷冷凉凉地垫着背脊，令人分外清爽。连眼睛也一扫睡意，惬意地望着那天穹上浩浩瀚瀚的银河星系自西北向东南倾泻而过；天上宝石似的星星，眨巴眨的，分外亲切；夜风凉了、冷了，但吹到我们的脸庞上，如小孩幼嫩的凉手在抚摸——啊，又想起小儿子阿均了！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我禁不住豪情大发：“同学们，以前我们讲的‘蓝天作帐，大地为床’的壮语，如今却是亲自实践了，难得啊！”
    大概是我的“浪花”激活了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的——
   “张老师，你在肇庆工作，肇庆七星岩世界闻名，你去过吗？”
   “当然去过！我在高要县革委会政工作上过班，一到下班，步行即可到七星岩，好美啊！”
    “张老师，你一名大学毕业生，如此有才华，由著名风景区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不简单啊！”
   “张老师，人家还在甜蜜的梦乡，你做过手术，带着伤痛。白天工作，现在还与我们躺在河滩上，真不简单啊！”
   “张老师，你在肇庆大地方多好，为什么要来这鬼地方？”
    “不、不、不！祖国河山到处一样美，贫下中农到处一样亲，青年学生到处一样好！这里生活是苦点，但有机会与大家一起战天斗地，也十分幸福。当然啰，这里离我兴宁近，探家方便，少花钱——”我马上闭嘴，觉得“思想境界”突然不高！在那个年月，空话、大话、假话盛行，的确如林彪讲的，不说假话则办不成大事。好在我刚才的话，大话小话，真话假话，混在一起。既可防“小人”抓“鸡脚”，又能在学生面前坦诚，那年头，只能如此。
    一声“开工啰”，我们一跃而起，又龙腾虎跃了。直到东方既白，我们才扛着工具，迷迷糊糊回到学校，匆匆洗擦几下，倒头便睡……
以后，每逢我走过丁陂桥，自豪感便如桥下河水奔来。是的，我们辛苦过，我们奉献过，我们拥有过，我们辉煌过！这，既是我，也是东中师生，涌上来的“高尚”！

（后记：大学毕业出来当老师本应该教书播撒文化，却满腔热情战天斗地苦干；本是悖理蠢事。但在那特殊的火红年代，却是理想漫天。但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回忆。 2021、7）

龙行天下

能教上书好难！

龙行天下

张长兴 发表于 2022-2-18 11:47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五：

当年那一段艰难的跋涉！

张长兴

生死关头落屎缸（旧事纪实64）
                 
                 张长兴

    “落”，在客家话中有时可解作“下”、“下到”，“落屎缸”常用作贬义。比如，儿时的家乡大成社，张何两姓关系紧张，大人常教儿童对着何姓群众唱：“陈李黄何张，张字调呀上，打到何姓落屎缸！”
    不过，我在1975年的广东和平县东水中学，的确有一次不同寻常的“落屎缸”！
    天天劳动是常有的事，而劳动，主要是种为主：种水稻、种木茨、种茶。各级评比又是家常饭：校内各班评，公社内各校评，全县各中学评。上级来检阅“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成果，除看专栏外，主要是看各校的农作物。既然如此，“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肥多，农作物才好。因此，除想法到处积肥之外，大家最重视的是最大限度利用学校厕所。
    学校的厕所落在校西外的山半坡处，但比学校下栋教室稍下近路脚，砖砌瓦盖，里面用木板间开，因全校仅一个厕所，蹲位多，因此里面十分深进。一到施肥时候，班上同学先用桶从河里提来水，从上面的蹲位处往下冲水；然后在下面中间的开口处掏大粪。因两边深进，粪杓长度有限，里面的“好肥料”很难利用。那时的革委会黄功福主任，想在附近农村叫个“心红志坚斗志昂”的贫下中农走进去把大粪刮出来(老百姓常说“当兵不怕死，耕田不怕屎”)，但老百姓不买帐：不是说身体不好，怕中毒惹邪，便是咬定要学校给多少斤米及多少酒钱！在那“火红年代”，谁敢搞“经济主义”之“物质刺激”？没办法，只好在学校内部解决。
    学校内讲来讲去的战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总之，什么手段都用尽了，谁也不愿“落屎缸”当衰！这个说里面黑沉沉的，毒气厉害，那个说身体病支持不住……但庄稼要施肥，上级要评比，厕所深处厚厚的“屎堆”——上等肥料却睡在里面，黄主任好焦急！
考虑再三，还是我去！没有党和人民，我不能上大学，我不可能来和平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我是广东第一批上北京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便战斗到哪里！”我，带着对毛主席的崇拜，带着乡下苦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带着时代的风雨，带着潼湖农场两年炼狱而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气质，带着上至叶棠汉股长，下至黄主任的殷切期望，马上穿起平日打球穿了又穿的短运动裤，手持大板长柄锄头，用毛巾往嘴上一围，如黄继光冲锋在上甘岭，如董存瑞冲向顽敌占据的堡垒，向着、向着谁也不敢进、或不愿进的从未见人进去的厕所深处冲进去了……
    里面的艰难、臭气，因时序已是二十一世纪，为不减读者诸君的雅兴，个中艰辛还是省略为好。但我要说的是，那次，我任班主任的班，农作物最好，全校第一；而学校在全县评比中，又是先进！

