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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泊走到叶知秋家门口时,迎接他的照例是他们夫妻的争吵声,这一次又是钱惹的祸。原来叶知秋工厂的经营模式一点没变,依然还是有钱全部分完,需要钱的时候大家再一起凑集资。这一次因为有些工人拿不出钱来,叶知秋想多出一点,他爱人却死活不肯。
“知秋兄,你这种经营模式一定得改,不然总有一天玩不下去。”高泊又劝说起来。
“怎么改?改成资本主义模式吗?”叶知秋依然固执地说,“你今天怎么上班时间来串门了?”
“是这么回事,文化宫想收回房子。原因是有人举报到国务院,举报信刊登在国务院的内参上,说我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看来读书会是办不成了。国务院内参的事他们都不知道,你也不要说。我想读书会最好先解散,以后设法东山再起,希望你明天开会时支持我。”高泊说。
叶知秋一听,脸色突变,眼神渐渐黯了下来,仿佛两年前刚刚点亮的那盏灯,瞬间又被同一双手掐灭了。
“不行!我们要誓死抗争!”叶知秋坚定地说。
“不解散读书会将牵连许多无辜的人,尤其是邓行健那个忠厚人,他好不容易当上文联主席,我怎么忍心连累他呢?”高泊说。
叶知秋一听,默默低下头再也没啃声。
第二天晚上,大家聚集到读书会大厅,邓行健和杨建国依然没有来,他们都写了便条,想把投票权从两位女士手中转给高泊,但张伟彦和刘宏毅坚决不同意,高泊没办法只好依旧由唐心蕊和李月华代替他们投票。投票前高泊和张伟彦之间爆发了激烈争论。
“我坚决不同意解散读书会。谁解散读书会,谁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张伟彦说。
“对!我们要抗争到底,绝不做革命的叛徒!”刘宏毅立即附和。
“读书会的初衷是为了文化交流和思想探讨,很多人出钱出书出力并没有其他目的,更不想惹祸上身惹,今天既然办不下去了,自然得让他们全身而退。”高泊说。
“那我不管!既然上了同一条船,就要一起同舟共济,哪有中途退缩之理?”
“你这不是裹胁吗?既然为了自由民主,我们就不能强人所难。”高泊说。
“强人所难怎么啦?强迫一个人干正确的事有什么不对?”张伟彦咄咄逼人地质问起来。
“讲民主就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应该充分尊重他人的自由。”高泊说。
“‘读书会的自由讨论氛围能培养人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的培养是民主革命的基础。’这话是你说的吧?既然是一个民主阵地,为什么要解散?你说!你回答我!”张伟彦步步紧逼道。
“并不是我要解散,而是文化宫要收回场地,我们没法继续下去了。”高泊说。
“那就和他们斗,我们坚决不走看他们怎么办!”张伟彦说。
“我们有租赁合同,他们要收回房屋,我们就和他们打官司!”刘宏毅说。
“租赁合同只签了一年,后来他们不要租金反而拿钱给我们,也就没再签了,这你们都是知道的。”高泊说。
“那也不管,我们可以发动会员来保卫读书会。”张伟彦说,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刘宏毅、叶知秋、李临风、唐心蕊、李月华、王实的支持。
“你们想过结果吗?如果演变成政治事件,谁来承担后果?”高泊说。
“我来承担!”张伟彦说。
“也算我一个!”刘宏毅紧接着说。
“每个人都有权干自己想干的事,但他没有权力强迫别人干他不愿意干的事。”高泊坚持说。
后来张伟彦坚持进行表决,高泊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投票表决并不能决定读书会解散与否。这一次,高泊深深感到个人的孤独无力,也深深体会到盲目的群体意识之可怕。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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