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形式主义
一天，我俩进入“预定目标”---中后旗一家大的供销社。供销主任姓刘，他得知我们的来意，说是早有耳闻，他放心。于是，便领我们去看“现场”，那是一面临街的山墙，虽不宽，但很高，画毛主席在麦克风前讲话的最新照片，再好不过了，我极度兴奋。心算一下，完工后，总能挣他个千数来元吧！
我见刘主任，是个实在人，办事一板一眼，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于是，相见恨晚，聊个没完。他说要去厕所，我跟了去。他解大手，我也蹲下来。可一看那茅坑，深得吓人，足有三五米！回想起来，都感到心惊肉跳。我不敢再看第二眼，忙翘起头，滔滔不绝地谈论时事政治。比如，最近党中央反对形式主义，主席对像章制作问题作了“还我飞机，还我长城”的最新指示。他听了，一惊，忙问，“真的吗？”我神气地答道：“不信，你读读今天的人民日报啊！”我摆出一副关心国家大事的当代好青年的样子。他侧过脸来，又认真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正在“拉把把”，被别人再三盯住看，感到很不自在。
其实，令我更不自在的事，在第二天一早，发生了。
刘主任板着严肃的面孔，对我说：“小田师傅，这画主席像的事，我们决定不干了。你整天看报纸，对贯彻上级精神的事，一定能理解！”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但心里却感到十分沮丧。一种酸楚的味道正从喉管里往上翻，我真想给自己一个大巴掌！
画匠婚姻
虽然，公家的活儿不好挣了，但画腰墙，还是火爆的。没想到，这年冬天，我们真的践约，如数缴纳副业费。村里分红时，每个工分都涨了两分钱。要知道，那年分红，每工工值才有1角6分钱！刘队长乐了，全村社员都乐了。1968年冬，我们又“续约”了。
那年春节，王晶找机会回京探亲，匆忙之间，不见身影。我独自一人去了乌加河畔的石兰计公社，那里有很多好朋友，可以伴我自由自在地过个年。那是个半农半牧区，也是蒙汉混居地。过年时，蒙古族孩子们也被大人灌了酒，如同机械玩具被“上足了发条”，疯跑起来，挨家挨户地去“拜年”，惹得全村喜气洋洋。可是，有的倒霉蛋儿倒在渠沟中睡着了，一夜间，弄坏了身子骨，甚至，终身残疾。
这里有过年打秋千的习俗。一、两丈高的秋千立柱，悠起来离地四、五米，那感觉十分惬意。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喜爱逗乐，边荡边说笑：“我田侉子过年不想家，一心为东家把腰墙画！不想家，不想家----”突然，我的两腮有湿漉漉，冰泠泠的感觉。跳下秋千，用手一摸，才知道：那是泪痕。
农民朋友中，有用心机的人。樊大哥看出我的心思，就说：“想家是人之常情，谁能没有家呢？北京的家回不去，不如就在这里安个家吧！”接着，他拐弯抹角地向我介绍他的妹妹。她妹妹长得不好看。于是，他又吹风道：“好菜费饭，好老婆费汉。”意思是娶不漂亮的女人做妻子，省心。不管怎么说，我对她妹妹，实在没感觉。但内心中，一种“求偶成家”的冲动却油然而生。
离开石兰计，我跑回白脑包，向一位女知青同胞闪电般地求婚。我站在她面前，感到浑身的热血已经沸腾。我看她也是满脸涨得通红，正想再迈一步，与她贴得更近。不料，她睁大眼睛，又眨动一下，认真地说：“向毛主席保证！我已经响应党的晚婚号召，在40岁之前，不谈恋爱！”正如一个鼓胀的大气球被戳了一个洞，我蔫了。
这时，王晶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它不仅带来了北京的风味小吃，还把他在古建队中工作的姐姐的师傅介绍给我，向我传授了古建画工的知识和技能，这使我的画功，又上一层楼。但是，王晶发现，我干活儿的时候总有点心不在焉，于是，几句话套出我的心思，哈哈一笑，“放心吧！这事好办。我说书唱戏时，往场子周围盯仔细点，绝不会放跑一个好姑娘！”
说话间，到了小召公社的爱丰二队，给郝木匠家画腰墙。郝木匠是沙县人，至今口音还很重。他长得浓眉大眼，眼窝深陷，鼻梁方挺，结构分明，留着两撇稀疏的黄胡须。他家里除了老伴儿，孩子们也有这种巴尔干人种的面貌特征。中国历史上曾记载有几次吉普赛人入境流浪，却不知他们后来究竟去哪儿了？郝家族是否就有其血缘关系呢？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木匠有三儿一女。二儿子郝步成在白脑包教书，跟知青小组混熟了，就把我们搞“科学实验”的酒精偷走，兑上水，当烧酒喝。是他给我们介绍的活儿。她妹妹叫兰花，高高的个头，巴尔干人的美貌特征，令我联想到伦勃朗油画中的美女形象。王晶见了，对我说：“老弟，你跟紧点，我去撺掇步成，咱俩内外夹击，看来有门！”
于是，又一场闪电般的“求爱”，开始了。其实，那时的所谓求爱，既简单，也粗犷，没有长时间的促膝谈心，没有相互拥吻的肌体接触，更没有少数民族那种激情豪迈的对歌和共舞。只不过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或是只见对方莞尔一笑，便立马感到全身都在震颤！