    而且，我们还要反思一下，在二十几年前，我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的“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臭老九”，敢于做任何人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说是在战场上，或是在救死扶伤的危急关头，这种舍生取义，当然值得；然而，若当时里面毒气重，我真的死在里面，这“死”，值得否？也许当时可能会轰轰烈烈“歌颂”一番，但是，若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壮举”，谁不哑然失笑？这，恐怕在九泉之下做鬼亦不安宁了！堂堂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理应把学生带到科学的殿堂，却身体力行，为几担大粪丢命，岂不悲哉伤哉？岂不冤哉枉也？
好在，当时里面的毒气不厉害。头是晕，胸是闷，但完成任务后到底能撤了出来。我，到底还是我；而且，我今天还在反思当年当“屎缸狗”的一幕，是为人间留下个不灭的印记，也是为当年的东水中学师生及众百姓留下点苦恼人的笑料……
（本文完全真实，当年张振均、骆维贞、骆文达、叶伟青等同学可证。）

张长兴

附录7——


难忘那深山老林的“喇叭嘴” （旧事纪实65）
                             
                      ——沉浮舌耕之11

    时序是一九七六年春天，我在和平县东水中学的蕉坑分校。那里山高林密，遮天蔽日。山道坎坷，陡峭难行。从山下至“云深不知处”的分校，起码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可以说，出了不愿进，进了不愿出，谁愿来回折腾呢？当时，我与刘应亢(现大埔虎山中学校长)、余致力(现嘉应教育学院副教授)三位“高学历”的“老九”就在这破漏草棚里与学生“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
我们几位都是“老烟民”。虽然下山买烟十分艰辛，下山时也尽量多买点；但那时工资低，手头紧，想多也多不了多少。因此，谁手头无烟，当然地无分南北，烟无分彼此，便不客气“共产”了！
但有一天，大家的烟同时告罄，怎么办？他们是如何捱过的，我不清楚；反正我是赶紧清理自己床底下，壁头墙角，看有无“新大陆”发现。结果呢，翻天覆地，“挖地三尺”，竟然他妈的老天瞎了眼偏偏欺负我们这批“流放”到穷山僻壤，正如我们的老婆来这里时狠狠骂“连狗也不来拉屎”的鬼地方的“老九” ……
就在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时刻，山下一位放牛的老头到了。大家都是老熟，不用寒暄，他已一屁股坐在我们竹子搭成的床沿上。他是抽烟的，因此，这老头一进来，在我们眼中，便如如来佛下凡，如观音娘娘降世，如耶稣降临，如圣母玛丽亚仙驾，众人眼光如利箭直射其腰间的烟袋!
