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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仪征，祖母安排我们住在第二进的过厅里，因为天热，也不需要什么被褥，只是借了邻居的门板和长凳，临时架起床铺，姨妈热心地给我们拿来凉席和圆顶蚊帐，晚上铺床，白天再拆了去。
我那时不太懂事，既不知道帮祖母干活，也不知道照顾弟弟，游手好闲，每天除了去姨妈家看书，就是前后院串门，与窦老师和詹家兄弟们议论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逸闻轶事。老人家七十多岁的高龄，还要给我和弟弟做饭。以后想起来，觉得很内疚，我已经长大成人，且没有尽到替代父母照顾年迈祖母的责任。
姨妈家的院子很大，住的人家很多。夏季吃过晚饭，各家都会搬出凳子、竹床一类的设施，坐在院子里纳凉。男人们有时也会聚在一起聊天，山南海北地神侃。姨妈的丈夫据说是外地一所中学的校长，可能为了躲避运动，他也回到家里。
晚上没有地方去，我经常到姨妈家里串门，和他们一起乘凉，更多时间听姨父谈古论今。姨父年轻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也很健谈，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
姨妈家的二姑娘，一个相貌端庄敦厚，看上去单纯本分的女孩子，当时上初中二年级。她对外面轰轰烈烈的运动好像不太关心，经常待在家里做逍遥派。二姑娘每天早上骑着旧自行车，带着简单的午饭，到城外码头上做零工。听说是帮人洗船，干一天可以挣六角到八角的零用钱。我当时无所事事，又精力充沛，也很想跟去找点另活干，但终是男女有别，没好意思说出口。
仪征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受南京影响，也分为红总和八二七两大派。两派都有枪，城里的鼓楼上筑了工事，也不知道哪一派占领着。有时发生冲突，零星的枪炮声全城都听得见。祖母房子的后面一进，住着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结婚很早，女的好像刚二十出头，男的稍为大一些，有小三十岁的样子，已经有一个小孩，老丈母娘跟着带孩子。
两口子都在镇上的一家小工厂里当工人，那时仪征没有像样的工业，小工厂虽然规模不大，在县城里也算是代表工人阶级。两口子都是文革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因为我毕竟来自大城市，他们参加的群众组织倾向保守观点，所以经常和我一起交流文革信息和派性观点。
有一天夜里，以鼓楼为中心，城里发生了剧烈的武斗，噼噼啪啪的枪声响了一夜，好事的人跑来跑去地传递消息。天刚亮的时候，女的扶着男的踉跄着走过厅堂，从他们蓬乱的头发和衣服上沾染的灰尘看，他们一定经历了激烈的冲突。
我跟到后面打听消息，看到男的趴在长凳上，女的正哭泣着帮他涂药。在夜里的武斗中，男的屁股上挨了一枪，还可以看到花生米大小的伤痕。丈母娘慌着跑前跑后，一边抱怨着女儿女婿的冒失。女儿哭着央求母亲，请她无论如何帮助把孩子养大，看来他们当时已经抱定为这场运动献身的信念了。
在祖母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收到父母来信，说郑州局面已经趋于稳定，造反派当局也开始讲究政策，叫我们回去。本来嘛，躲在外面，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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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回乡后，父亲和大伯都回去探望过她。这对生活在孤独中的老人，也许是一丝安慰吧。一九七0年秋季，我已经下乡插队两年。抽到水库工地当临干，也将近一年。中间给祖母写过几回信，还用自己积攒的津贴费，给她寄过一些药品。母亲来信，叫我抽时间回仪征看望祖母。我下乡的地方邻近安徽，到仪征路程比郑州还方便。
我在工地上请了假，领导很照顾我，允许我带薪休假半个月。我坐汽车转火车，经由六安、合肥、芜湖、南京回到仪征。这一路我的心情比较放松，所以更加留意沿途景观。此时的南京长江大桥已建成通车，火车轮渡还没有停止使用，但是多用于非直达的货运列车。过桥的时候，我看着窗外江面，两艘巨大的火车渡轮满载车皮，在江中缓缓行进。虽然时隔两三年时间，我好像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不少。除了给祖母买的药品，我还在芜湖买了一些食品和糖果，准备分送姨妈家的孩子和祖母的近邻，东西多少，是个人情吧。
这次回去，祖母很高兴，她老人家看上去苍老不少，脊背也更显驼了。我带着简单的礼品，去看望了窦老师一家和赵老太，窦老师已经调到县公安局工作，我去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吃饭，他的岳母赶快起身招呼我，还按当地接待贵客的礼节，特地给我沏了一杯红糖茶。
婆婆已经故去，她的大孙女被父亲接去了新疆伊犁，小孙女跟在姨妈这边。姨妈的两个女儿都已经下乡插队，大表姐夫妇在县革委会工作。
姨妈家的人也把我当做成年亲戚接待，他们很正式地请我吃了饭，大表姐还邀请我在县革委大礼堂观看了当地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演出的现代京剧。
这次我在故乡住了十天，心无旁骛，很认真地陪伴祖母，帮她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知道老人家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我从小受祖母抚育，回乡探望，也是代父母尽孝的意思。有时搀着老人出门走走，祖母将近八旬岁高龄，拄着拐杖，尚能够迈着蹒跚地步子上街，有一次居然还走到鼓楼附近。
鼓楼边上有一家照相馆，我提出和想她照个合影，祖母说自己年纪老了，形象不好，不再愿意照相。后来想起来觉得很后悔，其实我当时要坚持一下，伊也许就去了，如今还能留下一张祖孙两人的合影。
和祖母说话，我也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题，但是心里的深层想法，却从不敢露出，就是老人一旦卧病，谁能在床前伺候她，陪伴老人度过最后的时光。父母当时在扶沟的五七干校，前途未卜，也没有固定的居所。虽然母亲几次提起把老人接出来，但是在当年的形势下，实施起来是有困难的。我知道父母的难处，是怕老人再跟着他们颠沛流离，担惊受怕，老人已经经受不起折腾了。
因为心里有这些想法，所以我竭力和姨妈一家保持亲近的关系，祈望她们在关键时候能给老人更多的抚慰和照顾。这也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至于大伯和父亲对姨妈有过什么托付，就不得而知了。
离开祖母的时候，老人家从床头的手帕包里，拿出二十元钱要给我，这些是大伯和父亲寄给她的生活费里省下的，我说什么也不肯要。祖母坚持说，我这么大年纪，不知道哪一天，眼一闭，这些钱还有什么用呢？你拿了去，省着点花吧。
这一次，竟成了我和老人家的永诀。
发表于 2020-9-25 07: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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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5 08: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