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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常看 于 2019-10-6 10:12 编辑
毛主席为何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看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新中国肌体上的毒瘤——新的血统论流毒至今，愈演愈烈。
栁英发(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6届高中生)
文革初期的“血统论”
我出身于老工人家庭，父亲以上几代都是工人、贫下中农。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干部、共青团干部。1960年冬，我当时念小学六年级，共青团武汉市委组织“红色少年”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我是成员之一。1963年我在三角路中学初中毕业，全校考入武昌实验中学的只有我一个人。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省的重点中学，当时是最好的学校。文革后很多人问我：“你出身这么好，一直是学生干部，是很受重用的，你怎么成为造反派呢？”
在一般人眼里，造反派都是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就是说造反派队伍不纯，“牛鬼蛇神”多。我成为造反派不是因为文革初期给校领导写大字报、反工作组，被他们打压，而成为造反派的，不是这一种类型。我完全是对学校的很多事情看不惯，因而站出来造反的。
实验中学的高干子弟特别多，党政军的，公检法的，工矿企业的，文教卫的，像我这样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不多，再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比较多，出身城市贫民、独劳的也有,还有少数出身不好的。
学生的成分就是这样，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实验中学读书的气氛很浓，因为是省重点嘛。浓到什么地步呢?学校门口每天有戴袖章值勤的，早晨要查进校学生的学生证、校徽，这些人一边值勤一边读英语或俄语单词。早自习、晚自习就是一片读书声。我很不适应，因为我是三角路中学去的，武昌车辆厂的子弟多，读书很轻松的，成绩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不然去不了实验中学。
进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就跟我们讲：“你们一只脚进了实验中学，另一只脚就进了清华。”当时实验中学有“小清华”之称。这个我不大适应。高一的时候我比较沉闷，星期六我就赶快回家，学校要求礼拜天晚上到校，我都不来，星期一早晨来。但是我在班上学习成绩比较好，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团支部改选，我就成了组织委员。高二的时候是宣传委员，高三的时候就是支部书记，一直是学生干部。
当学生干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跟高干子弟关系搞不好。高干子弟当然也有好的，但是给我总的印象就是骄横得很，骄娇二气。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生活方面和我们比那就是不一样。那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我们都是在学校吃饭，早餐大概是三合粉面做的馒头，稀饭，再就是萝卜丝之类的酱菜。我们是从困难年代过来的，对这就很满足了。但是他们不吃，或者只吃一点就丢到桌子上，回宿舍去吃从家里带来的一些东西。说个笑话，我和我们班上一个贫下中农子弟，他也一直是团干部，我们曾经偷偷把他们丢到桌子上的食物拿来吃，所以对他们的行为很看不惯。再就是礼拜六家长的车来接，星期六要做清洁，有的时候他们就不做清洁。我曾经在大门口看到，车子停得远远的，司机来接，大包小包的接过来，送上车。我回家，公共汽车票5分钱，我舍不得，都是步行，上学走，回家也走。我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好。
我就问门房的师傅：“这是怎么搞的?”他说：“现在还是好的，像前几年，那车子成串。”当时我就想到我到韶山去参观的事。当时武汉市有个八一小学，全部都是军干子弟，跟我们一起参观的就有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他就谈到学校的生活，说学生之间的等级都非常严，“学校里就是谁的爸爸官大，就得听他的”。我问：“你父亲是个什么官?”他说：“大校。”他们学校里还有将军之类的。我说：“你怎么能够成了学生代表来参加这个团呢?”他说：“我是老师推荐的。”
我因为是学生干部，也到同学家里去看看，包括一些干部子弟家里。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父亲是市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我到他家里去过。他家一栋楼，上下两层都是，有门卫有保姆。我家里那个时候还住着茅草房。
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班上也有干部子弟，但都是工矿企业的干部子弟。读小学时有个我们车辆厂副厂长的子弟，跟我同班，读初中的时候，有个火力发电厂副厂长的孩子，也跟我同班。我到他们家都去过，这些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省市委的这些领导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不一样，虽然是副厂长，就跟工人住一个宿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屋里了不起有一部电话。而那些高级干部的住房就是两层楼、小别墅，还有电视，那个时候都有电视，我感到很惊奇。
这且不说，跟高干子弟的主要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在发展学生入团这个问题上面，从我当组织委员起，到当支部书记，一直到文革开始，分歧很大。当时讲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应该是这样。一些高干子弟在初中都入了团，没入的很少。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要求入团，就很困难。
一个同学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当时来说这个成分是很高的。他从高一申请入团，高二申请，高三申请，每次开支部大会，高干子弟们都说这个同学跟家庭没有划清界限，认识不够，一直这样说。而这个同学是很老实的一个同学，表现很好，关心集体，也很爱护他人。但高干子弟们一直不举手，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到高三大家要毕业了，才通过他入团。
当时我们在班上组织演活报剧《想起往日苦》，让这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演贫农老头，有高干子弟就跟我说：“怎么能叫他演呢?”我说：“怎么不能演呢?”他们对我就意见非常大，还有其他一些高干子弟说：“柳英发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我们党的阶级路线，不要背叛我们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但是我出身好，学习成绩好，你把我没辙，我掐得住你。九十年代初我们班上同学聚会，这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还跟我说这个事情，当时他怎么受压，我讲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时他就说：“当初你们不让我入团，老子现在入党了。”搞得有些同学很尴尬。
还有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高干子弟说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没有做好，总是想读大学，总是要他检查这个事情。这个同学很坦率，他说：“我进实验中学来，就是为了读大学嘛，你说我来干什么呢?到下乡的时候我可以下乡啊，你为什么非要我现在这样说呢。”这个同学一直没有入团，后来也入党了。下乡的时候我和他一起。1968年我们下乡，这些同学都是造反派，都下乡了。那些高干子弟从1967年开始就有人走关系、走后门当兵了，有的现在是很大的官了。
在阶级路线这个问题上我和高干子弟有很大的分歧。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你出身好，这是个有利条件，但是不决定你的表现就好啊，都要重在表现啊。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至于出身不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也是党的政策，是不是?”反正高干子弟在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问题上就是不举手，那你就没有办法。
有个女生，她爸爸是总参某基地的司令员，娇滴滴的，骄娇二气。我就在班团组织里学解放军，搞“一对红”，帮助她克服她骄娇二气。她的确表现得很不错，我就把她当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的典型，在班上、在全校团干部大会上宣传她。这个同学在文革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就是造反派。
四人帮被抓后，工厂里办我的学习班，我就专门谈了一天，我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因为在学习班里，有些人跟我提这个问题。学习班的头头还有一些“动力”，跟我父亲关系都很好，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当时他们就说：“我们了解你从小学到高中的经历，你搞什么造反派?”就是说我成为造反派好像不可能。我就跟他们讲，讲了一天，他们都有记录。我当时就说，如果我高中不在实验中学读书，就有可能不成为造反派，而且不可能成为造反派头头。因为实验中学那个环境，因为跟高干子弟存在一些分歧，文革中自然就不站在一边了。
1966年10月份，我们学校成立“红十月造反公社”，我们在学校就是多数，我就当了头头，非常自然。那些出身不是那么好的，坏一点的，就自然地跟在我们站在一起，就是这样自然的一种局面。文革中关于“五十天”、“十七年”这两个问题的大争论，我觉得就是阶级路线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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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08: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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