又是见鬼!那老头之烟袋今天特别干瘪，这不能不让人凉了一截。平日，老头抽的是烟丝，我们几位“老九”则烟丝与香烟并用——招呼人客用香烟，独享时则烟丝。这“老头”喜欢来这里坐，一则深山放牛难熬寂寞，故主动“与知识分子相结合”；二则是揩点油——要我们的香烟受用受用!这下，也老头当衰了——不但不得香烟，还要他“出血”!
他知趣地、快刷刷刷解下烟袋，赶忙递了过来。真不巧，几个烟鬼聚了过来，且大家皆“卷烟能手”，把“喇叭嘴”卷得又大又实，一支等于平日两支!我中文系毕业，“修养”好些，自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让众人受用。待轮我时，烟袋竟然在老头手中抓住不放了!当老头也效法“老九”卷了又大又实的一支“喇叭”时，烟袋里已无烟丝了!正当他拿着“喇叭”往嘴里送，他把嘴张开，舌头已吐了出来，要把烟外层纸舔湿才能把尖尾处塞进口中，然后点火抽时……这时，我绝望了，真正绝望了!“老九”当衰，“老九”中张长兴最衰，连个乡下老头的一口破烂烟丝也失之交臂!接着又“暗斗”自己：“就是受孔孟之道流毒深，就是‘与刘修没划清界线’，‘忠厚则无用之别名’，活该!”
但是，山不转水转，乍雨还晴，“奇迹”发生了：那老头的舌头即将粘上“喇叭”尖之际，他猛然见到无奈的、可怜兮兮的我。他的眼闪了一下，跳了一下，手颤抖了一下；接着，马上拉大了与舌尖的距离；随即双手托着把那令人惊心动魄的、让人不得好死的“喇叭嘴”，递到我面前：“张老师，你抽——”
这下，我当机立断、当仁不让，还没“谢”完，可爱的“喇叭”宝贝已紧紧捏在我手里了!“察察”火柴声之后，那早盼夜盼如盼“深山出太阳”的“喇叭嘴”，把我引到伊甸园!
老头呢？把袋子翻子过来，左扑右抖，才刮出一星半点的粉屑。卷成一支小小尖尖的小不点儿，没抽两下，已灰飞烟灭……

如今，时序已是公元一九九九年盛夏。“预言家”云“地球毁灭”，我这昔日“的老九”却活得舒舒服服。比起毛泽东时代，如今“老九”的确享福了!但真奇真怪，那和平县东水公社蕉坑大山中的那一支“喇叭嘴”，却至今难忘!有人问我：“假如你如今见到他，怎么样？”我说：“我买一条红塔山送给他，还可买点别的礼品送给他!不过，千里迢迢，云隔雾障，我又俗务缠身，自然不可能专程去见他；而且，那老头还不知道健在否？既然如此，我只能祝他健康、长寿；若已仙驾，则祝他安息。若何？”……                 
（1999年夏）

张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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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大　田　惊　魂（旧事纪实67）
               
