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武晓迪

天行健

                  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
                                      ---走入全球化的深海
 
                   新版序言
 
     2013年元旦过后，我接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郭银星博士的电话，她通知我出版社决定再版《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一书，并建议重新给书起名。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保留了原书名，但添加一个副标题 “走入全球化的深海”。理由其实很简单：地球上的陆地被海洋分隔成不同的板块，而所有陆地板块均是被海洋连接，由此构成人类赖以生存并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星球。在日趋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全球就是中国经济的深海，海外世界就是21世纪一个崛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舞台，海洋疆域的安全则是确保实现中国振兴之梦的关键保证。原版书的基本观点就是分析和诠释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因此，新的书名会更直接地表达该书的核心思想。
 
     06版一书构思及写作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英文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定稿在2005年，并于2006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从多数国内读者关心的角度，06版一书的核心观点可被简要概括为：
（1）十九世纪上半叶之前，王朝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完整自我循环，自我修复能力内陆型的亚世界体系。中国此前的主要国家利益，主要外来威胁，以及地缘政治重心均在内陆和内陆边疆地区；
（2）十九世纪上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交换体系主要从海疆方向渗入，以暴力形式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体系，摧毁了中国上千年的以所谓王朝“朝贡”为特征的亚世界经贸文体系。在这一条约体系的作用下，中国被迫成为世界经济交换体系的一部分，并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中国的主要利益、外来威胁和地缘政治的重心逐步由内陆边疆向沿海地带及海疆转移；
（3）自1840年至1949这段时间内，清末的改革维新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在1949年开创了一个中国崭新的纪元。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历史长程角度审视，毛泽东的最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彻底摧毁了禁锢中国一百年的不平等的条约体系，为日后中国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胸怀“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远大抱负与理想，毛泽东在有生之年不但试图率领中国彻底脱离由资本主义核心国控制的这一世界体系，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以持久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且能自我循环自我调节的平行体系。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局限和原因，虽然毛泽东接近于实现第一个目标，但却没能摧毁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次序，也没能彻底扭转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位置。基于历史的烙印、政治目标与战略的定位、中苏交恶、美国的遏制以及缺乏对世界经济交换体系的深刻了解，毛的地缘政治观仍没能完全摆脱以内陆边疆为重心的传统地缘政治及战略观的影响；
（4）1979年至今，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与政策的引领下，中国主动地与世界经济体系相整合。短短的三十多年间，中国成功地脱离了在世界经济体系内边缘国的地位，并成为这一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作为第一代革命家、新中国的开创者和毛的继承者，邓有着与毛相同的民族振兴使命感。然而两者达到同一目标所选择的策略却截然不同。毛侧重于世界革命和自力更生的手段试图直接瓦解以西方核心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而邓则是在中国摆脱了旧的条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现行体系的积极参与、和有选择性的整合，以达到利用市场机制强化中国的整体实力，提升中国在这一体系内的地位。邓的方略是首先实现民族振兴，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改变这一体制不公正的决策机制与全球次序，以求达到世界之大同的终极目标。邓公及其继任者们的这一思想与实践必然导致中国自改革开放那天起，中国国家经济重心和国家利益的重心将逐步转致沿海地带、海疆及海外。作为连带效应，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胁也就势必逐渐凸现在沿海地带，海疆和海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曲折折，沿海地区，海疆，及蓝海正在成为21世纪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而传统的陆疆则成为中国的腹地及后院。内陆边疆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地缘战略转型的关键要素；
（5）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本世纪初，中国成功解决了与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去除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摆脱了自1840年以来腹背受敌的战略窘境。然而，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中亚地区权力真空，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仍在战略转型期对中国的战略腹地构成了持续的不可忽视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与邻国在海洋疆土问题上的矛盾也会随着它的战略转型即将激化与凸现；
（6）中国面向海洋，面向全球的地缘政治转型是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这是实现中国伟大振兴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过程远没结束，并仍充满了许多曲折和巨大阻碍。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政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注定不可能重蹈王朝时代的老路，也不可能覆辙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后的争霸之路。 
 
     虽然在06版问世后的六年间，中国和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和发展，然而现今中国地缘政治走向的大趋势，以及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问题和挑战均可在06版一书中见到清晰的验证。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和原书立论角度的限制，06版只是系统地提出及分析当时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问题与挑战，并追根朔源。尽管它警示了中国与海洋强权—美国的潜在冲突，以及在疆土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即将出现的危机，但书中并没有提供应对策略。在过去的几年间，不断有一些读过06版书的朋友指出相关内容的缺失是06版的缺憾。我认为中国今天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庞大的复合问题，一个严肃并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操控性的应对策略会涉及到太多的要素和变数，这远非靠我个人之力能够完成。然而，回顾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密集发生的重大事件，我想借这本书的重版之际提出对于相关地缘政治问题的几点看法。