几天后，我们正在村里另一家画腰墙。郝木匠跑来聊天。炕头围坐着很多人，有人问：“郝木匠，你为步成娶媳妇准备好盖新房的钱了吗？”他信心满满地说：“没问题。除了积蓄，还有我的女婿---”话没说完，就有人接了话音，“女婿在哪儿？是不是在他老丈人腿肚里转筋哪？”
屋子里一场哄堂大笑。我却心跳脸红地面向墙壁，极力掩饰着爆炸式的狂喜。心想，“彩礼钱的事，北京家里一定能为我想办法的。我要告诉这个贪财的老家伙儿！”
第二天一早，我对王晶说,“我和未来的‘岳父’昨晚约定，七月初六喝订婚酒，还有几天。你去帮我打十几斤酒吧！还有烟糖茶果，要快！”王晶用京剧丑角的腔调答道，“得了，您就等着听好吧，您那！”
七月初六那天，一切齐备，就等订婚酒宴一开，我的终身大事就算定了。临近晌午，那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日头火辣辣的，门前柳树中尖厉的蝉叫声，如同用一把钝齿的钢锯在拉我的心。过了12点，当生产组长的兰花，才带人扛着锄头回来。她一进家，就去了她爸那里，爷俩嘀咕起来。我蜷缩在侧房中，紧张地等候消息。
不一会儿，消息来了。郝木匠将他的两只金鱼眼鼓了一下，说，“没办法，我闺女不同意。”“为什么？”“不知道。”--- ---我只觉天旋地转，两眼冒金花。
清醒后，王晶告诉我更坏的消息。他说：“刘队长的‘情报’工作真了得，知道你不好好画画，光顾找对象。他给了两个政策：第一，对象找成了，恭贺你，副业费能交多少算多少；第二，若找不成，副业费一个子儿不能少，少了就罚！”看来，我只剩下一条生路了。
郝步成很尴尬，忙又介绍我们去他舅舅那里画腰墙。
那是份子地公社红旗六队。村子旧名叫“韩三圪旦”。那里民风淳朴，勤劳务实，热心善良。步成的舅舅叫白财，老伴儿早逝，膝下有一儿两女。大闺女因姐姐年幼夭折，叫“白二女”，年逢十八，妹妹还小。
我俩给她和她二姑家画了两幅腰墙，又在村里一连画了好几家。于是，有充裕的时间，落实副业费的去向。王晶用界尺画着线，眨了眨他那双晶亮的小眼睛，帮我分析道：“二女和兰花都是大眼睛。但是，二女的眼大有神，兰花却是眼大无神。”“嗯，你这话太经典了，说到我心窝里去啦！”
其实，我的择偶目标，原本也是心气儿蛮高的：一要知识女性，二要志同道合。但是，在文革中，我深受出身不好之苦，便决意要找一个根红苗正的对象。二女是贫农，纯“无产者”，多棒啊！至于“志同道合”，求之不得，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即是：“贤妻良母”呗！
这次，我必须要和二女单独谈谈。她二姑给了我俩机会。上门闩，热炕头，灰暗的光线，小闹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她盘着腿，正襟端坐，目不斜视，等我发问。由于兰花是她大姑家的妹妹，所以，我一上来，就谈起和兰花家的这段经历，并反问：“这事要是你，是不是也一样？”
“绝对不会！”她闪动着那双充满纯真和稚气的大眼睛，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什么？”
“兰花怕她爸为她哥娶媳妇花费了她的彩礼钱，所以不认亲。我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只要你对我好，我就跟你一辈子！”
“要是你爹不同意呢？”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人！”
我知道，从村里到村外，她爹已经给她说过好几个对象，都没中意。如果，这回爷俩儿叫起板来，该怎么办呢？我心里打了鼓。他鼓励我说：“不怕，我爹没主意，会听我二姑的。”
我再次请王晶备酒，备烟酒茶糖，又到了喝酒订婚的那一天。
时过晌午，还不见“未来的岳父”。据说，他是去杭锦后旗团结大队的“马二圪巴”，征求二女舅舅们的意见。她有九个舅舅，最亲近的，也有三个。若再出个“枝枝杈杈”，咋办？王晶说：“老弟，你再让我驮一次酒，那自行车可就放炮啦!”“行了，别添堵啦！”
阳婆儿西下，彩霞满天。村庄笼罩着炊烟与牧归羊群扬起的土尘，合成金色的暮霭，弥漫在村口处。突然，二女她爹头罩着陈永贵式的白毛巾，骑车回来了。整个身影都被圈着金色的轮廓光。但，回家后，闷不作声。我和二女在她二姑家。二姑当过妇女队长，是一位敢作敢当的爽快女人。她叫上老伴儿，说，“咱俩去！”推开屋门，又拧回头来，问我：“能不能一辈子对我家二女好？”我也同样坚定地回答：“能！”他们去了，过了很久，才回来。一进门，二姑就说：“画匠，去吧！我们说定了。二女的娘舅家怕外甥女，找个游手好闲的手艺人，吃一辈子苦。所以，鼓励白家找个能吃苦耐劳的种地的女婿。我俩跟他说，小田在队里割麦子，一天能割二亩多地，难道还不算是能吃苦的人吗？”--- ---
就这样，事情搞定了。1969年底，副业费只交了两千元，没有听到全村一句埋怨声。王晶的自行车也没有放炮。
| 
发表于 2013-10-4 16:58:00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