                           张长兴

    “江中无水，老隆船难开。”这说明：东江水非四时稳定，遇枯水季节，常无法通船。若出门远游或谋生，非艰难地开着你的“11号车”，踏上慢慢征途不可了。
     那时，回家是十分艰辛的。比如元旦放假一天，加星期日一天，周六调调课，最多下周一请假一天，加起来共四天，我便从和平县东水穿州过县回兴宁老家了。碰到有船还好办，顺利到老隆；若秋冬季枫树坝不放水(或无水可放)，那么，我便带着沉重的行李艰辛走五、六十华里到老隆。
    1970年代中期的一天，大清早，我背上大挂包，跋涉在崎岖不平的江边。若心情好，江边的丽日、水波、芦苇、帆船、远山、修竹、村姑，当然十分美丽。若心情好，到此悠哉悠哉，自然益寿延年。但此时，归家心似箭：快点，不顾一切，早点赶到老隆，早点搭到兴宁的过往车，才能当天到家；若是去晚了，要老隆住夜，则苦煞矣！至于良辰美景，则“熟视无睹”了。
我气呼呼地赶到大田大队与龙川县四都公社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乱纷纷的芒草，时而横斜在路面，非得用手拨开不可。竹林黑压压的，许多地方密不透风。幽径曲折，有时，以为前面无人，谁知一转角，刹间冒出一个大汉来，让你大吃一惊！
而且，每到此地，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对岸的罗营地界。那里，竹林更盛，有个做小本生意的兴宁老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没几个小钱，竟然在此被谋财害命。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走那条路的。每当此时，我总觉得对面鬼气森森，仿佛见到在黑沉沉的竹林下，在芒草堆里，有一滩鲜红的血，我的兴宁老乡长眠在江边……
趁天气好，身体也无毛病，我在匆匆赶路。我要赶快冲出这是非之地。
   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我在密竹林处一转弯，则见一彪形大汉，手持明晃晃的斩竹大刀，满脸横肉，粗眉大眼，满身乌赤，脚穿烂解放鞋，瞪大眼睛，猛然注视着我！“完啦！得设法！逃是逃不脱的，我开过刀的双腿，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山里贼！如果是强盗，我只能把所有的钱给他，让我留条活命！”真是，如流星，似闪电，头脑转得飞快，求生的动物本能在飞转对策……
   谢天谢地，一打招呼，原来是在此耕作的大田大队“良民”，虚惊一场！我是“疑心生暗鬼”。互致问候，我递上一支烟，他对我便恭敬了，还向我诉起“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苦来：“我小孩初中毕业，好想去你们的东水中学读书。他成绩好，表现好，但有什么用？没得考，靠推荐，推荐的还不是干部子女与亲属？这到底是什么世道？”
   
读者诸君，让我插几句。时序到了一九七八年，幸好邓小平顺应这伟大的时代，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万众无不叫好！但也有一些家长来诉苦：“张老师，一考怎能定终身？我小孩只差一分、二分，你们学校不能讲点情，让他去读吗？”每至此，我便闪来大田这位满脸横肉的老乡的形象以及其小孩的悲剧，便对来者说：“就是要在分数面前一刀切，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子弟才有可能升学；若论照顾，还不轮到做官有权的，发了财的？”这一席话，说得来者口服心服。当年，我还写了《但愿都来一刀切》杂文，发表于《南方农村报》头版及《梅州日报》上。
   言归正传。我只能以乡村知识分子的良知，劝慰这位大田老乡：“唉，如今不合理的事情多的是，谁让我们是平民百姓呢？凡事想化点，人活着不就为过日子吗？我这位正牌大学生，还不是累个半死不活的？人生，就是如此；社会，不过如此……”
   这位老乡倒舍不得我走了！没办法，总共四天，来回路上要两天，家中才两天，而且，家中的两天还要抽一天到县城买票！如果今日在老隆误了车要住夜，则冤哉枉也！因此，我一咬牙，挥手与之告别了。

   那位手持大刀的老乡，你还健康吗？如果还在，我会赠一本《往事如烟》给你，作为永久留念。你没有上东水中学高中读书的小孩，如今在干什么？发了财吗？……

张长兴

附录9——


跋涉东江边（旧事纪实68）
                             
                      ——沉浮舌耕之13

    东江，弯弯曲曲，源远流长。从和平县东水公社范围至老隆，东江分两段：一段是东水街以北段，实际上是和平城下来的浰江，是东江上游的支流；东水街以下的木材站，枫树坝而来的大河与浰江汇合，浩浩荡荡地往南奔去。此乃东江主流也。
   为了那个远方的家，为了全家的生存，我来来去去，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跋涉东江边。
浩大的东江河，江边的小草，白茫茫的芦苇，开在高山曲径的野百合，如绿色长城的翠竹，屹立千古的青山，还有长年累月在江边劳作的乡亲，你们还记得我这位老朋友么？我可是忘不了你们！而你们，忘记了我这远方游子的跋涉么？

