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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历来反感“饥寒起盗心”之徒，也不屑于与偷鸡摸狗之辈为伍，但我更恨暗地告密的奸佞小人。我怎么可能与其同流合污呢？ 怀疑猜忌和中伤依然在知青中蔓延。没有人站出来公开与我理论，我无法自证清白，更无处鸣冤。 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盗用我的名义告密？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向来与世无争，从未在知青中得罪过谁呀。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除了继续忍受白眼和误解，我又能怎么样呢？随它去吧。 告密信没有奏效，佘某还是被省水电学校录取了。 一年后，我与小青一起造访原知青办主任周立金。自我介绍之后，周很奇怪地问：“你就是王安平？”“是啊。”“你与竺某有啥矛盾？”“没有啊。”“那她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写举报信呢？” 天哪，陷害我的人竟然会是她！ 这真应了那句古老的名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竺某是本公社三个留守知青中的唯一女生,在佘某相邻的小队落户。她曾告诉我，同伴们离去后，为预防不测，孤身一人的她每到夜晚就紧闭门窗，就寝时绝不会忘记在床头放一把锋利的柴刀。 我同情她的处境，更钦佩她的勇敢与坚强。在原先离去的同学和我的眼中，她是既善言谈又活泼大方颇有教养的女子，这从大家送给她的雅号—“博士”便可见一斑。 她对我俨然以大姐自居，曾用“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安慰屡遭“政审”打击抑郁沮丧的我。而我也乐于在偶尔搭伴赶场时充当她的临时保镖。 此刻，她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轰然坍塌，剩下的只有愤怒、鄙视和厌恶。 显然，当初她企图一箭双雕，用告密信阻止佘某进入水校以便自己取而代之，同时将告密者的恶名转嫁到我的头上。 可怕又可恶的女孩！ 真相大白。我却无力诏告天下洗刷冤屈。因为那些留守知青们早已带着对我的误解陆续离开了农村。而竺某也悄悄转点不知去向。 1998年12月30日，我应邀参加本校（贵阳市第十六中学）赴天柱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会。 之前我反复考虑怎样找竺某算帐：是单独质问她？还是当众揭露她？我太想出出这口憋在胸中长达24年的恶气了。如果她主动赔礼道歉，我能不能原谅她？我该不该原谅她？ 竺某没有出现。 今年（2008年），我又将参加本校“老三届”同学离校暨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会。但我已经没有找竺某算帐的冲动和与她理论的兴趣了。 年近花甲，昔日的怒火和怨恨已趋于平静。回顾历史，我以为是畸形的年代让竺某产生了畸形的心理，是特殊历史时期恶劣的政治环境扭曲了她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又何尝不是可怜又可悲的受害者呢。 当然，这绝不能成为她告密和陷害别人的理由！ 我想类似竺某这样的告密者在当年的知青中也许不乏其人，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丑陋行为，真诚认真地反思和忏悔，也许会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吧？ 因为我深信，道德法庭只对道德尚存良知未泯的人具有威慑力。 仅此而已。 2008-1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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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08:09:00
发表于 2014-3-13 08: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