天行健

                                （一）
 
    在06版出版前后的十二年中（2000-2012），影响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而来的经济与综合国力爆炸式的增长，和它的强势崛起。这一事件影响的直接显著后果是正负两个方面的。其令人欣慰的方面是：

（1）中国于2010年超越日本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和周边国家经济高度交融；

（3）中国倍增的综合国力使得它对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急速扩大。

与此同时，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是：

（1）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以美国为轴心的，以中国海疆为侧重的，旨在制约中国的C形多边条约体系已见雏形；

（2）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某些国家，特别是与海疆邻国的潜伏矛盾表面化，冲突激烈化；

（3）传统友好和中立国的对华政策不确定性在增长；

（4）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分离主义者的支持自06年后有增强的趋势。各种迹象表明，在所有的负面因素之后都有美国人的一只手。显而易见，美国是中国地缘政治顺利转型和实现大国振兴之梦的最关键性的外部因素。
 
    无论如何，21世纪的这些重大发展与变化，正向还是负向，都恰恰说明当前中国正在处于地缘政治转型期的阶段性重大时间窗口。而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则是一个新兴大国和老牌霸主相争的重大时间窗口。其原因很简单，根据传统的地缘政治实践以及根据这些实践总结出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崛起的大国终将试图取代现有的霸权国家，而武力交锋是彼此决出胜负的必然手段。然而，世界最近的一场争霸战争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权力结构的性质，运行机制和游戏规则都由于经济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此期间，美苏争霸屡屡游走在战争边缘，似乎验证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决定美苏之间较量的胜负，与其说是军事层面上的，不如说是经济层面上的。根据斯大林的理论，那是一场两个世界平行经济体系之间的较量，其二者之间的胜负只能是零和效应的结果。而最终的事实表明，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它的军力。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日趋提速的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以往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振兴之梦造就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上述观点已经在近年来的中美关系中得到初步验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高度整合成就了它今天迅速的崛起。对今日的中国而言，所谓真正的“崛起”就是要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成员，和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游戏规则制定话语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的强国。虽然，中国崛起的模式从本质上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帝国模式及苏东模式，但对于当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而言，这意味着现行世界秩序将会被打乱。尤其对现行体系核心主导国---美国而言，这更意味着其霸主地位将会从根基上动摇。与此同时，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中美经济高度依存的一体化世界中，一个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利益与威胁同时并存。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对华政策是：在与中国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同时，重返亚太，对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实施围堵。严格地说，美国的所谓“围堵”从实质上不同于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毕竟那是一场两个平行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殊死之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将中国放在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多边条约体系的笼子里，按其意愿和国家利益对中国加以管控。美日安保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安全条约等虽然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却在现今是其围堵中国多边条约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关系被美国总统及多数美国政治家界定为非敌非友的一种经济上互利，且军事上相互威慑和政治上互为防范的关系。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实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催生出来的一种互利互斗的独特大国关系。对两国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关系很像是一对下半身捆绑在一起而上半身各自独立的两个巨人，彼此在即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前行。这要求双方都要管控冲突，摸着石头过河。鉴于这种独特的大国关系，美中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只要双方将这种博弈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甚至偶尔的惊涛骇浪对于双方而言都应属正常。

天行健

                          (二)
 
  领土问题是顺利实现中国地缘政治转型和大国振兴之梦不可能规避的问题与障碍。我在06版的书中曾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多数疆土问题缘起于在中国地缘政治转型期的初始阶段传统中国的亚世界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其海疆疆土问题会在不远的将来凸现。纵观21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发展，很明显除了历史、海洋资源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因素外，导致当前中国与邻国间海洋疆土纠纷的表面化与激化的其深层次原因与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的介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但，领土问题并不是中国走大国振兴之路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最为显著的事实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中亚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为实现转型目标打下了关键性的坚实基础，并为国际间如何和平处理领土纠纷，解决历史问题树立了楷模。除了谈判是建立在平等信任、互让互利、着眼于未来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前苏联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领土与历史问题的另一个核心在于没有外来势力的插手。而一个的反向例子则是近两年中日钓鱼岛领土纠纷的表面化和激化。二战后，美国不但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一直扮演着一个中日纠纷的始作俑者的角色，并且在21世纪将日本视为它围堵中国多边条约体系中的最关键一环。此外，日本自身的因素不容忽略。除了军国主义文化传承和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等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确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G7的成员，日本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成员，并且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崛起无疑正在改变日本在亚洲保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中心和主导国地位。这让它有一种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领略过的被边缘化的紧迫危机感和恐惧感。日本这几年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的不断升级实质上就是这种国家危机感和恐惧感持续发酵的具体体现，这与左翼势力还是右翼势力执政无本质上的关系。然而在国家利益上，日美两国既有高度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鉴于历史、领土纠纷以及地区领导权与主控权等因素，日本不希望见到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因而积极主动参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但，作为一衣带水，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东亚近邻，日本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永远回避不了中国因素。事实上，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实际依存度要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对中国而言，虽然日本是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国振兴之路的重要瓶颈，但它并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核心主导国和国际经济与政治次序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从中国根本的利益，长程战略目标，以及地缘政治的现实角度审视，日中关系不能结成死结。我们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中国实现大国振兴的战略目标的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日本，制高点也不在东亚。如同围棋，不能为了几个子的绞杀，而忽略和耗尽了用于全局制胜的已经积蓄起来的势能。但，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形势下，中日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们面临的最复杂的关系：中日矛盾的解决不仅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涉及到美国及其他因素。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美日是中国顺利解决南海疆土问题的关键。如果能够在全球层面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亚洲层面妥善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中国解决南海疆土问题时所遇到的障碍将会少得很多。