                         赶东水船

寒冬腊月的早晨，我与惠均小儿匆匆往东水赶班船。船八时开，而在六联的东水中学到东水街码头还要赶半小时的路。清早要吃点东西，还要背上大包小包的行李。时间紧，走得艰辛。来到丁陂，一看表，快开船了，我只能猛催我儿“走快点，要不然，回不了家了！”
我在前走，惠均在外面追。忽听后面“扑——”的一声钝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跌倒在地，大概是摔得重，要哭，却又死死忍住；要忍，却又忍不住要哭。轻轻哭了两声，我拉着他起来。往他口袋里一摸，黄振平老师送给他的两个煮熟的鸡蛋，已压得扁扁的、碎碎的……
我拉着小儿，还是赶，到底赶上了八时的班船。

              摸黑赶路

每到秋冬，江中少水，老隆船难开。我们一般是由老隆坐三时多一点的班车到四都。到四都四时多，然后赶到江口，过渡到黄沙角，起码五时多至六时了。
好几次是单我一个人，来到罗营地界已夜幕降临。秋冬时节，寒风阵阵刺骨寒。有相当长的一段路，曲折坎坷，两边是密密实实的竹林、芦苇包围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饿时，一位兴宁老乡正是在这里被人谋小财而害了大命的。寒风一吹，瑟瑟作响，从竹林上空筛下冷森森的月影，人仿佛到了阴阳界，生怕我那屈死的老乡跳出来向我哭诉。
透过竹林空隙往江边一看，一片片白茫茫的芦花在摇摇晃晃。东江水在拍打崖岸，仿佛是乡下长长不见尽头的送丧队伍在震天动地的哭喊……。有时，我也怕强盗飞了过来！
但是，为了家，为了生存，再苦也要捱，再险也要闯。
有一次，我与小儿赶夜路。他要走不动了。我告诉他，下坡时身体向前倾，上坡时亦头胸往前朝下，自然省力。他很听话，果然又快步赶路了。
来到东水的成村，实在不行，我们坐在江边休息。我骗儿子：“看，前面的火，没几里路，快到了！”儿子跃然而起。可是走呀走，火还在前面。我老说“快了”、“快了”，可火老在前面，老是走不到……
拼死拼活，夜静才赶到东水。儿子再也走不了，怎么办？我只能把重重的大挂包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我儿挂个小行包在他脖子上；我再背起儿子，跌跌撞撞，如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作垂死挣扎。我想：“以前说‘中国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总觉得抽象；如今，我倒是身体力行了！”

         风光无限

   若是天气好，时间充裕；加上心情好——把一切世间烦恼都丢到九霄云外，来个阿Q，甚至比阿Q还阿Q，宠辱皆忘，干干净净、痛痛快快投入东江的怀抱里，那种幸福与温馨，扑面而来。
   秋天，天高云淡，两岸如画。蓝天、白云、飞鸟、簇竹、丹柿，倒映在江中。秋阳格外亮丽，公正无私地拥抱万物。我走着，走着，一转弯，簇簇翠竹横在你跟前。当弓着腰钻过了竹林，却又突然向你抹开了一马平川：江边白茫茫的芦苇一望无边，软软绵绵的，轻柔柔的，好像天上飘落的片片白云；又好像蒙古大草原的滚动的羊群——“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耳边仿佛听到这美妙了许久许久的歌声(可惜现在无人敢唱了)。那浩淼的大江，浮光跃金，难道是天上的银河，满天的星斗，统统降来人间？清风徐来，江水荡起波纹，江波轻吻着江堤欢歌。江上的白帆是缓缓的流星；江边的落落村舍，是团团锦锈的星云。
正当我目不暇接之际，又一阵风吹来，芦苇低首，现出了啃草的牛羊与放牧的童叟。看到在江边浣纱的姑娘，令人想起天上的“织女”；突然，“牛郎”来到江边，来个“鹊桥相会”。伴着江涛声，“织女”的歌声满江飘飞……
    正当为眼前陶醉时，却突然见到夹杂着的东倒西歪、破破旧旧的农舍，江边呕呕哑哑、死命拉船的纤夫，夕阳下坐在田埂、村边的精瘦的老翁，挂着畚箕的过早失学的女孩，伸向远山的曲曲折折的寒径，几声几声凄厉的暮鸦！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江边的一切，好也罢，歹也罢。她充其量只能让人怀旧，让人领悟古色古香的农耕文化，无论如何缺乏现代文明。她虽然可以与你一起欢歌，与你遣散倦怠的阴云，但在这田野上，无论如何缺乏了色彩斑斓的当代工笔。不乏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却缺乏排山倒海的大光明的震荡！然而，当时中国当局，却是极力贬斥世界大文明，拼命为远隔大文明的农耕文化涂抹油彩，仿佛自己才是值得全世界效法的“乐土”，让广大百姓吃苦而不知苦，受难而不知难，甘做比阿Ｑ还要阿Ｑ的愚弱国民。如果谁先知先觉，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咕咕咕——”啊，肚子在抗议了，脚步也沉重了，快，还得快点赶路……

张长兴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10——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进东水中学蕉坑分校————沉浮舌耕之20（旧事纪实76）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日记)

    我们进峡谷，攀高山，涉泉流。只见：到处是杂树森森、茅草蓬蓬、野藤漫漫、枯叶层层。那墨绿色的逶迤起伏的山峰，就像滔天的绿浪。山间东一块西一块的小得可怜、大也有限的田，点缀在云雾山中。青松在招手，茅草在微笑，山泉在欢唱；因为，若是走《决裂》道路的东水中学师生不来，它们该多寂寞啊！
    这里，有人称为“大山”，有人叫“甘蕉尾”。这里，就是我们的分校，就是我们的家。
    山间崎岖小道，我们要把它变成坦途——如飘带般地“高路入云端”；镶在山坡，长年累月在流卤碱水的低产田，我们要在将来放高产卫星；今天古木参天的陡坡，我们要让它层层茶带环山绕；今日荒草凄凄的山谷，来年我们要让它人欢水唱、六畜兴旺！
分校，未来的家。奇迹要在这里出现。在人迹罕至所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誓让它“三、五年间天地翻”。凯歌，就要在这里高扬。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业的创造者，“一反潮流几千年”。我们要让教育革命的明珠，在这里熠熠放光！光荣啊，作为披荆斩棘的开拓者，怎能不引亢高歌呢！
   
    自注：这篇日记好在开头的素描生动、准确。中间的展望，让人神往。结尾则很不可取了，——四人帮的“革命”，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害得我们好苦！如此“豪言壮语”，今天读起来，让人欲哭无泪，悲夫！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11——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蕉坑山下惶惶然（旧事纪实77）
          ___沉浮舌耕之21
         
   东中的蕉坑分校，藏在“云深不知处”。进了不愿出，出了不愿进。有一次，我、刘应亢、吴发林老师，大家的烟都抽尽了，口水淡，无精打采的。好容易才捱到星期六周末，我们便如特赦犯人，直往山下冲去。
   来到蕉坑山下的小学旁边的代销站，大家赶紧掏钱买烟。一到手便迫不及待地抽、抽、抽！我们顾不得说话，顾不得喝茶，人家问起山里情况我们也懒得回答。总之，我们就是要先过过烟瘾，“悠悠万事，以此为大”！
   我们还在巴啦巴啦地抽。那小小的代销店里弥漫着浓烟。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要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什么“身在东水，胸怀五洲风云”，这一切，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只能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抽足了烟的舒服劲；清风徐来，蓝天白云，鸟语花香，泉水叮叮……
   那种幸福与快感，直至时光流逝了二十几年之后，我如今还像清水擦过的明镜那样清晰！
   然而，我至今不解的是——
   那几口烟的魅力为什么如此之大？为什么竟然能压倒一切，横扫一切？
   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已是神州翻江倒海大欢腾的日子，当时东水中学的领导人是疯了、狂了，还是另有所图，竟然还如此推崇“四人帮”的《决裂》，兴师动众办分校呢？如果不是分校，我们的许国俊老师，还不会惨死！
   阎王殿上的阴风嗖嗖吹了过来。不好，许国俊老师的冤魂过来了！快，快念“阿弥陀佛”……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附录12——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斯文扫地”在兴宁（旧事纪实78）
                  