天行健

                                          （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说明中国的“崛起”就是与世界交换体系高度整合的必然结果。从空间的意义上，与世界交换体系高度整合也必然意味着对外依存度的高度增加；海外市场、海外资源、海洋资源、海上商道以及海疆主权的完整性对中国的经济与安全变得越来越生死攸关。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重心的向海疆和外海方向的转移势必在不断加速；中国对于海疆疆土被侵蚀和来自海疆威胁的容忍度也势必减弱。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在全球层面与美国，在区域层面与日本及其它海上邻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势必日益增长。这一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要求中国必须要建立并逐步完善一套完整的管控机制。这一管控机制不仅仅是针对大国间突发性的危机管理，更主要的功能在于预防与各个当事国的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甚至弱化分歧。其实管控机制对中国并不陌生。在历史上，中原王朝时代的朝贡体系就具有相对行之有效的管控机制。这一传统冲突管控机制是建立在农耕—游牧时代经济互惠交融的基础上，自鸦片战争之后已彻底的消亡。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现今管控机制建立的基础和效能远比旧时更为坚实、可靠。
 
     此外，中国要更加正视，并充分利用条约体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的重要制衡作用。尽管条约体系在历史上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而直至今日美国仍然采用条约体系的方式作为围堵和压制中国的主要机制，我们必须承认“条约”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对国家行为最行之有效的管束方式。中国与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一个互利互惠的条约体系不但可以让它得益于冲突的管控，并且会得益于对霸权国家权力的制衡和对中国压制的反制衡。这并不是说要建立或参与一个传统类型的国际，或地区军事防御多边条约体系。与此相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非单纯军事色彩的各种国际及区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是从根本上促进国家间利益交织，减少冲突，化解矛盾的重要有效途径。这一个条约体系的参与者不但涵盖友好国家并且应当包括我们的对手。事实上，WTO就具有类似重要的功效，而中国入世后在平抑与其它国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方面已获益匪浅。在区域层面，中俄之间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但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楷模，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个全新模式的条约体系---上合组织。中俄之间的条约体系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内陆边疆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实除了彼此都是WTO的缔约方,中日、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各种类型的双边条约，尽管都是非军事色彩的。这些双边条约的存在就起到了扩展共同利益，减小矛盾的功效。总之，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也要学会如何利用国际条约体系的“笼子”作用。
 
     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但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中国将至多是个跛脚的巨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军事实力是潜在敌对大国间谈判和过招的重要筹码，因为国与国的真正平等关系是建立在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我们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大国的军事实力，文化、政治的世界影响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增强包括国防在内的综合国力，进军世界科技、金融货币领域的制高点，获取全球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是实现中国大国振兴之梦的关键。不可否认，在由西方核心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下，要走出一条古今中外无人探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振兴之路将是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但我相信，中华民族为了梦想一百多年来前仆后继的奋斗一定会驾驭中国这艘世界深海中的巨轮到达理想中的彼岸。在书的再版之际，我期望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当今的一些主要突出的地缘政治问题及其缘由，并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主要相关问题有所认识。这或许能对理解我们国家如何应对和处理当今凸现的地缘政治问题有所助益，并或许有助于误解中国，甚至敌视中国的国外政客、学者及普通读者能够客观、理智的应对中国的崛起。               
                       （完）    
                                                 作者 武晓迪

逗你玩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其结果是引狼入室。最初接受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企图推翻清政府，日本政治、经济、军事趁机渗透中国，丢了东三省。后来联俄联共又未成功，国民党不但没有联俄（俄国对中国一直有领土野心），又借助西方势力巩固自己，企图消灭共产党。

天行健

“（3）自1840年至1949这段时间内，清末的改革维新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谢谢逗你玩的跟帖！帖中列举的失败的原因，历史做了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