           ——沉浮舌耕之23

   我在东水中学难捱，妻在家乡更难捱！
   逼于生计，妻在家乡找份八毛钱一天的小工亦十分艰辛。我不时回家，钱要辗在车轮下。分开了家，父母要负担。每月妻恐怕只能得我十几元钱。家中年年三荒四月，又加上八月荒。刚分开家，连个小厨房也无；住房与伙房不能老合在一起吧？两个小孩，老是肚饿！每次回家，见到儿挨饿的脸上的菜色，内心如汤煮！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永和墟，斯文扫地也！
   那时，妻去“走后门”，到黄岭仓库的姐夫处买来蔗渣糠。挑回来后又去加工厂辗得更粉，有点貌似“米糠”。然后辛辛苦苦挑去永和墟卖。妻去得很早，占的位置也很好，本想赚点“人工钱”帮补家用。可是，等呀等的，就是没几个人问津；即使来问的，不是问问便走，便是手翻了几下后便摇头而去……人家的糠早卖完了，没卖的，见顾客越来越少，也陆续捡摊了。只有妻，还在那里呆头呆脑地等着、望着……
   我的肚子早咕咕叫了，饿得头昏眼花。妻呢，一早起来便里里外外劳作；上百斤的糠担到集市，又傻傻等了二、三个钟头！她的脸上灰青，眼睛失神，还在拿扁担死死守在那里。
   我不习惯守在妻旁边，也的确不好意思——大学毕业的高中教师，要与老婆一起卖蔗渣糠谋生！我岂能和老婆一起卖蔗渣糠？我只能走走转转……转转走走，不知捱了几世几劫，妻还是无奈地守在那里，冷冷落落、孤孤零零地守在那里。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才死心”，永和墟全散了，妻才下决心，咬紧牙又挑着上百斤的蔗渣糠回家。
   “唉，以后再也别卖蔗渣糠了！再也不要这样搞了！”几分劝戒，几分凄凉、几分辛酸，我如是说……
   “也不一定，说不定过两墟有人买，也不一定。”妻还在希望“太阳从西边出来”。
   “唉，别指望了，我的心都碎了！大学毕业生，高中教师，没本事帮老婆，乞丐似的守在集市上，真丢人！”此时，心里愈酸，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我赶快的拭，才没有掉下来，“回到和平以后，我一定要尽量节俭。无论如何也要多寄点钱回家，千万不要再去卖蔗渣糠了！”我大声说。
   不知是肚饿，还是心里痛苦，永和镇到我家才4华里，但总觉得走不完！“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这本是歌舞《东方红》中的朗诵词，怎么突然在我耳边响！这里讲的是旧社会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怎么会在“红太阳”照耀下的眼前冒出来呢？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吗？这不是要“全党共诛之，全共同讨之”吗？
   “不行，不行！决不能如此胡思乱想，万分危险！”我在狠狠警告自己。
   
    但是，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我怎么样也遏不住，怎么样也止不了——

（张氏文化）主编长兴:
  年年四月荒加八月荒的饿得青黄的乡亲；
   我在广州九佛公社搞“四清”时，叫老贫农邝富三诉旧社会的苦，她竟然声泪俱下控诉起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大饥饿来；
   我在马坝广东矿冶学院读书时，见到饿倒在曲江中学前面水渠边的死尸，一位老妪在寒风中长声号哭；
   听人云，在外国，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一个人工作可养活全家。周日还驰着小汽车带全家人游览，——也可能是“阶级敌人造谣”！
……
   头脑越来越乱，步子越来越沉重，天上的红太阳无论如何在眼前也亮不起来。妻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只有妻的扁担不堪两大箩蔗渣糠的重负，在不停地喊着“惨、惨、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